二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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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戴（戴聖）、慶氏（慶普）。
《春秋》博士二：顔氏（顔安樂）、嚴氏（嚴彭祖）。
到漢獻帝時，立的博士就更多了。
這許多書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傳》。
漢武帝特别重視《公羊傳》，這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義來進行自己的統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講“大一統”。
“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王正月”，本來并沒有别的意義，春秋時，各國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為歲之始）、有建醜（以十二月為歲之始）、有建寅（以正月為歲之始），各不統一。
“王正月”，隻是說按照周曆，以十一月為歲之始，來統一曆法。
漢武帝則利用這句話，作為政治統一的根據。
武帝表面上尊崇儒家，實際上殺人很多，用的是法家的刑名之學。
《公羊傳》說：“君親無将，将而必誅。
”意思是說，臣子對君父不能有弑逆的念頭，如果有的話，就可以把他殺死。
這個論點很合乎漢武帝随便殺人的意思。
《公羊》傳又說“複九世之仇”，這也很合漢武帝借口替高祖複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
《公羊》興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師——董仲舒。
董仲舒非常好學，用功讀書“三年不窺園”。
董仲舒的同學胡母生，把《春秋》經義系統化，由于他們兩人的關系，《公羊》成了五經中地位最高的一經。
漢武帝獨尊儒家，歸根到底是尊《公羊》。
今文、古文争得很劇烈。
西漢立的十四個博士，都是今文博士，古文一直到王莽時才立博士。
今文博士堅決反對古文立博士，也就是反對古文經學成為官學。
古文經學的提倡者劉歆，曾寫了一篇《移讓太常博士書》斥責今文博士。
今、古文之争，實際上是齊、魯之争。
魯的學風比較樸實保守，接近于孔子的講法；齊學比較浮誇，好講陰陽五行。
魯學要把孔子神化，儒學宗教化，一直是看不起齊學。
從孟子起，就看不起齊學。
他說：“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又說，齊人隻知管仲、晏子，其餘一概不知。
又如，叔孫通定朝儀，到魯國去請30多個儒生，其中有兩人不肯來，并說，你侍候的主人将近七個了。
又說，那能随便講禮，要行百年仁政始能講禮。
叔孫通則笑他們是“鄙儒”，不識時宜，于此可見齊魯之風的不同。
武帝偏袒今文，喜好《公羊》，曾經叫治《穀梁》的江公與董仲舒辯論。
仲舒通五經，善作文；江公“讷于言”（不善說話）；丞相公孫弘也是學《公羊》的。
結果，自然董仲舒勝利了。
于是江公就不能充當博士。
由于江公的失敗，穀梁也不得立為官學。
漢武帝的太子（戾太子）原先跟董仲舒學《公羊》，後來他又去學《穀梁》，并且很喜歡《穀梁》傳。
漢宣帝是戾太子的孫子，他聽說自己的祖父喜歡《穀梁》，就去找學《穀梁》的人，找到了榮廣、皓星公。
兩人都是江公的學生。
榮廣口才很好，與董仲舒的學生眭孟辯論，榮廣勝利了。
但是還不能立《穀梁》為博士，于是，宣帝去找了十個最聰明的青年人（其中有劉向）學《穀梁》。
最後叫他們跟《公羊》家辯論。
太子太傅肖望之也站在《穀梁》方面。
《公羊》派參加辯論的有嚴彭祖、尹更始等，雙方各五人，結果自然《穀梁》勝利，從此，《穀梁》才立于官學。
可見某一學派立于官學是不容易的。
漢人最重師法，師法是不能改的，隻準按照老師的樣子講。
傳《易經》的孟喜，其師為田王孫。
孟喜好吹牛，詐稱田王孫臨死時曾傳給他一本講陰陽災異的書。
他的同學梁丘賀揭露也說，田生死時，送終的是施雠，你那時到東海去了，根本不在側。
宣帝聽說他不守師法，就不準他做博士。
漢初儒者沒有官做，武帝始用儒生公孫弘為丞相。
公孫弘本來是東海的牧豬人，學《公羊》，為人“曲學阿世”。
武帝召集全國文士考試，他考第一。
官位升得很快，于是人們争着學《公羊》。
武帝時，五經博士教授的學生每一經隻有10人，全國博士弟子一共隻有50人。
博士弟子可以“複其身”，即可以一輩子不要服徭役。
成績優良的，可以作官。
故士人争為博士弟子。
漢昭帝時，博士弟子增至100人。
宣帝時博士弟子增為200人。
漢元帝時，漢朝已走下坡路了，但因為剝削嚴重，表面上顯得很富庶，故有博士弟子1000人。
漢成帝時，有人說，孔子一布衣，尚有弟子3000人，皇帝不應比孔子少，于是，太學弟子也增為3000人。
後來由于負擔太重，仍降為1000人。
王莽時，博士弟子一年考試一次，考上甲科，可做郎中；考上乙科，可做太子舍人；考上丙科，可補文學掌故。
弟子們雖不得大用，但可求個出身。
漢武帝特别重視《公羊》，因為《公羊》可以與刑名之學配合。
《公羊》講災異，這也有些好處。
因為皇帝很專制，沒有人敢批評，可以用災異來告誡皇帝。
災
《春秋》博士二：顔氏（顔安樂）、嚴氏（嚴彭祖）。
到漢獻帝時，立的博士就更多了。
這許多書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傳》。
漢武帝特别重視《公羊傳》，這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義來進行自己的統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講“大一統”。
“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王正月”，本來并沒有别的意義，春秋時，各國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為歲之始）、有建醜（以十二月為歲之始）、有建寅（以正月為歲之始），各不統一。
“王正月”，隻是說按照周曆，以十一月為歲之始，來統一曆法。
漢武帝則利用這句話，作為政治統一的根據。
武帝表面上尊崇儒家，實際上殺人很多，用的是法家的刑名之學。
《公羊傳》說：“君親無将，将而必誅。
”意思是說，臣子對君父不能有弑逆的念頭，如果有的話，就可以把他殺死。
這個論點很合乎漢武帝随便殺人的意思。
《公羊》傳又說“複九世之仇”，這也很合漢武帝借口替高祖複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
《公羊》興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師——董仲舒。
董仲舒非常好學，用功讀書“三年不窺園”。
董仲舒的同學胡母生，把《春秋》經義系統化，由于他們兩人的關系，《公羊》成了五經中地位最高的一經。
漢武帝獨尊儒家，歸根到底是尊《公羊》。
今文、古文争得很劇烈。
西漢立的十四個博士，都是今文博士，古文一直到王莽時才立博士。
今文博士堅決反對古文立博士，也就是反對古文經學成為官學。
古文經學的提倡者劉歆，曾寫了一篇《移讓太常博士書》斥責今文博士。
今、古文之争，實際上是齊、魯之争。
魯的學風比較樸實保守，接近于孔子的講法；齊學比較浮誇，好講陰陽五行。
魯學要把孔子神化，儒學宗教化，一直是看不起齊學。
從孟子起，就看不起齊學。
他說：“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又說，齊人隻知管仲、晏子，其餘一概不知。
又如，叔孫通定朝儀，到魯國去請30多個儒生，其中有兩人不肯來，并說，你侍候的主人将近七個了。
又說，那能随便講禮，要行百年仁政始能講禮。
叔孫通則笑他們是“鄙儒”，不識時宜，于此可見齊魯之風的不同。
武帝偏袒今文，喜好《公羊》，曾經叫治《穀梁》的江公與董仲舒辯論。
仲舒通五經，善作文；江公“讷于言”（不善說話）；丞相公孫弘也是學《公羊》的。
結果，自然董仲舒勝利了。
于是江公就不能充當博士。
由于江公的失敗，穀梁也不得立為官學。
漢武帝的太子（戾太子）原先跟董仲舒學《公羊》，後來他又去學《穀梁》，并且很喜歡《穀梁》傳。
漢宣帝是戾太子的孫子，他聽說自己的祖父喜歡《穀梁》，就去找學《穀梁》的人，找到了榮廣、皓星公。
兩人都是江公的學生。
榮廣口才很好，與董仲舒的學生眭孟辯論，榮廣勝利了。
但是還不能立《穀梁》為博士，于是，宣帝去找了十個最聰明的青年人（其中有劉向）學《穀梁》。
最後叫他們跟《公羊》家辯論。
太子太傅肖望之也站在《穀梁》方面。
《公羊》派參加辯論的有嚴彭祖、尹更始等，雙方各五人，結果自然《穀梁》勝利，從此，《穀梁》才立于官學。
可見某一學派立于官學是不容易的。
漢人最重師法，師法是不能改的，隻準按照老師的樣子講。
傳《易經》的孟喜，其師為田王孫。
孟喜好吹牛，詐稱田王孫臨死時曾傳給他一本講陰陽災異的書。
他的同學梁丘賀揭露也說，田生死時，送終的是施雠，你那時到東海去了，根本不在側。
宣帝聽說他不守師法，就不準他做博士。
漢初儒者沒有官做，武帝始用儒生公孫弘為丞相。
公孫弘本來是東海的牧豬人，學《公羊》，為人“曲學阿世”。
武帝召集全國文士考試，他考第一。
官位升得很快，于是人們争着學《公羊》。
武帝時，五經博士教授的學生每一經隻有10人，全國博士弟子一共隻有50人。
博士弟子可以“複其身”，即可以一輩子不要服徭役。
成績優良的，可以作官。
故士人争為博士弟子。
漢昭帝時，博士弟子增至100人。
宣帝時博士弟子增為200人。
漢元帝時，漢朝已走下坡路了，但因為剝削嚴重，表面上顯得很富庶，故有博士弟子1000人。
漢成帝時，有人說，孔子一布衣，尚有弟子3000人，皇帝不應比孔子少，于是，太學弟子也增為3000人。
後來由于負擔太重，仍降為1000人。
王莽時，博士弟子一年考試一次，考上甲科，可做郎中；考上乙科，可做太子舍人；考上丙科，可補文學掌故。
弟子們雖不得大用，但可求個出身。
漢武帝特别重視《公羊》，因為《公羊》可以與刑名之學配合。
《公羊》講災異，這也有些好處。
因為皇帝很專制，沒有人敢批評，可以用災異來告誡皇帝。
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