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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
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高則出于衆，出于衆則奇矣。
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鳳之音不得不锵于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
非有意于先之也，乃自然也。
（《全唐文》卷六八五） 又《答李生第二書》： 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
……《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途，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全唐文》卷六八五） 《答李生第三書》： ……生以松柏不豔比文章，此不知類也。
凡比必于其倫，松柏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
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文章比也。
（《全唐文》） 從皇甫湜答李生書裡，可以看到李生是有不同意見的。
像《第二書》裡講到李生認為“夫謂之奇，則無正矣”，湜認為“然亦無傷于正也”。
李生認為“謂之奇，即非常矣”，湜認為“無傷于正而出（離）于常，雖尚之亦可也”。
下面他就用“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途，載鬼一車”的話來作說明。
這其實是不恰當的。
怎樣的奇才能無傷于正，出（離）于常亦可？這個奇是指文章的奇，文章是反映生活的，生活中有的事出于常人意想之外而合于事理，因為出于常人意想之外，是奇，是離于常，但又合于事理，是無傷于正，離常亦可。
反之，那就不行了。
“載鬼一車”，“龍血玄黃”，作為蔔卦的卦爻辭是可以的，用來說明文章中反映生活的奇，就傷正失常了，因為它是生活中所沒有的。
比方記事，把事情的真相記出來，就合于正和常；求奇而不把事情的真相記下，便要傷正失常了，皇甫湜記韓愈事的文章即頗病于此。
在《第三書》裡，湜稱：“生以松柏不豔比文章”為“不知類”，也不恰當。
文章有的樸實無華，像松柏，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要講文采的。
像記事的文章，要求把事實确切記下來，事實怎樣就怎樣記，不能背離事實去追求虎變豹變。
湜的記叙文的失敗，于此恐也有關。
湜又稱“所言《詩》《書》之文不奇，舉多言之也，易處多，奇處少爾。
《易》文大抵奇也，易處幾希矣”。
李生認為《詩》《書》的文章，平易的多，怪奇的少；湜用《易經》的文章大抵奇來駁他。
這也不夠正确。
《易經》的卦爻辭是占蔔用的，《詩經》《書經》才是反映生活的，反映生活的文章應該易處多，奇處少，李生的話是對的。
寫反映生活的文章，是不能用卦爻那樣的文辭來寫的。
紀昀說湜的論文持論平允，他既求奇，持論又怎麼平允呢？原來在理論上求奇與在記事上求奇不同，在理論上求奇，求自己的理論不同于别人，隻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還是可以的。
如《孟子荀子言性論》，他就是反對孟子言性善，又反對荀子言性惡，卻能言之成理，所以是可以的。
他舉出“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說明有的人性不是惡的；又引“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溪壑之心”，說明有的人性不是善的。
“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于聖人，皆一偏之說也”（《全唐文》卷六八六）。
他的求奇，即既反對孟子性善說，又反對荀子性惡說，卻又認為：“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于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緻，異派而同源也。
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于外，情動于中，然後之惡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
荀子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于教，然後知焉。
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于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欲求善良者也。
一則舉本而推末，一則自葉而尋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緻，異派而同源也。
”他這樣講性，跟他老師韓愈的《原性》講得不同。
韓愈沒有講“即二子之說”，“殊趨而一緻，異派而同源”，他的講法不同于他老師之說，這即他的求奇，而言之成理，所以無傷于正，是平允的。
他又作《喻業》，用種種比喻來講各家文章的風格，也是好的。
如稱“韓吏部（愈）之文，如長江大注，千裡一道，沖飙激浪，汙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
李襄陽（翺）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瞥然高遠”（《皇甫持正文集》卷一）。
湜的文章叙事尚奇崛，不能按照事實真相來寫，叙述不明，就不行了。
如《韓文公神道碑》： ……方鎮反，……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蚖虺。
先生奉诏入賊，淵然無事所行者。
既至，召衆賊帥前，抗聲數責，緻天子命，問辯而銳，悉其機情。
賊衆懼伏。
賊帥曰：“惟公指”。
公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意而複。
…… 湜的文章尚奇崛，叙事不按照事實真相來記叙，使人看不明白。
試引李翺《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來作對照： ……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為節度使，诏公往宣撫。
……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
及館，甲士羅于庭。
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
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
”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将帥材，故賜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
”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故鎮帥王武俊）為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将為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苦猶記得，乃大好。
且為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受旌節……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複何道？”衆乃歡曰：“侍郎語是。
”廷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将，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
”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
”（《皇甫持正文集》卷六） 看了皇甫湜的叙事，簡而不明，不知所雲，要看李翺的叙述才明白。
在叙事上，李翺就這樣勝過皇甫湜。
說明皇甫湜求韓愈的奇崛，還沒有學會韓愈的叙事。
3．孫樵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樵嘗得為文真訣于來無擇，來無擇得之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韓吏部退之。
”（《孫樵集》卷二）皇甫湜學韓愈的奇崛，在叙事上沒有學好。
孫樵也學皇甫湜的愛奇，但能歸于正，則勝于湜。
他在上信中又說： 鸾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
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
譬玉川子（盧仝）《月蝕詩》，楊司城（楊敬之）《華山賦》，韓吏部（愈）《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
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
這裡也是講奇，要“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
但又要“中病歸正”。
他看到尚奇的可能
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高則出于衆，出于衆則奇矣。
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鳳之音不得不锵于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
非有意于先之也，乃自然也。
（《全唐文》卷六八五） 又《答李生第二書》： 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
……《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途，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全唐文》卷六八五） 《答李生第三書》： ……生以松柏不豔比文章，此不知類也。
凡比必于其倫，松柏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
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文章比也。
（《全唐文》） 從皇甫湜答李生書裡，可以看到李生是有不同意見的。
像《第二書》裡講到李生認為“夫謂之奇，則無正矣”，湜認為“然亦無傷于正也”。
李生認為“謂之奇，即非常矣”，湜認為“無傷于正而出（離）于常，雖尚之亦可也”。
下面他就用“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途，載鬼一車”的話來作說明。
這其實是不恰當的。
怎樣的奇才能無傷于正，出（離）于常亦可？這個奇是指文章的奇，文章是反映生活的，生活中有的事出于常人意想之外而合于事理，因為出于常人意想之外，是奇，是離于常，但又合于事理，是無傷于正，離常亦可。
反之，那就不行了。
“載鬼一車”，“龍血玄黃”，作為蔔卦的卦爻辭是可以的，用來說明文章中反映生活的奇，就傷正失常了，因為它是生活中所沒有的。
比方記事，把事情的真相記出來，就合于正和常；求奇而不把事情的真相記下，便要傷正失常了，皇甫湜記韓愈事的文章即頗病于此。
在《第三書》裡，湜稱：“生以松柏不豔比文章”為“不知類”，也不恰當。
文章有的樸實無華，像松柏，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要講文采的。
像記事的文章，要求把事實确切記下來，事實怎樣就怎樣記，不能背離事實去追求虎變豹變。
湜的記叙文的失敗，于此恐也有關。
湜又稱“所言《詩》《書》之文不奇，舉多言之也，易處多，奇處少爾。
《易》文大抵奇也，易處幾希矣”。
李生認為《詩》《書》的文章，平易的多，怪奇的少；湜用《易經》的文章大抵奇來駁他。
這也不夠正确。
《易經》的卦爻辭是占蔔用的，《詩經》《書經》才是反映生活的，反映生活的文章應該易處多，奇處少，李生的話是對的。
寫反映生活的文章，是不能用卦爻那樣的文辭來寫的。
紀昀說湜的論文持論平允，他既求奇，持論又怎麼平允呢？原來在理論上求奇與在記事上求奇不同，在理論上求奇，求自己的理論不同于别人，隻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還是可以的。
如《孟子荀子言性論》，他就是反對孟子言性善，又反對荀子言性惡，卻能言之成理，所以是可以的。
他舉出“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說明有的人性不是惡的；又引“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溪壑之心”，說明有的人性不是善的。
“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于聖人，皆一偏之說也”（《全唐文》卷六八六）。
他的求奇，即既反對孟子性善說，又反對荀子性惡說，卻又認為：“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于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緻，異派而同源也。
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于外，情動于中，然後之惡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
荀子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于教，然後知焉。
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于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欲求善良者也。
一則舉本而推末，一則自葉而尋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緻，異派而同源也。
”他這樣講性，跟他老師韓愈的《原性》講得不同。
韓愈沒有講“即二子之說”，“殊趨而一緻，異派而同源”，他的講法不同于他老師之說，這即他的求奇，而言之成理，所以無傷于正，是平允的。
他又作《喻業》，用種種比喻來講各家文章的風格，也是好的。
如稱“韓吏部（愈）之文，如長江大注，千裡一道，沖飙激浪，汙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
李襄陽（翺）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瞥然高遠”（《皇甫持正文集》卷一）。
湜的文章叙事尚奇崛，不能按照事實真相來寫，叙述不明，就不行了。
如《韓文公神道碑》： ……方鎮反，……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蚖虺。
先生奉诏入賊，淵然無事所行者。
既至，召衆賊帥前，抗聲數責，緻天子命，問辯而銳，悉其機情。
賊衆懼伏。
賊帥曰：“惟公指”。
公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意而複。
…… 湜的文章尚奇崛，叙事不按照事實真相來記叙，使人看不明白。
試引李翺《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來作對照： ……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為節度使，诏公往宣撫。
……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
及館，甲士羅于庭。
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
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
”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将帥材，故賜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
”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故鎮帥王武俊）為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将為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苦猶記得，乃大好。
且為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受旌節……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複何道？”衆乃歡曰：“侍郎語是。
”廷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将，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
”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
”（《皇甫持正文集》卷六） 看了皇甫湜的叙事，簡而不明，不知所雲，要看李翺的叙述才明白。
在叙事上，李翺就這樣勝過皇甫湜。
說明皇甫湜求韓愈的奇崛，還沒有學會韓愈的叙事。
3．孫樵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樵嘗得為文真訣于來無擇，來無擇得之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韓吏部退之。
”（《孫樵集》卷二）皇甫湜學韓愈的奇崛，在叙事上沒有學好。
孫樵也學皇甫湜的愛奇，但能歸于正，則勝于湜。
他在上信中又說： 鸾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
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
譬玉川子（盧仝）《月蝕詩》，楊司城（楊敬之）《華山賦》，韓吏部（愈）《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
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
這裡也是講奇，要“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
但又要“中病歸正”。
他看到尚奇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