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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病”，要“歸正”，防制奇而失正，這就跟皇甫湜不同了。
湜認為奇不會失正，不會“中病”，孫樵卻看到了，要“歸正”。
他舉出的韓愈《進學解》，前面在《比較》裡指出《進學解》有“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是奇而歸于正的，所以成功。
皇甫湜的講奇，在叙事方面不免失正，再看孫樵怎樣。
他在《與高錫望書》裡說：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
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
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為實錄，非謂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汩其間哉？……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秃屑淺俗，别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
又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認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屍位浪職，雖貴必黜。
……（《孫樵集》卷二） 孫樵對于史文的記載是有研究的，是超過皇甫湜的。
他認為韓愈的《順宗實錄》還比不上班固，可見在史文上對韓愈也認為不夠。
對史中引用俚言，認為為了實錄，所叙人物，大惡大善必書，也要實錄。
像上引皇甫湜叙韓愈的事就違背實錄的要求。
按照孫樵文論的主張，再來看看他的文章，如《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裡，城嘉陵河南。
刺史崔樸嘗乘春，自上遊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
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
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
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
”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
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
會鹽鐵官奏重榷管（指征稅），诏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
易于視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刬去。
吏争曰：“天子诏所在不得為百姓匿。
今刬去，罪愈重。
吏止死，明府公甯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甯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
”即自縱火焚之。
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
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辄出俸錢，使吏為辦。
百姓入常賦，有垂白杖丈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
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
治益昌三年，獄無系民，民不知役。
…… 會昌三年（843），樵道出益昌。
民有能言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上請常期，不欲堅繩百姓，使賤出粟帛。
”“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
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
”“擒盜如何？”曰：“無盜。
”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
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
某人能擒若幹盜。
’縣令能得上下考者如此。
”邑民不對，笑去。
樵以為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為切。
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诏。
”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思之，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者，有史官在。
（《全唐文》卷七九五） 這篇記何易于事，記錄了何易于對上官的話，記錄了何易于和屬吏的對話，記錄了孫樵與益昌民的對話。
而皇甫湜記韓愈事，隻作“抗聲數責”、“詞辯而銳”、“公乃約之”，究竟韓愈說了什麼話，一句也沒有記，違反史講實錄的要求。
這篇記對事實作了具體記載，也勝過皇甫湜的記事不明白。
孫樵又稱“史家條叙人物，宜存警訓”，這篇後面講到何易于考評所以不高的話，帶有感歎，歸結到“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正符合他的“宜存警訓”的要求。
後來《新唐書》把何易于寫入《循吏傳》，正如孫樵所說。
孫樵還寫了《書褒城驿壁》，也符合宜存警訓的要求，是傳誦的文章。
就學習古文說，從學習傳誦的名篇，到學習一家的集子，到學習一個流派在創作古文上的流變，這就看得比較廣了。
再進一步，就接觸到一個時代的散文史的研究，再進一步就到曆代散文史的研究了。
這裡本講學習古文，從怎樣學會閱讀古文開始。
學會閱讀古文，可以通過閱讀古書來學習古代的各種知識，不一定研究古文的寫作和古文的藝術性，不過古人講到學習古文的，總是跟古文的寫作和探讨古文的藝術性結合，即總是從文學角度來講的，所以這裡也就在這方面做些介紹。
二 桐城派 清代的古文，最著名的有桐城派。
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稱：“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晉芳）、曆城周編修（永年）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
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
昔有方侍郎（苞），今有劉先生（大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在乾隆末年，桐城姚鼐以寫古文著名，他學習桐城方苞的古文，又向桐城劉大櫆受業。
三人都是桐城人，又都以古文著名，又都對古文寫作提出了一套理論，因此當時的程晉芳、周永年都對姚鼐稱美桐城的文章，後來就稱為桐城派。
1．方苞 方苞講“義法”，他在《又書貨殖傳後》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
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望溪文集》卷二）義即要有内容，法即要講形式，兩者像經線和緯線交織成布帛，組成文章。
方苞講義法，主張以義為主，法随義生。
他《與孫以甯書》：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
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
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
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
（《望溪文集》卷六）。
講義法，具體到寫人物，所記的事一定要跟人物的規模相稱。
像《史記》寫《陸賈列傳》，陸賈是辦外交的，他出使到南粵，南粵王送給他許多财物。
他怎樣把财物分給他幾個兒子，要兒子輪流供養他，都寫了。
因陸賈的事迹不多，從他給兒子分财物、要兒子供養裡，可以看出他的為人，所以可以這樣寫。
要是寫蕭何、曹參、張良，他們參預國家大事，要是把他們處理的事都記下來，那就太多，記不勝記，也不像傳記了。
他在《書五代史安重海傳後》說： 《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叙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迹則無可列者。
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隐而不著，故于《伯夷傳》歎天道之無知，于《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于《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陰以寓己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迹可編者，未嘗有是也。
（《望溪文集》卷三） 他認為《伯夷》《孟荀》《屈原》等傳主要
湜認為奇不會失正，不會“中病”，孫樵卻看到了，要“歸正”。
他舉出的韓愈《進學解》，前面在《比較》裡指出《進學解》有“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是奇而歸于正的，所以成功。
皇甫湜的講奇，在叙事方面不免失正，再看孫樵怎樣。
他在《與高錫望書》裡說：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
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
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為實錄，非謂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汩其間哉？……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秃屑淺俗，别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
又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認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屍位浪職，雖貴必黜。
……（《孫樵集》卷二） 孫樵對于史文的記載是有研究的，是超過皇甫湜的。
他認為韓愈的《順宗實錄》還比不上班固，可見在史文上對韓愈也認為不夠。
對史中引用俚言，認為為了實錄，所叙人物，大惡大善必書，也要實錄。
像上引皇甫湜叙韓愈的事就違背實錄的要求。
按照孫樵文論的主張，再來看看他的文章，如《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裡，城嘉陵河南。
刺史崔樸嘗乘春，自上遊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
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
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
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
”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
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
會鹽鐵官奏重榷管（指征稅），诏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
易于視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刬去。
吏争曰：“天子诏所在不得為百姓匿。
今刬去，罪愈重。
吏止死，明府公甯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甯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
”即自縱火焚之。
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
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辄出俸錢，使吏為辦。
百姓入常賦，有垂白杖丈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
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
治益昌三年，獄無系民，民不知役。
…… 會昌三年（843），樵道出益昌。
民有能言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上請常期，不欲堅繩百姓，使賤出粟帛。
”“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
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
”“擒盜如何？”曰：“無盜。
”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
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
某人能擒若幹盜。
’縣令能得上下考者如此。
”邑民不對，笑去。
樵以為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為切。
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诏。
”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思之，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者，有史官在。
（《全唐文》卷七九五） 這篇記何易于事，記錄了何易于對上官的話，記錄了何易于和屬吏的對話，記錄了孫樵與益昌民的對話。
而皇甫湜記韓愈事，隻作“抗聲數責”、“詞辯而銳”、“公乃約之”，究竟韓愈說了什麼話，一句也沒有記，違反史講實錄的要求。
這篇記對事實作了具體記載，也勝過皇甫湜的記事不明白。
孫樵又稱“史家條叙人物，宜存警訓”，這篇後面講到何易于考評所以不高的話，帶有感歎，歸結到“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正符合他的“宜存警訓”的要求。
後來《新唐書》把何易于寫入《循吏傳》，正如孫樵所說。
孫樵還寫了《書褒城驿壁》，也符合宜存警訓的要求，是傳誦的文章。
就學習古文說，從學習傳誦的名篇，到學習一家的集子，到學習一個流派在創作古文上的流變，這就看得比較廣了。
再進一步，就接觸到一個時代的散文史的研究，再進一步就到曆代散文史的研究了。
這裡本講學習古文，從怎樣學會閱讀古文開始。
學會閱讀古文，可以通過閱讀古書來學習古代的各種知識，不一定研究古文的寫作和古文的藝術性，不過古人講到學習古文的，總是跟古文的寫作和探讨古文的藝術性結合，即總是從文學角度來講的，所以這裡也就在這方面做些介紹。
二 桐城派 清代的古文，最著名的有桐城派。
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稱：“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晉芳）、曆城周編修（永年）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
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
昔有方侍郎（苞），今有劉先生（大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在乾隆末年，桐城姚鼐以寫古文著名，他學習桐城方苞的古文，又向桐城劉大櫆受業。
三人都是桐城人，又都以古文著名，又都對古文寫作提出了一套理論，因此當時的程晉芳、周永年都對姚鼐稱美桐城的文章，後來就稱為桐城派。
1．方苞 方苞講“義法”，他在《又書貨殖傳後》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
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望溪文集》卷二）義即要有内容，法即要講形式，兩者像經線和緯線交織成布帛，組成文章。
方苞講義法，主張以義為主，法随義生。
他《與孫以甯書》：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
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
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
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
（《望溪文集》卷六）。
講義法，具體到寫人物，所記的事一定要跟人物的規模相稱。
像《史記》寫《陸賈列傳》，陸賈是辦外交的，他出使到南粵，南粵王送給他許多财物。
他怎樣把财物分給他幾個兒子，要兒子輪流供養他，都寫了。
因陸賈的事迹不多，從他給兒子分财物、要兒子供養裡，可以看出他的為人，所以可以這樣寫。
要是寫蕭何、曹參、張良，他們參預國家大事，要是把他們處理的事都記下來，那就太多，記不勝記，也不像傳記了。
他在《書五代史安重海傳後》說： 《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叙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迹則無可列者。
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隐而不著，故于《伯夷傳》歎天道之無知，于《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于《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陰以寓己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迹可編者，未嘗有是也。
（《望溪文集》卷三） 他認為《伯夷》《孟荀》《屈原》等傳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