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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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于“抑之”、“揚之”、“疏之”、“廉之”、“激而揚之”各種寫法,皆融會貫通了。

     再看《封建論》,稱:“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郡後,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

    ”這不正是“本之《書》以求其質”嗎?叙述得比較質直。

    “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觐者”,這不正是“本之《易》以求其動”嗎?寫出了政治上的變化。

    又說:“餘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欤!”這不正是“本之《春秋》以求其斷”而作出的判斷嗎?又講到漢朝“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這不正是根據制度來說明郡縣制的合理,相當于“本之《禮》以求其宜”嗎?接着說“繼漢而帝者,雖萬代可知也”,這不正是說明郡縣制可以長久保存下去,相當于“本之《詩》以求其恒”嗎?這樣,他不是把典範著作的各種寫作要求融化到他的古文中了嗎? 柳宗元《論語辯》:“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

    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

    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

    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

    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

    ’”(《柳宗元集》卷四)這樣簡練地作出判斷,正像《穀梁傳》解釋《春秋》,文辭簡練,這不正是“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嗎?柳宗元《桐葉封弟辯》:“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

    ’周公曰:‘天子不可戲。

    ’乃封小弱弟于唐,吾意不然。

    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

    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柳宗元集》卷四)這裡展開反複辯論,有像《孟子》《荀子》的辯論,不正是“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嗎? 柳宗元《天說》:“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

    ”(《柳宗元集》卷十六)按這篇文章前面引韓愈論天,用果蓏、癰痔、草木來比,認為蟲蛀果蓏、癰痔傷害人的血氣、蠍子蛀樹木,好比人的墾原田、伐山林、鑿井,所以人是破壞元氣陰陽的,天應該處罰人。

    柳宗元指出天、元氣、陰陽是無知的,不會賞罰人的。

    人的功或禍都是人自己造成的,不是天的賞罰。

    這裡“功者自功,禍者自禍”等說法,跟《老子》《莊子》的論點相似,不正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嗎?又《愚溪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

    ”這樣來說取名愚溪的原因,不正有些“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嗎?他的《懲咎賦》:“禦長轅之無桡兮,行九折之峨峨。

    卻驚棹以橫江兮,沂淩天之騰波。

    幸餘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

    ”寫得像《離騷》,這不正是“參之《離騷》以緻其幽”嗎?他的《段太尉逸事狀》:“晞(郭子儀子郭晞為行營節度使)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

    太尉(段秀實,做都虞候)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

    晞一營大噪,盡甲。

    孝德(邠甯節度使白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于軍。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

    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

    ’甲者愕。

    ”叙事極精練,寫人物極突出,不正是“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嗎? 柳宗元的散文,目的是要明道,他看到道有的是比較深奧的,有的是一般人不明白的,有的是人們有誤解的等。

    他要明道,先要端正态度去認識道,這就要去掉輕心、怠氣、昏氣、驕氣,吸取了前人正确地認識道的經驗。

    對道有了認識,又要采取說明道的方法,針對人們對道認識上的種種妨礙和缺點,糾正了孟子說的诐辭、淫辭、邪辭、遁辭的毛病,采用古人明道的各種方法,有所謂“抑之”、“揚之”、“疏之”、“廉之”、“激而發之”、“固而存之”,使人們都能夠接受我所明的道。

    再要根據典範著作對不同題材的不同寫法來寫,參照前人有關文學、哲學、史學著作的成功的寫作範例來寫,這樣“旁推交通”,實際上就是融會貫通前人在寫作上的成功經驗來寫作,來取得古文寫作上的成就。

     柳宗元這樣融會貫通來從事寫作,所以他的古文确有韓愈所沒有達到的地方。

    如《封建論》,對分封制和郡縣制的評論,确實做了史的考察,層層深入,作出了不可動搖的結論。

    蘇轼在《志林》裡說:“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

    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

    ”這樣贊美,是完全正确的。

    再像他的“永州八記”,像他說的“漱滌萬物,牢籠百态”,寫出了永州山水的特色和各種情态,加上情景交融,通過景物來反映他的情思,給山水記開創了一種新的寫法,這也是很突出的。

    光就這兩點說,跟他吸取前人觀察和寫作的各種經驗,融會貫通來從事寫作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