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會貫通
關燈
小
中
大
“一家風格”，是就一家的古文說的。
“融會貫通”，是指通貫各家古文的寫法說的，想用柳宗元的談古文寫作經驗為例。
一 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裡談到過這一點：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
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ｌǎｎɡ朗，狀光耀）、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
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遠矣。
（《柳宗元集》卷三四） 柳宗元在這裡首先提出“文者以明道”的主張，寫文章不是追求文采，不是追求音節之美，是用來明道的。
他年輕時，“以辭為工”，即追求文采，追求音節之美，即學習魏晉六朝骈文，魏晉六朝骈文是追求文采、追求音節之美的。
他後來長大了，知道文以明道，抛棄了學骈文，學做古文，即散文，但他是用過學骈文的功夫的，因此他的融會貫通裡面，也把講究文采的音節之美融化在内。
清代劉開在《與阮芸台（元）宮保論文書》裡講到這點，說：“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雲（司馬相如、揚雄）為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為之，則情深而文明。
由漢以來，莫之或廢。
韓退之（愈）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闳肆，故能推陳出新，征引波瀾，铿锵锽石，以窮極聲色。
柳子厚（宗元）亦知此意，善于造練，增益辭采，而但不能割愛。
”這裡指出屈原、宋玉的文章“瑰麗”，司馬相如、揚雄的文章“玉色而金聲”，即既有文彩又有聲律之美。
柳宗元的文章“善于造練，增益辭采，而但不能割愛”，即他也吸收了講究文采和音律之美，在文章裡還可以看得出來，即他的文章也吸收了屈原、宋玉以來講究文采和音律之美的長處，還保留在散文裡，所以稱為“不能割愛”。
柳宗元長大後，認識到文以明道。
那他怎樣來使文以明道呢？他在那封信裡作了說明：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
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
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緻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
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吾得矣，又何以師雲爾哉？ 在這裡，柳宗元要用文章來說明道，因此他在寫文章時，要講究各種态度，能夠有利于把道說明白，還要講究各種方法，使文章能夠接近他要說明的道。
從講究态度到方法，他從四方面來說明：一是從态度方面來說，寫文章時用什麼态度合适，二是從技巧方面講，三是從根據什麼講，四是從參考什麼講。
講這些，都是為了使所寫的文章能夠接近道和說明道。
先就态度說，不敢掉以輕心，怕文章浮滑而不确切；不敢懈怠，怕文章松散而不謹嚴；不敢昏沉，怕文章昏暗雜亂；不敢驕傲，怕心氣高傲而不切實。
這裡說明寫文章時要注意防止以上這些不正确的态度，這些态度會妨礙恰好地用文來明道。
這裡正像《孟子·公孫醜上》講的《知言》：“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即片面的言辭我知道它所受的蒙蔽，過頭的言辭我知道它失足的所在，不合正道的言辭我知道它在哪裡離開正道，躲閃的言辭我知道它理屈之所在。
這四種毛病，跟寫作的态度有關。
因為掉以輕心，出以懈怠，加以昏沉，加以驕傲，就可能對道看得不全面，造成诐辭；看得過頭，造成淫辭；看得不正确，造成邪辭；明知不對，因為驕傲，不肯認錯，造成遁辭，這四種辭都不合于道。
要文以明道，就要糾正這四種辭的缺失，就要注意寫作時的态度。
這樣，把儒家講正确認識道的端正态度也概括進去了。
态度端正了，還要講究方法。
有的道比較深奧，不深入進去說不明白，“抑之欲其奧”，抑制自己的粗心浮氣，使思想能層層深入，接觸到道的深奧處，才能加以說明。
有的道比較隐蔽，“揚之欲其明”，要發揚它的意義使它明顯，才能加以說明。
有的道受到阻塞，“疏之欲其通”，要加以疏導使它通暢，經過疏導才可加以說明。
有的道有節度，要一節一節來加以分析，“廉之欲其節”，要用嚴正的文辭來顯示它的節度。
廉指方正，即嚴正的意思。
有的道清澄無滓，要“激而發之欲其清”，激是“激濁揚清”，即阻遏水勢，使水中的泥沙下沉，使水清澄，要使文章像使水清澄那樣來加以說明。
有的道比較有分量，“固而存之欲其重”，要使文辭堅實來顯示它的分量。
這是用各種方法來使文辭能恰好地說明道。
這裡
“融會貫通”，是指通貫各家古文的寫法說的，想用柳宗元的談古文寫作經驗為例。
一 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裡談到過這一點：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
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ｌǎｎɡ朗，狀光耀）、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
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遠矣。
（《柳宗元集》卷三四） 柳宗元在這裡首先提出“文者以明道”的主張，寫文章不是追求文采，不是追求音節之美，是用來明道的。
他年輕時，“以辭為工”，即追求文采，追求音節之美，即學習魏晉六朝骈文，魏晉六朝骈文是追求文采、追求音節之美的。
他後來長大了，知道文以明道，抛棄了學骈文，學做古文，即散文，但他是用過學骈文的功夫的，因此他的融會貫通裡面，也把講究文采的音節之美融化在内。
清代劉開在《與阮芸台（元）宮保論文書》裡講到這點，說：“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雲（司馬相如、揚雄）為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為之，則情深而文明。
由漢以來，莫之或廢。
韓退之（愈）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闳肆，故能推陳出新，征引波瀾，铿锵锽石，以窮極聲色。
柳子厚（宗元）亦知此意，善于造練，增益辭采，而但不能割愛。
”這裡指出屈原、宋玉的文章“瑰麗”，司馬相如、揚雄的文章“玉色而金聲”，即既有文彩又有聲律之美。
柳宗元的文章“善于造練，增益辭采，而但不能割愛”，即他也吸收了講究文采和音律之美，在文章裡還可以看得出來，即他的文章也吸收了屈原、宋玉以來講究文采和音律之美的長處，還保留在散文裡，所以稱為“不能割愛”。
柳宗元長大後，認識到文以明道。
那他怎樣來使文以明道呢？他在那封信裡作了說明：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
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
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緻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
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吾得矣，又何以師雲爾哉？ 在這裡，柳宗元要用文章來說明道，因此他在寫文章時，要講究各種态度，能夠有利于把道說明白，還要講究各種方法，使文章能夠接近他要說明的道。
從講究态度到方法，他從四方面來說明：一是從态度方面來說，寫文章時用什麼态度合适，二是從技巧方面講，三是從根據什麼講，四是從參考什麼講。
講這些，都是為了使所寫的文章能夠接近道和說明道。
先就态度說，不敢掉以輕心，怕文章浮滑而不确切；不敢懈怠，怕文章松散而不謹嚴；不敢昏沉，怕文章昏暗雜亂；不敢驕傲，怕心氣高傲而不切實。
這裡說明寫文章時要注意防止以上這些不正确的态度，這些态度會妨礙恰好地用文來明道。
這裡正像《孟子·公孫醜上》講的《知言》：“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即片面的言辭我知道它所受的蒙蔽，過頭的言辭我知道它失足的所在，不合正道的言辭我知道它在哪裡離開正道，躲閃的言辭我知道它理屈之所在。
這四種毛病，跟寫作的态度有關。
因為掉以輕心，出以懈怠，加以昏沉，加以驕傲，就可能對道看得不全面，造成诐辭；看得過頭，造成淫辭；看得不正确，造成邪辭；明知不對，因為驕傲，不肯認錯，造成遁辭，這四種辭都不合于道。
要文以明道，就要糾正這四種辭的缺失，就要注意寫作時的态度。
這樣，把儒家講正确認識道的端正态度也概括進去了。
态度端正了，還要講究方法。
有的道比較深奧，不深入進去說不明白，“抑之欲其奧”，抑制自己的粗心浮氣，使思想能層層深入，接觸到道的深奧處，才能加以說明。
有的道比較隐蔽，“揚之欲其明”，要發揚它的意義使它明顯，才能加以說明。
有的道受到阻塞，“疏之欲其通”，要加以疏導使它通暢，經過疏導才可加以說明。
有的道有節度，要一節一節來加以分析，“廉之欲其節”，要用嚴正的文辭來顯示它的節度。
廉指方正，即嚴正的意思。
有的道清澄無滓，要“激而發之欲其清”，激是“激濁揚清”，即阻遏水勢，使水中的泥沙下沉，使水清澄，要使文章像使水清澄那樣來加以說明。
有的道比較有分量，“固而存之欲其重”，要使文辭堅實來顯示它的分量。
這是用各種方法來使文辭能恰好地說明道。
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