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風格
關燈
小
中
大
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
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
故師魯相别，自言益慎職，無飲酒。
此事修今亦遵此語。
咽喉自出京愈矣。
至今不曾飲酒。
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七） 這封寫給尹洙的信，信裡讀到怎樣對待這次貶官的态度問題，即信裡說的“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即尹洙認為歐陽修懷疑自己寫信給高若讷這事做錯了，因此發生怎樣對待這次貶官的态度問題。
假使認為自己做錯了，對于這次貶官，就要自怨自悔，就要悔恨自己不該站在範仲淹一邊，就要為了保持官位去阿附呂夷簡了，這就發生了立場問題，所以要寫這封信來辨明。
先辨明沒有自疑。
自疑什麼？疑“責人太深以取直”，再想，決沒有，責備高若讷是對的，不過分。
尹洙認為“暗于朋友”，即不認識人，歐陽修認為也不是，他早已知道高若讷不是君子，所以憤極而切責之。
寫到這裡，話已說完了，但接觸到對待這次的貶官，又轉到外人認為罪出不測相吊，即老婢也驚怪，認為不該寫信給高若讷。
他因此辨明“此事古人日日有”，即該說的話一定要說。
又轉到有人認為這樣說了話而貶官，是“忘親”，即使母親連累到貶所。
尹洙替歐陽修辯護，說不是“忘親”，他更指出，他說的話是正确的，因此得罪，“得罪雖死，不為忘親”，這又轉到言事得罪和“忘親”的關系了。
接下來又轉，轉到“又有深相賞歎者”，認為他言事得罪，為了正義而言事，不怕罷官，非常歎賞。
他認為“亦是不慣見事人也”。
他認為為了正義而言事，這是應當的，即使因此犧牲也是應當的，不必歎賞。
話又轉了，轉到史冊為什麼要記下這類事，因為要警醒後世愚懦者使他們知道該說的話就應當說，不得避禍而不說。
話到這裡好像已經說完了，但就我們自處的态度說，話又轉了，轉到“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我們絕口不談這事，避免自以為正義而貶官，自我标榜。
話到這裡又轉了，轉到有的名人，論事慷慨不怕死，到貶官後又憂愁怨恨，韓愈就是這樣，要引以為戒。
話又轉了，轉到有人貶官後，“傲逸狂醉”，自以為了不起，也要引以為戒，所以貶官後，要謹慎職守，不飲酒，更勤官。
在這封信裡，說的話，一轉再轉三轉四轉，真是“纡餘委備，往複百折”了。
再看他的表達情思，指出“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為不合，以老婢驚怪交口議之為不合，又以深相賞歎者為不合，要說明這些都不合的理由，要糾正五六十年來，世間相師成風的錯誤看法，說明極明白曉暢使人信服，這裡顯出歐陽修文章的條達疏暢來，這跟他把事理看得明白，又善于表達是分不開的。
歐陽修從小受到母親的教導，所以他的為人正直，是從母教來的。
因此他的言事貶官，是得到母親的贊許的。
所以他貶官到夷陵去，坐船經曆江湖的風浪，“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一點沒有怨恨憂懼。
又說夷陵有美好食品，益相喜賀，好像不是貶官，這裡反映了他的态度，文章的風格也顯出容與閑易，即從容不迫，平易近人。
歐陽修文章風格的特點，在這封信裡都有了充分的表達。
歐陽修的文章，像《本論》《醉翁亭記》《豐樂亭記》，在前面的“比較”裡都已談到過了，這裡再談談《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今江蘇儀征縣），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主管漕運的官，即把一地區糧食運往京都）之治所。
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昌言）、侍禦史許君子春（元）之為使也，得監察禦史裡行馬君仲途（遵）為其判官。
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
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
台，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
敞其中以為清宴之堂，辟其後以為射賓之圃。
芙蕖芰荷之的曆（鮮明貌），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
高甍（屋脊）巨桷（椽子），水光日影，動搖而上下，其寬閑深靜，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
吾于是（此）信有力焉。
……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
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十） 歐陽修這篇記，和上面提到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三篇記的寫法各不相同，這是值得探讨的。
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杜衍、範仲淹、韓琦、富弼相繼罷去，他們推行的新政失敗，歐陽修因上書谏争，被貶為滁州太守。
他在《醉翁亭記》裡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既稱他意在山水，即在欣賞山水，怎麼又說“寓之酒”呢？倘說借欣賞山水之美來下酒，那又怎麼“飲少辄醉”，醉了就不能欣賞山水了。
可見山水之樂還不能消愁，還要借酒來消愁。
這點意思含蓄不露，說明《醉翁亭記》是寫得含蓄的。
又多用“也”字煞尾，有它的特色。
《豐樂亭記》也是貶官滁州後寫的，那是贊美宋朝的平定割據，完成統一，使民得到豐樂，心情又不同。
這兩篇記寫景物都極為簡約，用意各不相同。
這篇記在寫景物和用意上又有不同。
《醉翁亭記》《豐樂亭記》都寫了自己往遊的經曆，《真州東園記》是他沒有到東園，隻聽許元拿了東園圖來，聽他所講的話來寫的。
他講了東園的各種景物，所以寫的景物多于前兩記。
又就“廢營”改建為“東園”，把東園的美好景物，跟未建以前的“廢園”作對比，寫出今盛昔廢的情景，成了這篇記的特色。
這篇記裡寫的景物，如“台，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
這樣把景物曆舉來寫，把它們突出來，是本篇的一個特點。
後文說： 真，天下之沖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個者哉，然而池台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于是哉！ 這裡寫出“東園”是供四方之士共同遊樂的，他們三人“有時而皆去”，去後的東園，隻能靠來遊樂的四方之士共同維護了。
“池台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在來遊樂的四方之士共同維護下，才能這樣，才能不再荒廢。
這點意思含蓄不露。
因此，這篇裡寫景物是突出的，是用昔廢今盛的對比手法寫的，怎樣使今盛而不再廢這點意思是含蓄不露的。
從這三篇記看，歐陽修寫作是注意創新的，不是因襲的。
在上面的“六觀”裡講到曆代作品的通變，各代名作都注意創新而不願因襲，在這裡，看到一人的作品也注意創新而避免因襲了。
三 蘇轼 蘇轼古文的風格，正如他的《文說》講的： 蘇轼像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裡無難。
及其與山石曲折，随物賦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五） 又像他《答謝民師書》說：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橫生。
……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能達。
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六） 這雖是講謝民師的文章，實際上也是講他自己文章的風格。
他的文章所以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又跟他能掌握求物之妙分不開。
他求物之妙，能如系風捕影，抓住物的妙處，不但了然于心，還能夠了然于口與手，因此，他的文章能寫出物的妙處。
這種妙處，既通過觀察體會了然于心，所以随筆寫出，如行雲流水，極為自然，所謂“文理自然”。
物的妙處具有各種姿态，所以寫出物的妙處，“姿态橫生”。
物的妙處又極其豐富生動，捕捉極其豐富生動的物的妙處，文思也極為豐富生動，所以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
楊慎《三蘇文範》卷七：“東坡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裡，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複可以名狀，而尤長于陳述叙事。
《留侯》一論，其立論超卓如此。
”蘇轼文的風格，不同于韓愈文的“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萬怪惶惑”，“而人望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見前談韓愈文）。
蘇轼文的如長江大河，有曲折變化之妙，使人開發神智，賞心悅目，而非畏避不敢迫視。
蘇轼文又不同于韓愈文有用詞艱深的一面，同于歐陽修的文從字順，趨于平易。
但又不同于歐陽修文的“纡餘委備，往複百折，而條達疏暢”，“容與閑易”（見前談歐陽修文）。
蘇轼文在平易流暢，曲折變化中，如金聖歎《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十四評蘇轼《上梅直講書》：“文态如天際白雲，飄然從風，自成卷舒。
”又如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十三評蘇轼《放鶴亭記》：“叙次議論并超逸，歌亦清曠，文中之仙。
”又如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七評蘇轼《前赤壁賦》：“潇灑神奇，
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
故師魯相别，自言益慎職，無飲酒。
此事修今亦遵此語。
咽喉自出京愈矣。
至今不曾飲酒。
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七） 這封寫給尹洙的信，信裡讀到怎樣對待這次貶官的态度問題，即信裡說的“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即尹洙認為歐陽修懷疑自己寫信給高若讷這事做錯了，因此發生怎樣對待這次貶官的态度問題。
假使認為自己做錯了，對于這次貶官，就要自怨自悔，就要悔恨自己不該站在範仲淹一邊，就要為了保持官位去阿附呂夷簡了，這就發生了立場問題，所以要寫這封信來辨明。
先辨明沒有自疑。
自疑什麼？疑“責人太深以取直”，再想，決沒有，責備高若讷是對的，不過分。
尹洙認為“暗于朋友”，即不認識人，歐陽修認為也不是，他早已知道高若讷不是君子，所以憤極而切責之。
寫到這裡，話已說完了，但接觸到對待這次的貶官，又轉到外人認為罪出不測相吊，即老婢也驚怪，認為不該寫信給高若讷。
他因此辨明“此事古人日日有”，即該說的話一定要說。
又轉到有人認為這樣說了話而貶官，是“忘親”，即使母親連累到貶所。
尹洙替歐陽修辯護，說不是“忘親”，他更指出，他說的話是正确的，因此得罪，“得罪雖死，不為忘親”，這又轉到言事得罪和“忘親”的關系了。
接下來又轉，轉到“又有深相賞歎者”，認為他言事得罪，為了正義而言事，不怕罷官，非常歎賞。
他認為“亦是不慣見事人也”。
他認為為了正義而言事，這是應當的，即使因此犧牲也是應當的，不必歎賞。
話又轉了，轉到史冊為什麼要記下這類事，因為要警醒後世愚懦者使他們知道該說的話就應當說，不得避禍而不說。
話到這裡好像已經說完了，但就我們自處的态度說，話又轉了，轉到“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我們絕口不談這事，避免自以為正義而貶官，自我标榜。
話到這裡又轉了，轉到有的名人，論事慷慨不怕死，到貶官後又憂愁怨恨，韓愈就是這樣，要引以為戒。
話又轉了，轉到有人貶官後，“傲逸狂醉”，自以為了不起，也要引以為戒，所以貶官後，要謹慎職守，不飲酒，更勤官。
在這封信裡，說的話，一轉再轉三轉四轉，真是“纡餘委備，往複百折”了。
再看他的表達情思，指出“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為不合，以老婢驚怪交口議之為不合，又以深相賞歎者為不合，要說明這些都不合的理由，要糾正五六十年來，世間相師成風的錯誤看法，說明極明白曉暢使人信服，這裡顯出歐陽修文章的條達疏暢來，這跟他把事理看得明白，又善于表達是分不開的。
歐陽修從小受到母親的教導，所以他的為人正直，是從母教來的。
因此他的言事貶官，是得到母親的贊許的。
所以他貶官到夷陵去，坐船經曆江湖的風浪，“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一點沒有怨恨憂懼。
又說夷陵有美好食品，益相喜賀，好像不是貶官，這裡反映了他的态度，文章的風格也顯出容與閑易，即從容不迫，平易近人。
歐陽修文章風格的特點，在這封信裡都有了充分的表達。
歐陽修的文章，像《本論》《醉翁亭記》《豐樂亭記》，在前面的“比較”裡都已談到過了，這裡再談談《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今江蘇儀征縣），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主管漕運的官，即把一地區糧食運往京都）之治所。
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昌言）、侍禦史許君子春（元）之為使也，得監察禦史裡行馬君仲途（遵）為其判官。
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
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
台，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
敞其中以為清宴之堂，辟其後以為射賓之圃。
芙蕖芰荷之的曆（鮮明貌），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
高甍（屋脊）巨桷（椽子），水光日影，動搖而上下，其寬閑深靜，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
吾于是（此）信有力焉。
……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
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十） 歐陽修這篇記，和上面提到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三篇記的寫法各不相同，這是值得探讨的。
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杜衍、範仲淹、韓琦、富弼相繼罷去，他們推行的新政失敗，歐陽修因上書谏争，被貶為滁州太守。
他在《醉翁亭記》裡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既稱他意在山水，即在欣賞山水，怎麼又說“寓之酒”呢？倘說借欣賞山水之美來下酒，那又怎麼“飲少辄醉”，醉了就不能欣賞山水了。
可見山水之樂還不能消愁，還要借酒來消愁。
這點意思含蓄不露，說明《醉翁亭記》是寫得含蓄的。
又多用“也”字煞尾，有它的特色。
《豐樂亭記》也是貶官滁州後寫的，那是贊美宋朝的平定割據，完成統一，使民得到豐樂，心情又不同。
這兩篇記寫景物都極為簡約，用意各不相同。
這篇記在寫景物和用意上又有不同。
《醉翁亭記》《豐樂亭記》都寫了自己往遊的經曆，《真州東園記》是他沒有到東園，隻聽許元拿了東園圖來，聽他所講的話來寫的。
他講了東園的各種景物，所以寫的景物多于前兩記。
又就“廢營”改建為“東園”，把東園的美好景物，跟未建以前的“廢園”作對比，寫出今盛昔廢的情景，成了這篇記的特色。
這篇記裡寫的景物，如“台，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
這樣把景物曆舉來寫，把它們突出來，是本篇的一個特點。
後文說： 真，天下之沖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個者哉，然而池台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于是哉！ 這裡寫出“東園”是供四方之士共同遊樂的，他們三人“有時而皆去”，去後的東園，隻能靠來遊樂的四方之士共同維護了。
“池台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在來遊樂的四方之士共同維護下，才能這樣，才能不再荒廢。
這點意思含蓄不露。
因此，這篇裡寫景物是突出的，是用昔廢今盛的對比手法寫的，怎樣使今盛而不再廢這點意思是含蓄不露的。
從這三篇記看，歐陽修寫作是注意創新的，不是因襲的。
在上面的“六觀”裡講到曆代作品的通變，各代名作都注意創新而不願因襲，在這裡，看到一人的作品也注意創新而避免因襲了。
三 蘇轼 蘇轼古文的風格，正如他的《文說》講的： 蘇轼像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裡無難。
及其與山石曲折，随物賦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五） 又像他《答謝民師書》說：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橫生。
……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能達。
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六） 這雖是講謝民師的文章，實際上也是講他自己文章的風格。
他的文章所以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又跟他能掌握求物之妙分不開。
他求物之妙，能如系風捕影，抓住物的妙處，不但了然于心，還能夠了然于口與手，因此，他的文章能寫出物的妙處。
這種妙處，既通過觀察體會了然于心，所以随筆寫出，如行雲流水，極為自然，所謂“文理自然”。
物的妙處具有各種姿态，所以寫出物的妙處，“姿态橫生”。
物的妙處又極其豐富生動，捕捉極其豐富生動的物的妙處，文思也極為豐富生動，所以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
楊慎《三蘇文範》卷七：“東坡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裡，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複可以名狀，而尤長于陳述叙事。
《留侯》一論，其立論超卓如此。
”蘇轼文的風格，不同于韓愈文的“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萬怪惶惑”，“而人望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見前談韓愈文）。
蘇轼文的如長江大河，有曲折變化之妙，使人開發神智，賞心悅目，而非畏避不敢迫視。
蘇轼文又不同于韓愈文有用詞艱深的一面，同于歐陽修的文從字順，趨于平易。
但又不同于歐陽修文的“纡餘委備，往複百折，而條達疏暢”，“容與閑易”（見前談歐陽修文）。
蘇轼文在平易流暢，曲折變化中，如金聖歎《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十四評蘇轼《上梅直講書》：“文态如天際白雲，飄然從風，自成卷舒。
”又如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十三評蘇轼《放鶴亭記》：“叙次議論并超逸，歌亦清曠，文中之仙。
”又如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七評蘇轼《前赤壁賦》：“潇灑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