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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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容說，對于“人人”，言之無聽，唱之無和，獨行無徒，這種思想跟一般人不同，也顯得奇特，是符合韓愈作家的風格的。
至于《南海神廟碑》，劉大櫆稱為“富麗雄奇”，還是保留韓愈作家風格的剛健奇特的。
就是《送董邵南序》，就它的用意講，不直說，婉轉透露，是柔婉的，就文體辭，一開頭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一直到“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一氣貫注，風格還是剛健的。
即就《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寫騙婚一段，有類小說。
但就全篇看，開頭作：“君諱适，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随人後舉選。
”以下叙他懷奇負氣的經曆，風格還是剛健的。
二 歐陽修 蘇洵《上歐陽内翰書》說： ……執事（指歐陽修）之文，纡餘悉備，往複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
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态。
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嘉祐集》卷十一） 歐陽修像 這裡蘇洵講歐陽修的文章風格：一是委婉曲折，二是條達疏暢，三是容與閑易。
這既是文章的風格問題，也是寫文章時的态度問題，試舉一例。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宰相呂夷簡在用人施政上有許多不公正處，範仲淹對他提了不少意見，被貶知饒州，餘靖、尹洙上章論救，都被貶官。
而身居谏職的高若讷卻阿谀宰相，不進谏。
歐陽修寫了《與高司谏書》： ……某年十七時，家随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
……但聞今宋舍人兄弟（宋庠、宋祁）與葉道卿（清臣）、鄭天休（戬）數人者，以文學有大名，号稱得人。
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
足下已為禦史裡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于予友尹師魯（洙）問足下之賢否。
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
予猶疑之。
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
自足下為谏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曆曆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
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餘亦疑足下真君子也。
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
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範希文（仲淹）貶官後，與足下相見于安道（餘靖）家，足下诋诮希文為人。
予始聞之，疑是戲言。
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
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
足下既不能為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随而诋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 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于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
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谏官爾。
雖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
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
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
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
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
足下身為司谏，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随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
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
大抵罪在默默爾。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
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谏，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谏也。
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
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疊用谏臣，容納言論。
如曹修古、劉越，雖殁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谏诤擢用。
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谏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禦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爾。
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
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谏臣，是足下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
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
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
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七） 這封信可以用來說明歐陽修文章的風格特點，即委婉曲折，條達疏暢，容與閑易，所以近乎全部引入。
這篇先講自己對高若讷為人的認識，開始因為他沒什麼可稱道，懷疑他不是賢人；接着聽朋友說他是賢人，但因為他做了谏官，卻沒進谏，所以還在懷疑。
接着聽他議論正确，懷疑他是賢人。
從懷疑他是不賢，到懷疑他是賢，寫出對他為人的認識轉變，是委婉曲折的。
再就範仲淹給宰相提意見被罷官一事說，範仲淹是對的，宰相是錯的。
宰相排斥賢人，作為谏官，他的責任就該明辨是非，向朝廷進谏。
可是他不但不進谏，反而阿谀宰相，極力反對範仲淹的所作所為，歐陽修認為“是可怪也”。
但沒有直接對他提出批評，卻研究他為什麼這樣做，認為他家有老母，怕一進谏也會貶官出外，連累老母；為了保官位，懼饑寒，顧利祿，不敢說話，那還可以諒解。
現在不這樣，毫無愧畏地起來诽謗範仲淹，說應該罷斥，用來掩飾他不谏的過錯，那就不可諒解了。
從他的為了保官位而不谏，轉到诽謗賢人，這樣的推測是婉轉曲折的。
不僅這樣，再作進一步論述。
照他說，範仲淹是不賢的，那末範仲淹幾次升官時，應該進谏，說明他的不賢，不該進升。
倘範仲淹是對的，那末宰相罷斥正人，他是谏官，應當進谏。
不論認為範仲淹是不賢或是賢，他都不對。
這裡見出推論的深入。
再引曆史上的事來作比，推論今人和後人。
曆史上的賢人被害，後人自有公論。
那他的阿附宰相，诽謗範仲淹，不但不能欺騙後人，還不能欺騙今人。
再進一步，指出禦史台衙門出榜，百官不得越職言事。
那末對範仲淹的罷斥，隻有谏官可以進谏了。
他身為谏官而不谏，又不辭職，面對餘靖、尹洙因進言被罷斥，他還在诽謗範仲淹而不以為恥，真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歐陽修這樣來指斥高若讷，說明已極憤激，但還是從一層層推論中得出這個結論，就一層層推論說是條達疏暢的；就内心極度憤激而說話還是從推論中來，像平心靜氣在講道理，所以是從容閑易的。
最後歸結到《春秋》責備賢者，還對他抱一點希望，希望他改正錯誤，起來進谏，倘他堅持錯誤，那他可以把這封信揭發，來罷斥我。
最後的話，還是婉轉的，但自己甘心被斥，立場又是堅定的。
歐陽修寫了這封信，就被貶官為夷陵令，他寫《與尹師魯書》說： ……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
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
又聞夷陵有米面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桔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
昨日因參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
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
今而思之，自決不複疑也。
然師魯又雲“暗于朋友”，此是未知修心。
當與高書時，蓋以知其非君子，發于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
師魯又雲“非忘親”，此又非也。
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
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沉默畏懼，布在世間，相師成風。
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
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
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
往時砧斧鼎镬，皆是烹斬人之物。
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與幾席枕藉之無異。
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
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
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
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
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
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
…… 又嘗與安道（餘靖）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觀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
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
師魯
就内容說，對于“人人”，言之無聽，唱之無和，獨行無徒，這種思想跟一般人不同，也顯得奇特，是符合韓愈作家的風格的。
至于《南海神廟碑》，劉大櫆稱為“富麗雄奇”，還是保留韓愈作家風格的剛健奇特的。
就是《送董邵南序》，就它的用意講，不直說，婉轉透露，是柔婉的，就文體辭，一開頭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一直到“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一氣貫注，風格還是剛健的。
即就《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寫騙婚一段，有類小說。
但就全篇看，開頭作：“君諱适，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随人後舉選。
”以下叙他懷奇負氣的經曆，風格還是剛健的。
二 歐陽修 蘇洵《上歐陽内翰書》說： ……執事（指歐陽修）之文，纡餘悉備，往複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
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态。
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嘉祐集》卷十一） 歐陽修像 這裡蘇洵講歐陽修的文章風格：一是委婉曲折，二是條達疏暢，三是容與閑易。
這既是文章的風格問題，也是寫文章時的态度問題，試舉一例。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宰相呂夷簡在用人施政上有許多不公正處，範仲淹對他提了不少意見，被貶知饒州，餘靖、尹洙上章論救，都被貶官。
而身居谏職的高若讷卻阿谀宰相，不進谏。
歐陽修寫了《與高司谏書》： ……某年十七時，家随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
……但聞今宋舍人兄弟（宋庠、宋祁）與葉道卿（清臣）、鄭天休（戬）數人者，以文學有大名，号稱得人。
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
足下已為禦史裡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于予友尹師魯（洙）問足下之賢否。
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
予猶疑之。
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
自足下為谏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曆曆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
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餘亦疑足下真君子也。
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
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範希文（仲淹）貶官後，與足下相見于安道（餘靖）家，足下诋诮希文為人。
予始聞之，疑是戲言。
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
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
足下既不能為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随而诋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 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于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
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谏官爾。
雖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
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
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
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
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
足下身為司谏，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随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
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
大抵罪在默默爾。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
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谏，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谏也。
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
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疊用谏臣，容納言論。
如曹修古、劉越，雖殁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谏诤擢用。
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谏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禦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爾。
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
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谏臣，是足下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
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
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
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七） 這封信可以用來說明歐陽修文章的風格特點，即委婉曲折，條達疏暢，容與閑易，所以近乎全部引入。
這篇先講自己對高若讷為人的認識，開始因為他沒什麼可稱道，懷疑他不是賢人；接着聽朋友說他是賢人，但因為他做了谏官，卻沒進谏，所以還在懷疑。
接着聽他議論正确，懷疑他是賢人。
從懷疑他是不賢，到懷疑他是賢，寫出對他為人的認識轉變，是委婉曲折的。
再就範仲淹給宰相提意見被罷官一事說，範仲淹是對的，宰相是錯的。
宰相排斥賢人，作為谏官，他的責任就該明辨是非，向朝廷進谏。
可是他不但不進谏，反而阿谀宰相，極力反對範仲淹的所作所為，歐陽修認為“是可怪也”。
但沒有直接對他提出批評，卻研究他為什麼這樣做，認為他家有老母，怕一進谏也會貶官出外，連累老母；為了保官位，懼饑寒，顧利祿，不敢說話，那還可以諒解。
現在不這樣，毫無愧畏地起來诽謗範仲淹，說應該罷斥，用來掩飾他不谏的過錯，那就不可諒解了。
從他的為了保官位而不谏，轉到诽謗賢人，這樣的推測是婉轉曲折的。
不僅這樣，再作進一步論述。
照他說，範仲淹是不賢的，那末範仲淹幾次升官時，應該進谏，說明他的不賢，不該進升。
倘範仲淹是對的，那末宰相罷斥正人，他是谏官，應當進谏。
不論認為範仲淹是不賢或是賢，他都不對。
這裡見出推論的深入。
再引曆史上的事來作比，推論今人和後人。
曆史上的賢人被害，後人自有公論。
那他的阿附宰相，诽謗範仲淹，不但不能欺騙後人，還不能欺騙今人。
再進一步，指出禦史台衙門出榜，百官不得越職言事。
那末對範仲淹的罷斥，隻有谏官可以進谏了。
他身為谏官而不谏，又不辭職，面對餘靖、尹洙因進言被罷斥，他還在诽謗範仲淹而不以為恥，真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歐陽修這樣來指斥高若讷，說明已極憤激，但還是從一層層推論中得出這個結論，就一層層推論說是條達疏暢的；就内心極度憤激而說話還是從推論中來，像平心靜氣在講道理，所以是從容閑易的。
最後歸結到《春秋》責備賢者，還對他抱一點希望，希望他改正錯誤，起來進谏，倘他堅持錯誤，那他可以把這封信揭發，來罷斥我。
最後的話，還是婉轉的，但自己甘心被斥，立場又是堅定的。
歐陽修寫了這封信，就被貶官為夷陵令，他寫《與尹師魯書》說： ……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
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
又聞夷陵有米面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桔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
昨日因參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
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
今而思之，自決不複疑也。
然師魯又雲“暗于朋友”，此是未知修心。
當與高書時，蓋以知其非君子，發于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
師魯又雲“非忘親”，此又非也。
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
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沉默畏懼，布在世間，相師成風。
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
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
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
往時砧斧鼎镬，皆是烹斬人之物。
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與幾席枕藉之無異。
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
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
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
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
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
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
…… 又嘗與安道（餘靖）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觀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
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
師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