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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節，莊公十二年“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節，《戰國策·趙策》三“勝也何敢言事”節，首句尾句全同，重言申明，此類視《左傳》《中庸》，便苦闆鈍。
如《檀弓》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而曰爾何無罪欤？”《穀梁傳》僖公十年，“裡克所為殺者，為重耳也。
夷吾曰：‘是又将殺我乎？’……故裡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
夷吾曰：‘是又将殺我也！’”此類掉尾收合，稍出以變化，遂較跌宕。
《孟子·梁惠王》章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回環而颠倒之，順下而逆接焉，兼圓與叉（見《毛詩》卷論《關雎》五），章法句法，尤為緻密。
試拈《楚策》三陳轸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于此困矣。
……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于此困矣”；順次呼應，與《孟子》相形，風神大減。
……《左傳》《孟子》《中庸》《穀梁傳》諸節，殆如騰蛇之欲化龍者矣。
《管錐編》書影 錢先生在這裡指出“兼圓與叉”，“圓”指首尾呼應，作圓形；“叉”指首與尾的呼應又有些參差，不完全相同，稱“丫叉句法”。
如《史記·老子傳》：“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前面講飛、遊、走，下面承接成了走、遊、飛，跟前面不一緻，這即指丫叉句法。
這裡講的首尾要呼應是圓，呼應的話又要有些不一緻是叉，兼圓與叉，才有風神，有圓而無叉，風神大減。
錢先生指出這點，是值得加以體會的。
像《左傳》裡楚子欲辱晉，薳啟強認為有備則可，無備則不可，反說“何不可”，這就跟開頭說可丫叉了。
這樣丫叉，才符合薳啟強的真情實感，倘開頭說可，結束也說可，就不符合他的情意了。
再像《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開頭的話用肯定句，結尾的話用感歎句，從肯定到感歎，才真切地表達了孔子的心情，倘再用肯定句，就不能表達孔子的感歎了。
再像《孟子·梁惠王》所記，王問何以利吾國，孟子針對王問利來說，所以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先提利，後提仁義。
接着說明仁義的重要，經過說明，孟子認為梁惠王應該認識到仁義的重要了，所以結尾說：“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先提仁義，後提利，隻有這樣說，才符合孟子的想法。
因此，兼圓與叉才符合人物心情的真實感受。
十四 拟分類狀物而有變化 韓愈的《畫記》被推為摹仿《周禮·考工記》和《尚書·顧命》而出以變化的成功之作。
先看《考工記·梓人》： 梓人為筍虡（木工做挂樂器的架子）。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牛羊類），膏者（豕類），裸者（虎豹等毛短的），羽者（鳥類），鱗者（龍蛇類）。
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用牛羊豕作三牲來祭）。
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把虎豹、鳥、龍、蛇等刻在挂鐘的木架上）。
外骨（龜類），内骨（鼈類，因甲外有肉緣故稱）；卻行（蚰蜒），仄行（蟹類），連行（魚類），纡行（蛇類）；以脰鳴者（蛙用項鳴），以注鳴者（蟋蟀），以旁鳴者（蟬），以翼鳴者（甲蟲），以股鳴者（一種蟲），以胸鳴者（蜥蜴），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刻（把各種小蟲刻在祭器上）。
（《周禮》卷四一） 這裡先是分類，分為大獸和小蟲。
大獸再分為五，稱“脂者、膏者”等。
把小蟲再分為三：一種以骨分，分外骨、内骨；一種以行分，分卻行、仄行等；一種以鳴分，分以脰鳴、以注鳴等。
這篇就是這樣分類的。
此外是狀物，如脂者、膏者是狀物，說外骨、内骨，卻行、仄行等也是狀物。
又《顧命》： 一人冕（戴禮帽）執劉（大斧類），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钺（大斧），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戟屬），立于東垂（邊）；一人冕執瞿（戟屬），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矛屬），立于側階。
（《尚書》卷六） 韓愈的《畫記》就是仿照《梓人》和《顧命》寫的，但寫得有變化，所以成功： 雜古今人物書小畫共一卷。
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戴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戴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钺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卧者二人，……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
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于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寝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對者、怒相踶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戴服物者、戴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韓昌黎集》卷十三上） 這篇《畫記》主要是記人和馬，下面還有記牛、橐駝、驢、犬、羊、狐、兔、麋鹿，記旃車，記弓矢等兵器、s記人數，如“騎而立者五人”等。
這樣寫，仿照《顧命》。
《顧命》是先寫人數，再寫執什麼兵器，再寫立在何處。
《畫記》裡記人，先寫人怎樣活動，如“騎而立者”，再寫人數，如“五人”。
《畫記》裡把人的活動分為多少種，像“騎而被甲戴兵立”，“騎且負”，“騎執器”等，每種下加“者”字來做區别，這就跟《顧命》的寫法有不同。
這種不同，由《顧命》裡寫人的活動簡單，到《畫記》裡寫人的活動複雜，是适應内容的不同來變的。
不僅這樣，《畫記》裡記人物的活動，為了避免呆闆，寫法也有變化，如其中的“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這句的寫法就跟上下文不同，要是改作“騎而執大旗前立者一人”，就和上下文一緻了。
作者在這裡有意改變寫法，避免呆闆。
正由于這樣寫，仿照《顧命》而又有變化，不是單純的摹仿了。
再看寫馬的部分，寫出馬的各種形态，用“上者、下者、行者、牽者”等，用“者”字來分别各種形态，這是仿照《梓人》的“脂者、膏者、裸者”等的寫法。
《梓人》這樣寫比較簡單，《畫記》裡寫馬的各種形态就比較複雜。
再說，《畫記》裡記人和馬都有個總結，如“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記馬也有類似的記法，這又是結合畫的特點，不同于《梓人》的記法。
因有這樣的變化，這就使這篇《畫記》，雖有摹仿又有變化，使它成為成功之作。
十五 拟對問自解而有創見 《文心雕龍·雜文》篇稱： 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
……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托古慰志，疏而有辨。
揚雄《解嘲》，雜以諧谑，回環自釋，頗亦為工。
班固《賓戲》，食懿采之華；崔骃《達旨》，吐典言之裁。
自從宋玉作了《對楚王問》，通過一問一答來申說自己的志願以後，人家就紛紛仿效。
東方朔仿作《答客難》，揚雄仿作《解嘲》，班固仿作《答賓戲》，這四篇都選在蕭統的《文選》裡，被認為是較好的。
後來的仿作，像《雜文》篇裡講的，有崔骃《達旨》，張衡《應間》，崔寔《答譏》，蔡邕《釋誨》，郭璞《客傲》，曹植《客問》，庾《客咨》，都沒有選進《文選》。
就這四篇選進《文選》的看，後三篇是不是雖摹仿而也有創新呢？ 先看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
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裡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其為《陽和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
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
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古文觀止》卷四） 宋玉用音樂來比，認為低級的音樂《下裡巴人》，和着唱的有數千人；中級的《陽阿薤露》，和着唱的有數百人；高級的《陽春白雪》，和着唱的不過數十人。
更高級的歌，和着唱的不過數人而已。
接下去他自比鳳凰，在高天飛翔，把群衆比作小雀，是不可能了解鳳凰的。
這篇是高自稱許，用來貶低群衆。
但因為他用問答體來寫，通過别人問自己答來表達自己的志願，這種體裁對後來很有影響，所以被肯定。
再看東方朔的《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居）卿相之位，澤及後世。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過義，……自以為智能，海内無雙，……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
……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懾……賢與不肖，何以異哉！……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
故曰時異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文選》卷四五） 東方朔仿照宋玉的一篇寫的，内容變了，認為時代不同，士人的遇不遇也不同了。
在戰國時代，各國君主急于求賢，故士人可以一說而得卿相的位子。
到了大一統時代，上下和同，雖有賢才，無所立功，隻能處在下位，但還應該修身。
這篇雖用一問一答來表達自己的見解，内容是全新的，不是摹仿，是創作，所以是成功的。
再看揚雄的《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纡青拖紫，朱丹其毂。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然而位不過侍郎，擢才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揚雄著《太玄》，玄是黑，有人認為《太玄》無用，所以說玄得無尚白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
”（《文選》卷四五） 以下也講時代不同，戰國時“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所以士子得意。
到了漢朝大一統，“高得待诏，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命意跟《答客難》相似。
不過在文辭上有可取處。
如說：“客徒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
”朱丹指紅色，車子漆紅色，指官高。
從紅轉到赤，從赤變到赤族，即滅族，用了雙關格。
再像說大一統時，人才多一些少一些都無所謂，作“乘（四）雁集不為之多，雙凫飛不為之少”，工于用比喻格。
又全篇用了不少典故，即工于用對偶格、引用格，在這些方面有特色，所以也是被肯定的。
再看班固的《答賓戲》： 賓戲主人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
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绂冕之服，……卒不能摅首尾，奮翼鱗，……徒樂枕經籍書，纡體衡門，……意者且運朝夕之慮，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号，亡有美谥，不亦優乎？”主人逌（音攸，寬舒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暗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
”（《文選》卷四五） 接下來也講時世不同，顯晦不一，跟彼一時、此一時的說法一緻，但有新的提法。
即指出戰國時取得富貴的人，“朝為榮華，夕為憔悴，福不盈眥，禍溢于世，兇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于是賓第二次提問：“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于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提出有德有能的人建功立德，“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
這篇有新的提法：一是客人提問兩次，主人回答兩次，打破以前的隻限于一問一答；二是指出戰國時的立談取卿相靠不住，要功德并重才可靠。
有這兩個新變，所以是好的。
再看韓愈的《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随。
……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餘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
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
……先生之于業，可謂勤矣。
抵排異端，攘斥佛老。
補苴罅漏，張皇幽眇。
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
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勞矣。
沉浸濃郁，含英咀華。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舜姓，姒，禹姓，指《尚書》中的虞書、夏書），渾渾無涯。
周诰殷盤（《尚書》中的周書、商書），佶屈聱牙。
《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下逮《莊》《騷》，太史所錄。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先生之于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
……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
跋前踬後，動辄得咎。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古文觀止》卷八） 下面先生提出人的才能有大小，他的才能小，“投閑置散，乃分之宜”。
用來解答弟子的提問，借弟子的提問來發牢騷。
這篇《進學解》，跟《答客難》《解嘲》等文比，又有新創。
一是先由國子先生勉勵學生勤學力行，一定有前途，然後引出學生的嘲笑。
這跟以前各篇一開頭就有客人嘲笑的不同。
二是以前各篇大都從彼一時、此一時，時代不同立論；這篇從人的才能有大小立論，命意不同。
三是以前各篇或從立德立功方面立論，這篇突出國子先生即韓愈在理論上、在文學上的傑出成就。
在理論上即宣揚儒家學說來排斥佛教道教，在文學上突出的是推重《莊子》《史記》。
在韓愈以前，劉勰的《文心雕龍》評論諸子散文，不突出《莊子》，評論史傳文學，不突出《史記》，劉知幾《史通》評論史書，推重《漢書》而貶低《史記》，到了韓愈，才突出《莊子》《史記》的傑出成就。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第467頁特别推重，稱：“韓愈《進學解》：‘下逮《莊》《騷》，太史所錄’，《送孟東野序》複以莊周、屈原、司馬遷同與‘善鳴’之數，……文章具眼，來者難誣，以迄今茲，遂成公論。
”三是《進學解》提出：“沉浸濃郁，含英咀華。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清代劉開《與阮芸台宮保（元）論文書》稱“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宏肆，故能推陳出新，征引波瀾，铿锵金石，以窮極聲色……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于是文體薄弱，無複沉浸濃郁之緻，瑰奇壯偉之觀”。
這裡指出韓愈論文講究沉浸濃郁的突出成就。
《進學解》仿照《答客難》《解嘲》，其中提出這三點來立論的突出成就，是以前這類文章所沒有的，所以它是有創新的名文。
十六 對問與七事分叙的因襲與創新 同樣仿照對問和列舉幾件事來分别叙述，有的是因襲，有的是創新，關鍵在内容和命意上。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第637頁：“枚乘命篇，實類《招魂》《大招》，移招魂之法，施于療疾，又改平鋪而為層進耳。
”先看《楚辭·招魂》：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複用巫陽焉。
”（《文選》卷三三） 上帝要巫陽去招魂，先占蔔一下魂在何處，再去招。
巫陽說招魂是掌夢管的，上帝要他先占蔔，這個命令難從，因怕後來的人隻求占蔔，不能再用巫陽了，因此就去招魂。
這一段即兩人對話。
下面講招魂，向東南西北四方招魂，再要魂返故居，說故居堂榭怎麼好；再講室内有多少美女怎樣好；再寫那裡的飲食怎樣美好；那裡的音樂歌舞怎樣美好；最後講到夢澤中去打獵怎樣好。
錢先生認為枚乘《七發》講兩人對問列舉七件事來分别叙說，就是從《招魂》來的。
枚乘《七發》：“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
’”（《文選》卷三四）從兩人一問一答開頭。
下面分事來寫，一事講音樂的美妙，“‘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二事講各種美味，太子也未能起嘗；三事講騎射的好處，太子也未能去騎；四事講遊觀景物及觀賞歌舞，太子也未能觀賞；五事講打獵，太子有起色；六事講觀海濤，太子未能起觀；七事講請方術之士來講要言妙道，太子起來，“霍然病已”。
這篇《七發》，分七事來啟發太子，其中列舉音樂、美味、騎射、遊觀、打獵等，跟《招魂》的寫法，有相似處。
錢先生指出《招魂》列舉各種美好事物是平鋪，《七發》改為層進，如聽了講打獵，太子有起色，即進了一步；聽了要言妙道而病愈，更進了。
《七發》雖仿照《招魂》，從招魂改為治病，從平鋪改為層進，内容也有不同，像《七發》中講觀濤一節，極為精彩，是全新的。
因此《七發》是屬于創新的名篇。
枚乘創作《七發》後，摹仿《七發》的不少，收在《文選》裡的有曹植《七啟》、張協《七命》兩篇。
《七啟》（《文選》卷三四）寫玄微子在隐居，鏡機子去看他，下面分叙七事：一事講美味，“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二事講服飾，“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三事講打獵，“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四事講宮館園林，“玄微子曰：‘予耽岩穴，未暇此居也。
’”五事講音樂歌舞，“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六事講遊使，玄微子稱善。
七事講聖道，玄微子興起，“願返初服，從子而歸”，不再隐居了。
再看張協《七命》（《文選》卷三五），寫沖漠公子在隐居，殉華大夫去看他，下面也分叙七事。
一事講音樂，要公子去聽，“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二事講宮觀園林，要他去住。
“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三事講打獵，要他參加，“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四事講寶劍，要他佩帶，“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五事講駿馬，要他去駕禦，“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六事講美味，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七事講太平德化，“公子蹶然而興”，“請尋後塵”，跟着大夫走了。
這兩篇雖然選入《文選》，從一問一答到分列七事來叙述，列舉的内容和設想，摹仿的痕迹太顯，都不成為成功之作。
真正成為成功之作的，當推柳宗元的《晉問》： 吳子問于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
”曰：“然。
”“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
”（《柳宗元集》卷十五） 接下來講晉之山河，表裡險固，為一事。
吳子認為“表裡山河，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願聞其他”。
先生講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為二事。
吳子認為“夫兵之用，由德則吉”，“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先生講晉之名馬其強可恃，為三事。
吳子認為“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講晉之北山，其木材可取，為四事。
吳子稱君子“不患材之不己有”，以材為不足患。
先生講晉之河魚，可為偉觀，為五事。
吳子以為“一時之觀，不足以誇後世”，“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講晉之鹽寶，可以利民，為六事。
吳子曰：“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
”先生曰：“願聞民利。
”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所謂民利，民自利者也。
”先生言晉文公霸業之盛，“推德義，立信讓”，“其遺風尚有存者。
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
”先生稱晉有堯之遺風，“故其人至于今儉啬，有溫恭克讓之德”，“願以聞于子何如？”吳子稱“美矣善矣”，“舉晉國之風以一天下，如斯而已矣”。
為七事。
這篇《晉問》，也是一問一答，也是列舉七事來講，但它是創新而非因襲。
一是命意新，以前各篇，《七發》是借七件事來啟發太子，使太子病愈；《七啟》《七命》是借七件事來啟發隐士，使隐士抛棄隐居生活。
《晉問》不同，問晉地有什麼好處，可以福國利民，意義更為深遠。
二是《七發》等講的啟發，理由不夠充分，如所舉六事都不能使吳太子振作起來，聽了要言妙道，卻“霍然病已”，要言妙道講的是什麼，沒有内容，隻有空話，這就缺乏說服力。
再就講了七事，說其中有的事物使太子聽了有起色，為什麼也不清楚，因此這七事的有進層，也比較空，缺乏說服力。
《晉問》不同，吳子的問話是在逼進的，如第一事講表裡山河，吳子認為光有山河險固不可靠；第二事講甲堅刃利，吳子認為徒有堅甲利刃也不可靠。
下面講名馬、木材、河魚、鹽寶，講到可以利民，是進一步了。
吳子還不滿意，提出“為民利”。
于是講到晉文公的德教，就更進一步了。
但吳子認為霸者之教還不夠。
于是講到堯的德教，即王者的德教，可以推廣到天下，就更進一步。
這樣層層深入，又是新的寫法。
再像以前的一問一答，總是甲問乙答，《晉問》不同，像第六段講晉之鹽寶，可以利民，吳子認為“未為民利”。
接下先生問“願問民利”。
即在甲問乙答外，又加入乙問甲答，這又是一種新變。
因此從命意到内容到形式，《晉問》都有創新，是創造的成功之作，從這裡看到新變的重要。
如《檀弓》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而曰爾何無罪欤？”《穀梁傳》僖公十年，“裡克所為殺者，為重耳也。
夷吾曰：‘是又将殺我乎？’……故裡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
夷吾曰：‘是又将殺我也！’”此類掉尾收合，稍出以變化，遂較跌宕。
《孟子·梁惠王》章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回環而颠倒之，順下而逆接焉，兼圓與叉（見《毛詩》卷論《關雎》五），章法句法，尤為緻密。
試拈《楚策》三陳轸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于此困矣。
……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于此困矣”；順次呼應，與《孟子》相形，風神大減。
……《左傳》《孟子》《中庸》《穀梁傳》諸節，殆如騰蛇之欲化龍者矣。
《管錐編》書影 錢先生在這裡指出“兼圓與叉”，“圓”指首尾呼應，作圓形；“叉”指首與尾的呼應又有些參差，不完全相同，稱“丫叉句法”。
如《史記·老子傳》：“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前面講飛、遊、走，下面承接成了走、遊、飛，跟前面不一緻，這即指丫叉句法。
這裡講的首尾要呼應是圓，呼應的話又要有些不一緻是叉，兼圓與叉，才有風神，有圓而無叉，風神大減。
錢先生指出這點，是值得加以體會的。
像《左傳》裡楚子欲辱晉，薳啟強認為有備則可，無備則不可，反說“何不可”，這就跟開頭說可丫叉了。
這樣丫叉，才符合薳啟強的真情實感，倘開頭說可，結束也說可，就不符合他的情意了。
再像《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開頭的話用肯定句，結尾的話用感歎句，從肯定到感歎，才真切地表達了孔子的心情，倘再用肯定句，就不能表達孔子的感歎了。
再像《孟子·梁惠王》所記，王問何以利吾國，孟子針對王問利來說，所以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先提利，後提仁義。
接着說明仁義的重要，經過說明，孟子認為梁惠王應該認識到仁義的重要了，所以結尾說：“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先提仁義，後提利，隻有這樣說，才符合孟子的想法。
因此，兼圓與叉才符合人物心情的真實感受。
十四 拟分類狀物而有變化 韓愈的《畫記》被推為摹仿《周禮·考工記》和《尚書·顧命》而出以變化的成功之作。
先看《考工記·梓人》： 梓人為筍虡（木工做挂樂器的架子）。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牛羊類），膏者（豕類），裸者（虎豹等毛短的），羽者（鳥類），鱗者（龍蛇類）。
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用牛羊豕作三牲來祭）。
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把虎豹、鳥、龍、蛇等刻在挂鐘的木架上）。
外骨（龜類），内骨（鼈類，因甲外有肉緣故稱）；卻行（蚰蜒），仄行（蟹類），連行（魚類），纡行（蛇類）；以脰鳴者（蛙用項鳴），以注鳴者（蟋蟀），以旁鳴者（蟬），以翼鳴者（甲蟲），以股鳴者（一種蟲），以胸鳴者（蜥蜴），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刻（把各種小蟲刻在祭器上）。
（《周禮》卷四一） 這裡先是分類，分為大獸和小蟲。
大獸再分為五，稱“脂者、膏者”等。
把小蟲再分為三：一種以骨分，分外骨、内骨；一種以行分，分卻行、仄行等；一種以鳴分，分以脰鳴、以注鳴等。
這篇就是這樣分類的。
此外是狀物，如脂者、膏者是狀物，說外骨、内骨，卻行、仄行等也是狀物。
又《顧命》： 一人冕（戴禮帽）執劉（大斧類），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钺（大斧），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戟屬），立于東垂（邊）；一人冕執瞿（戟屬），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矛屬），立于側階。
（《尚書》卷六） 韓愈的《畫記》就是仿照《梓人》和《顧命》寫的，但寫得有變化，所以成功： 雜古今人物書小畫共一卷。
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戴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戴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钺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卧者二人，……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
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于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寝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對者、怒相踶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戴服物者、戴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韓昌黎集》卷十三上） 這篇《畫記》主要是記人和馬，下面還有記牛、橐駝、驢、犬、羊、狐、兔、麋鹿，記旃車，記弓矢等兵器、s記人數，如“騎而立者五人”等。
這樣寫，仿照《顧命》。
《顧命》是先寫人數，再寫執什麼兵器，再寫立在何處。
《畫記》裡記人，先寫人怎樣活動，如“騎而立者”，再寫人數，如“五人”。
《畫記》裡把人的活動分為多少種，像“騎而被甲戴兵立”，“騎且負”，“騎執器”等，每種下加“者”字來做區别，這就跟《顧命》的寫法有不同。
這種不同，由《顧命》裡寫人的活動簡單，到《畫記》裡寫人的活動複雜，是适應内容的不同來變的。
不僅這樣，《畫記》裡記人物的活動，為了避免呆闆，寫法也有變化，如其中的“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這句的寫法就跟上下文不同，要是改作“騎而執大旗前立者一人”，就和上下文一緻了。
作者在這裡有意改變寫法，避免呆闆。
正由于這樣寫，仿照《顧命》而又有變化，不是單純的摹仿了。
再看寫馬的部分，寫出馬的各種形态，用“上者、下者、行者、牽者”等，用“者”字來分别各種形态，這是仿照《梓人》的“脂者、膏者、裸者”等的寫法。
《梓人》這樣寫比較簡單，《畫記》裡寫馬的各種形态就比較複雜。
再說，《畫記》裡記人和馬都有個總結，如“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記馬也有類似的記法，這又是結合畫的特點，不同于《梓人》的記法。
因有這樣的變化，這就使這篇《畫記》，雖有摹仿又有變化，使它成為成功之作。
十五 拟對問自解而有創見 《文心雕龍·雜文》篇稱： 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
……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托古慰志，疏而有辨。
揚雄《解嘲》，雜以諧谑，回環自釋，頗亦為工。
班固《賓戲》，食懿采之華；崔骃《達旨》，吐典言之裁。
自從宋玉作了《對楚王問》，通過一問一答來申說自己的志願以後，人家就紛紛仿效。
東方朔仿作《答客難》，揚雄仿作《解嘲》，班固仿作《答賓戲》，這四篇都選在蕭統的《文選》裡，被認為是較好的。
後來的仿作，像《雜文》篇裡講的，有崔骃《達旨》，張衡《應間》，崔寔《答譏》，蔡邕《釋誨》，郭璞《客傲》，曹植《客問》，庾《客咨》，都沒有選進《文選》。
就這四篇選進《文選》的看，後三篇是不是雖摹仿而也有創新呢？ 先看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
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裡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其為《陽和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
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
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古文觀止》卷四） 宋玉用音樂來比，認為低級的音樂《下裡巴人》，和着唱的有數千人；中級的《陽阿薤露》，和着唱的有數百人；高級的《陽春白雪》，和着唱的不過數十人。
更高級的歌，和着唱的不過數人而已。
接下去他自比鳳凰，在高天飛翔，把群衆比作小雀，是不可能了解鳳凰的。
這篇是高自稱許，用來貶低群衆。
但因為他用問答體來寫，通過别人問自己答來表達自己的志願，這種體裁對後來很有影響，所以被肯定。
再看東方朔的《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居）卿相之位，澤及後世。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過義，……自以為智能，海内無雙，……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
……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懾……賢與不肖，何以異哉！……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
故曰時異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文選》卷四五） 東方朔仿照宋玉的一篇寫的，内容變了，認為時代不同，士人的遇不遇也不同了。
在戰國時代，各國君主急于求賢，故士人可以一說而得卿相的位子。
到了大一統時代，上下和同，雖有賢才，無所立功，隻能處在下位，但還應該修身。
這篇雖用一問一答來表達自己的見解，内容是全新的，不是摹仿，是創作，所以是成功的。
再看揚雄的《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纡青拖紫，朱丹其毂。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然而位不過侍郎，擢才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揚雄著《太玄》，玄是黑，有人認為《太玄》無用，所以說玄得無尚白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
”（《文選》卷四五） 以下也講時代不同，戰國時“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所以士子得意。
到了漢朝大一統，“高得待诏，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命意跟《答客難》相似。
不過在文辭上有可取處。
如說：“客徒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
”朱丹指紅色，車子漆紅色，指官高。
從紅轉到赤，從赤變到赤族，即滅族，用了雙關格。
再像說大一統時，人才多一些少一些都無所謂，作“乘（四）雁集不為之多，雙凫飛不為之少”，工于用比喻格。
又全篇用了不少典故，即工于用對偶格、引用格，在這些方面有特色，所以也是被肯定的。
再看班固的《答賓戲》： 賓戲主人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
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绂冕之服，……卒不能摅首尾，奮翼鱗，……徒樂枕經籍書，纡體衡門，……意者且運朝夕之慮，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号，亡有美谥，不亦優乎？”主人逌（音攸，寬舒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暗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
”（《文選》卷四五） 接下來也講時世不同，顯晦不一，跟彼一時、此一時的說法一緻，但有新的提法。
即指出戰國時取得富貴的人，“朝為榮華，夕為憔悴，福不盈眥，禍溢于世，兇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于是賓第二次提問：“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于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提出有德有能的人建功立德，“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
這篇有新的提法：一是客人提問兩次，主人回答兩次，打破以前的隻限于一問一答；二是指出戰國時的立談取卿相靠不住，要功德并重才可靠。
有這兩個新變，所以是好的。
再看韓愈的《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随。
……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餘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
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
……先生之于業，可謂勤矣。
抵排異端，攘斥佛老。
補苴罅漏，張皇幽眇。
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
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勞矣。
沉浸濃郁，含英咀華。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舜姓，姒，禹姓，指《尚書》中的虞書、夏書），渾渾無涯。
周诰殷盤（《尚書》中的周書、商書），佶屈聱牙。
《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下逮《莊》《騷》，太史所錄。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先生之于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
……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
跋前踬後，動辄得咎。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古文觀止》卷八） 下面先生提出人的才能有大小，他的才能小，“投閑置散，乃分之宜”。
用來解答弟子的提問，借弟子的提問來發牢騷。
這篇《進學解》，跟《答客難》《解嘲》等文比，又有新創。
一是先由國子先生勉勵學生勤學力行，一定有前途，然後引出學生的嘲笑。
這跟以前各篇一開頭就有客人嘲笑的不同。
二是以前各篇大都從彼一時、此一時，時代不同立論；這篇從人的才能有大小立論，命意不同。
三是以前各篇或從立德立功方面立論，這篇突出國子先生即韓愈在理論上、在文學上的傑出成就。
在理論上即宣揚儒家學說來排斥佛教道教，在文學上突出的是推重《莊子》《史記》。
在韓愈以前，劉勰的《文心雕龍》評論諸子散文，不突出《莊子》，評論史傳文學，不突出《史記》，劉知幾《史通》評論史書，推重《漢書》而貶低《史記》，到了韓愈，才突出《莊子》《史記》的傑出成就。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第467頁特别推重，稱：“韓愈《進學解》：‘下逮《莊》《騷》，太史所錄’，《送孟東野序》複以莊周、屈原、司馬遷同與‘善鳴’之數，……文章具眼，來者難誣，以迄今茲，遂成公論。
”三是《進學解》提出：“沉浸濃郁，含英咀華。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清代劉開《與阮芸台宮保（元）論文書》稱“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宏肆，故能推陳出新，征引波瀾，铿锵金石，以窮極聲色……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于是文體薄弱，無複沉浸濃郁之緻，瑰奇壯偉之觀”。
這裡指出韓愈論文講究沉浸濃郁的突出成就。
《進學解》仿照《答客難》《解嘲》，其中提出這三點來立論的突出成就，是以前這類文章所沒有的，所以它是有創新的名文。
十六 對問與七事分叙的因襲與創新 同樣仿照對問和列舉幾件事來分别叙述，有的是因襲，有的是創新，關鍵在内容和命意上。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第637頁：“枚乘命篇，實類《招魂》《大招》，移招魂之法，施于療疾，又改平鋪而為層進耳。
”先看《楚辭·招魂》：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複用巫陽焉。
”（《文選》卷三三） 上帝要巫陽去招魂，先占蔔一下魂在何處，再去招。
巫陽說招魂是掌夢管的，上帝要他先占蔔，這個命令難從，因怕後來的人隻求占蔔，不能再用巫陽了，因此就去招魂。
這一段即兩人對話。
下面講招魂，向東南西北四方招魂，再要魂返故居，說故居堂榭怎麼好；再講室内有多少美女怎樣好；再寫那裡的飲食怎樣美好；那裡的音樂歌舞怎樣美好；最後講到夢澤中去打獵怎樣好。
錢先生認為枚乘《七發》講兩人對問列舉七件事來分别叙說，就是從《招魂》來的。
枚乘《七發》：“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
’”（《文選》卷三四）從兩人一問一答開頭。
下面分事來寫，一事講音樂的美妙，“‘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二事講各種美味，太子也未能起嘗；三事講騎射的好處，太子也未能去騎；四事講遊觀景物及觀賞歌舞，太子也未能觀賞；五事講打獵，太子有起色；六事講觀海濤，太子未能起觀；七事講請方術之士來講要言妙道，太子起來，“霍然病已”。
這篇《七發》，分七事來啟發太子，其中列舉音樂、美味、騎射、遊觀、打獵等，跟《招魂》的寫法，有相似處。
錢先生指出《招魂》列舉各種美好事物是平鋪，《七發》改為層進，如聽了講打獵，太子有起色，即進了一步；聽了要言妙道而病愈，更進了。
《七發》雖仿照《招魂》，從招魂改為治病，從平鋪改為層進，内容也有不同，像《七發》中講觀濤一節，極為精彩，是全新的。
因此《七發》是屬于創新的名篇。
枚乘創作《七發》後，摹仿《七發》的不少，收在《文選》裡的有曹植《七啟》、張協《七命》兩篇。
《七啟》（《文選》卷三四）寫玄微子在隐居，鏡機子去看他，下面分叙七事：一事講美味，“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二事講服飾，“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三事講打獵，“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四事講宮館園林，“玄微子曰：‘予耽岩穴，未暇此居也。
’”五事講音樂歌舞，“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六事講遊使，玄微子稱善。
七事講聖道，玄微子興起，“願返初服，從子而歸”，不再隐居了。
再看張協《七命》（《文選》卷三五），寫沖漠公子在隐居，殉華大夫去看他，下面也分叙七事。
一事講音樂，要公子去聽，“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二事講宮觀園林，要他去住。
“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三事講打獵，要他參加，“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四事講寶劍，要他佩帶，“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五事講駿馬，要他去駕禦，“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六事講美味，公子曰：“餘病未能也。
”七事講太平德化，“公子蹶然而興”，“請尋後塵”，跟着大夫走了。
這兩篇雖然選入《文選》，從一問一答到分列七事來叙述，列舉的内容和設想，摹仿的痕迹太顯，都不成為成功之作。
真正成為成功之作的，當推柳宗元的《晉問》： 吳子問于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
”曰：“然。
”“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
”（《柳宗元集》卷十五） 接下來講晉之山河，表裡險固，為一事。
吳子認為“表裡山河，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願聞其他”。
先生講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為二事。
吳子認為“夫兵之用，由德則吉”，“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先生講晉之名馬其強可恃，為三事。
吳子認為“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講晉之北山，其木材可取，為四事。
吳子稱君子“不患材之不己有”，以材為不足患。
先生講晉之河魚，可為偉觀，為五事。
吳子以為“一時之觀，不足以誇後世”，“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講晉之鹽寶，可以利民，為六事。
吳子曰：“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
”先生曰：“願聞民利。
”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所謂民利，民自利者也。
”先生言晉文公霸業之盛，“推德義，立信讓”，“其遺風尚有存者。
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
”先生稱晉有堯之遺風，“故其人至于今儉啬，有溫恭克讓之德”，“願以聞于子何如？”吳子稱“美矣善矣”，“舉晉國之風以一天下，如斯而已矣”。
為七事。
這篇《晉問》，也是一問一答，也是列舉七事來講，但它是創新而非因襲。
一是命意新，以前各篇，《七發》是借七件事來啟發太子，使太子病愈；《七啟》《七命》是借七件事來啟發隐士，使隐士抛棄隐居生活。
《晉問》不同，問晉地有什麼好處，可以福國利民，意義更為深遠。
二是《七發》等講的啟發，理由不夠充分，如所舉六事都不能使吳太子振作起來，聽了要言妙道，卻“霍然病已”，要言妙道講的是什麼，沒有内容，隻有空話，這就缺乏說服力。
再就講了七事，說其中有的事物使太子聽了有起色，為什麼也不清楚，因此這七事的有進層，也比較空，缺乏說服力。
《晉問》不同，吳子的問話是在逼進的，如第一事講表裡山河，吳子認為光有山河險固不可靠；第二事講甲堅刃利，吳子認為徒有堅甲利刃也不可靠。
下面講名馬、木材、河魚、鹽寶，講到可以利民，是進一步了。
吳子還不滿意，提出“為民利”。
于是講到晉文公的德教，就更進一步了。
但吳子認為霸者之教還不夠。
于是講到堯的德教，即王者的德教，可以推廣到天下，就更進一步。
這樣層層深入，又是新的寫法。
再像以前的一問一答，總是甲問乙答，《晉問》不同，像第六段講晉之鹽寶，可以利民，吳子認為“未為民利”。
接下先生問“願問民利”。
即在甲問乙答外，又加入乙問甲答，這又是一種新變。
因此從命意到内容到形式，《晉問》都有創新，是創造的成功之作，從這裡看到新變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