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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複，君其問之水濱。
”齊師進，次于陉。
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
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
《史記·楚世家》：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
楚成王使将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
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
《史記》是通史，所以隻能根據《左傳》來記事，《公羊傳》《穀梁傳》對《春秋》作解釋的話都用不上。
《左傳》是記春秋時代的編年史，所以記得較詳。
《史記》是記從黃帝到漢武帝時代的通史，不能記得像《左傳》那樣詳，要加以壓縮。
《左傳》的記事，還要按照《春秋》來記，比方《春秋》稱“侵蔡”，《左傳》也稱“侵蔡”，《史記》就不受這個限制，稱“伐蔡”，因為齊桓公率領諸侯的軍隊攻入蔡國，所以從曆史記事的角度，就稱“伐蔡”了。
再像《左傳》稱“楚子使與師言曰”，根據《春秋》，楚國被封為子爵，所以稱“楚子”，《史記》就稱“楚成王”。
《左傳》裡寫楚子說的“君處北海”幾句話，在《史記》裡就省成“何故涉吾地”了。
管仲的回答比較重要，所以《史記》裡引用較多，但也省去“無以縮酒”句。
《左傳》裡記齊侯對屈完的話，《史記》裡節縮為“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從這裡看出《史記》怎樣壓縮的。
對屈完的答話，比較重要，又較多地保存着。
《春秋集注》書影 這件事，主要是記錄在《齊太公世家》裡，《楚世家》裡隻附帶記一下，就更簡了。
《楚世家》裡稱“侵楚”，用“侵”字，就楚國來說，齊桓公率領諸侯的軍隊，沒有攻入楚國，沒有發生戰争，所以用“侵”字。
就這件事說，主要是管仲責問楚國不向周朝進貢包茅，楚王承認錯誤，答應進貢，就和齊桓公及諸侯結盟，所以《楚世家》裡就記了這件事。
又《左傳》根據《春秋》，把這件事記在魯僖公四年。
《史記·齊太公世家》以齊為主，所以把這件事記在齊桓公三十年。
又《楚世家》以楚為主，所以把這件事記在楚成王十六年。
又《史記》所記，可以補《左傳》的不足的，如《史記》稱“楚成王興師問曰”，又稱“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齊”，楚成王是起兵來跟齊桓公對抗的，這點在《左傳》裡沒有記載。
就以上對同一事件的五種記載看，《春秋》的記載類似大事标題，或簡明的提要，不過在這個标題裡的用詞都有講究，一個詞都不輕下。
這是可供學習的，我們在定标題或提要時，也要學習這種用詞的謹嚴。
就記事說，以《左傳》為最好。
《左傳》的記事，不僅最為詳盡，更好的是寫對話，寫楚成王和管仲的對話，楚成王提出“風馬牛不相及”，是個很好的比喻。
雌雄相誘為風，隻有雌馬和雄馬相誘，雌牛和雄牛相誘，雌雄的牛和馬是不相誘的。
這話成為名句。
管仲的對答，有根據，有理論，有曆史知識，結合實際情況，不是一般人能說。
再像齊桓公和屈完的對話，即顯示齊桓公的驕傲，更顯出屈完的堅強不屈，這樣寫對話是很成功的。
就記錄這件事的意義說，《公羊傳》寫得最為深刻。
《論語·憲問》篇裡，記下子路認為管仲和召忽兩人都奉事公子糾，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死了，管仲不死，還輔相齊桓公，說明管仲不忠。
不忠的人，算不上有仁德吧。
子貢因此也認為管仲恐怕不是仁人。
孔子卻認為管仲輔相桓公，聯合諸侯，匡正天下，使百姓到今受到他的好處。
假如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着頭發，衣襟向左邊開，要被夷狄所奴役了。
稱管仲為“如其仁，如其仁”，贊美管仲的仁德。
孔子從華夏民族排斥夷狄的侵略，不受夷狄的奴役，贊美管仲。
這個意思，《公羊傳》在這篇裡作了充分的發揮，别的篇裡對這點都沒有觸及到。
所以就思想性看，《公羊傳》這篇寫得最深刻。
可以從《公羊傳》這篇裡學習它怎樣通過事件來探索事件的深刻意義。
《公羊傳》《穀梁傳》對《春秋》記事的用詞作了深入探索，在這方面，可以供我們作注釋和文章賞析的參考，注意對賞析的文章中重要的詞要作深入的探索，來提高我們的賞析力。
對《史記》的兩篇說，可供我們在改寫和壓縮的寫法上作些研讨。
這樣看來，對同一件事的幾種不同寫法，都可供我們探讨。
《禮記·檀弓》篇： 戰于郎（春秋魯邑，在今山東魚台縣東北。
魯哀公十一年，齊國攻魯，魯與齊軍在郎地作戰）。
公叔禺（yù雨）人遇負杖（兵器）入保（堡壘）者息。
曰：“使之雖病也（使民勞役雖極困累），任之雖重也（使民納稅雖重），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
我則既言矣。
”與其鄰重（童）汪踦（qī期）往，皆死焉。
魯人欲勿殇（不以童子禮葬，以成人禮葬）重汪踦，問于仲尼。
仲尼曰：“能執幹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左傳》哀公十一年： 公叔務人（昭公子）見保（守城堡）者而泣曰：“事充（勞役多）政重（賦稅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
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公為與其嬖僮（童）汪锜乘，皆死皆殡。
孔子曰：“能執幹戈以衛社稷，可無殇也。
” 這是記同一件事的兩篇，内容相同，記法也大同小異。
前一篇是《檀弓》篇裡記的一件事，是完整的。
後一篇，是《左傳》裡記“齊魯清之戰”的一大篇中的一個插曲，是從一大篇中摘出來的，所以稍有不同。
前一篇是完整地記一件事，所以一開頭就交待是什麼事，是“戰于郎”，當時魯國人對于“戰于郎”這件事都很清楚，所以說“戰于郎”就夠了，不用說跟誰戰，在什麼時候戰。
後一篇是從一大篇中摘出來的，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原因，在一大篇裡都已講明，所以不用交代，這是兩篇的不同處。
又兩篇所根據的材料來源不同，所記的人名寫法有異。
如前一篇作“公叔禺人”，後一篇作“公叔務人”，又稱“公為”；前一篇作“鄰重汪踦”，後一篇作“嬖僮汪锜”，“重”“僮”即“童”，是寫法不同，把這個童子（指未成年人）的名字也寫得不同。
鄰指鄰居，嬖指嬖愛，也不同。
古人寫文章，所根據的材料不同，也寫得不同。
有像“負杖入保者息”，指背着兵器進入堡壘休息的士兵；“保者”指守衛城堡的士兵，也稍有不同。
再看記錄的話，前篇作：“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這裡的“使之”“任之”的“之”都指民，即“負杖入保者息”的戰士，當時的戰士即民。
“使”指使用民力，即服勞役；“任”指使民負擔，即負擔賦稅，意義比較明确。
後一篇作“事充政重”，用意相同，似不像前一篇的明确。
前一篇點明“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亡，不可”，這是公叔禺人說的，稱“公叔”一定是魯哀公一族的人，即貴族，即屬于君子或士，這就點明他在這次戰争中非死不可，表達了甘于犧牲的決心。
後一篇作：“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用意相同，加上“何以治民”，是為了“治民”而死，這就比前一篇的為了謀國衛國而死差一點。
這樣看來，在記錄語言上，前一篇寫得更明确，更正确，也更好些。
十 一事而說有異 《朱子語類》卷十一：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
謂如甲說如此，且挦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挦扯住乙，窮盡其詞。
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中華書局，192頁） 一事而說有異，可以比較。
《左傳》成公五年：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趙嬰兄趙原、趙屏因趙嬰與趙莊姬私通，放逐趙嬰到齊國去）。
嬰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晉國貴族栾氏不作亂）。
我亡，吾二昆其憂哉（我流放出去，二兄趙原、趙屏會受害）！且人各有能有不能（指自己雖淫而能保護兩兄），舍我何害。
”弗聽。
嬰夢天使謂己：“祭餘，餘福女（汝）。
”使問諸士貞伯。
貞伯曰：“不識也。
”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認為神會使淫的人得禍，祭神也會得到流亡）?”祭之明日而亡（流放）。
又八年：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谮之于晉侯，曰：“原、屏将為亂，栾、郤為征（晉國貴族栾氏、郤氏可作證）。
”六月，晉讨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趙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
以其田與祁奚。
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
三代（夏商周）之令（賢）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王（邪僻之王），賴前哲以免也。
《書》（《康诰》）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
”乃立武而反（返）其田焉。
《史記·晉世家》：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
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
”乃複令趙庶子武為趙後，複與之邑。
《史記·趙世家》： 屠岸賈者，始有寵于（晉）靈公。
及至于（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将作難。
乃治靈公之賊，以緻趙盾，遍告諸将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晉靈公無道，趙盾進谏，靈公要殺他，他在衛士的保護下逃跑了。
他手下的趙穿殺了靈公，他回來沒有辦趙穿弑君之罪。
晉國的太史記下了‘趙盾弑其君’，因為他的逃跑沒有逃出晉國，他又不辦趙穿罪，所以寫他弑君。
）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
”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
今諸君将誅其後，是（此）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
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
”屠岸賈不聽。
韓厥告趙朔趣亡（快逃走），朔不肯，曰：“子（你）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
”韓厥許諾，稱疾不出。
賈不請（不向晉君請示）而擅與諸将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趙朔妻（晉）成公姊（當作女），有遺腹，走公宮匿。
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
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
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号（汝啼哭），即不滅，若無聲。
”及索，兒竟無聲。
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複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
”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
”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抱被），匿山中。
程嬰出，謬謂諸将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
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
”諸将皆喜，許之，發師随程嬰攻公孫杵臼。
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将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
諸将以為趙氏孤兒良（确實）已死，皆喜。
然趙氏真孤，乃反在。
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
晉景公疾，蔔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
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
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
諸将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将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
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
微（無）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
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
”于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将，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複與趙武田邑如故。
按照《左傳》所說，魯成公四年（前587），晉國的趙嬰跟趙莊姬私通，趙莊姬即趙朔的妻子，趙朔谥莊，故他的妻稱莊姬。
那時趙朔當已死。
成公五年，趙嬰的兩兄趙原、趙屏，即趙同、趙括，因趙嬰和莊姬通奸，把趙嬰放逐到齊國去。
成公八年，趙莊姬因趙同、趙括把趙嬰放逐出去，即向晉景公誣告趙同、趙括要造反。
莊姬是晉成公女，晉景公是她的兄或弟，所以她可以向晉景公誣告。
晉景公聽了，殺了趙同、趙括。
趙武是趙朔和莊姬所生，晉景公是趙武之舅。
趙朔已死，趙嬰被放逐，趙同、趙括被殺，所以莊姬回到娘家，其子趙武就住在晉景公宮中。
趙同、趙括被殺後，趙家的田産沒收，分給祁奚。
韓厥對晉景公說，趙家像趙真、趙盾父子，對晉國有功，不該沒收他家産業，于是立趙武，把趙家的田産還給他。
照《左傳》所講，那末在成公四年趙武早已出生。
《左傳》寫成公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又把趙家的産業分給趙武。
據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據《趙世家》韓厥勸晉景公複立趙武，應在兩年後晉景公患病時。
”即在晉景公十年時。
據《趙世家》晉景公複立趙武時，趙武已十五歲，即晉景公十年，趙武十五歲，那末晉景公八年，晉殺趙同、趙括時，趙武已十三歲了。
這就跟《趙世家》講的保護趙氏孤兒的說法不同。
照《趙世家》說，趙同、趙括被殺時，趙武還是在莊姬腹内的遺腹子，說趙朔也在那時被殺，就跟《左傳》講的不一樣了。
《左傳》成公八年：“（趙）武從（莊）姬氏畜于公宮”句下，孔穎達疏稱：“《史記·趙世家》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于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
案二年傳，栾書将下軍，則于時朔已死矣。
同、括為莊姬所谮，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
于時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辄廁其間，得如此專恣。
又說雲，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于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皆違。
馬遷妄說，不可從也。
” 孔穎達在疏裡對《史記·趙世家》裡講趙氏孤兒的事作了辨别考證，證明是司馬遷妄說，不可從。
這是對的。
不過司馬遷在《趙世家》裡講的趙氏孤兒的故事，一定是有所據的，可能是民間的傳說。
這種民間傳說，不一定合于曆史真實，是民間借古喻今的一種創作。
這種創作，借趙家被屠殺的故事，集中概括了封建統治階級殘酷屠殺忠良的罪行，也塑造了救護忠良後嗣、甘于犧牲的義士。
因此，元代紀君祥根據趙氏孤兒的傳說，創作了《趙氏孤兒》雜劇，成為傳世的名作。
十一 人而傳有同異 《史記》和《漢書》中有關漢朝人物的傳記，《漢書》往往根據《史記》中的傳記再加改定，《漢書》中所改往往不如《史記》，這在前面已講到了。
但《漢書》中的傳記，也有勝過《史記》的。
這跟上面講“立體的懂”裡講“部次條别之法”有關。
如賈誼，《史記》列在《屈原賈生列傳》裡，把屈原和賈誼兩個合傳。
司馬遷寫這篇合傳的用意，因為屈原和賈誼，都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都被貶谪，又都以辭賦著名，所以都在兩人傳裡錄了他們所著的辭賦，這是按照他的部次條别之法來這樣編成合傳的。
班固在《漢書》裡替賈誼立了專傳，不僅因為屈原是戰國時代人，不能收入《漢書》，更因為班固替賈誼立專傳，認為賈誼除了寫他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被貶谪及是著名的辭賦家外，還有很傑出的成就。
對這些很傑出的成就，《史記》裡沒有給與應有的叙述，《漢書》裡作了充分的發揮。
在這方面，《漢書》就超過《史記》了。
《漢書·賈誼傳》稱：“是時匈奴強，侵邊。
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僣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
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數欲匡建。
”這是總說當時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提到賈誼的陳政治疏，針對當時存在的各種大問題，提出解決的措施，使賈誼成為一位傑出的政論家。
下面引了他的陳政治疏。
就重要的說，有治安策。
指出封建諸侯國的弊病，“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因侯國差錯造成憂患），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因侯國的叛亂而禍國殃民。
他建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
”主張讓侯國把他們的國土分封他們的諸子，國分得小了，就可避免叛亂了。
又指出“天下之勢方倒懸”，“足反居上，首領居下”。
指出匈奴侵掠，漢反“歲緻金絮采缯以奉之”，即匈奴居上，漢居下。
他提出制服匈奴的策略。
又指出“商君遺禮義，棄仁恩”，“秦俗日敗”，沿襲到漢朝，“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他因此提出“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的主張。
又提倡學校，指出“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又主張以禮義為治，稱：“夫禮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
”“禮雲禮雲，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他針對當時存在的危機和問題，提出各種解決的辦法，是有深識遠見的。
這些遠見卓識，《漢書》裡作了詳盡的記載，《史記》裡卻因限于部次條别之法，沒有作詳盡的記載，這是《史記》不如《漢書》的地方。
十二 事異而記法同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10頁《左傳》成公十六年： “楚子登單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
’‘皆聚于中軍矣。
’曰：‘合謀也。
’‘張幕矣。
’曰：‘虜蔔于先君也。
’‘徹幕矣。
’曰：‘将發命也。
’‘甚嚣且塵上矣。
’曰：‘将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
’‘戰乎？’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戰禱也。
’”按不直書甲之運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純乎小說筆法矣。
……甲之行事，不假乙之目見，而假乙之耳聞亦可，如疊更司小說中描寫選舉，從歡呼聲之漸高知事之進展，其理莫二也。
西方典籍寫敵家情狀而手眼與左氏相類者，如荷馬史詩中特洛伊王登城望希臘軍而命海倫指名敵師将領，塔索史詩中回教王登城望十字軍而命愛米妮亞指名敵師将領，皆脍炙人口之名章佳作。
然都無以過于《元秘史》卷七中一節者，足使盲丘明失色而盲荷馬卻步也，茲撮錄之。
“成吉思汗整治軍馬排陣了，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緣山立住。
彼時劄木合亦在乃蠻處。
塔陽問：‘那趕來的如狼将群羊直趕至圈内，是甚麼人？’劄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養的四個狗，……如今放了鐵索，垂涎着歡喜來也。
……’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
’遂退去跨山立了。
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吃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躍般來的是誰？’劄木合說：‘他是将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衣服的……二種人。
’塔陽說：‘既如此，可離的這下等人遠者。
’又令上山去立了。
又問：‘随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劄木合道：‘是我帖木真安答渾身穿着鐵甲。
……你如今試看。
’塔陽說：‘可懼！’又令上山立了。
又問：‘随後多軍馬來的是誰？’劄木合說：‘是诃額侖母的一個兒子，……吞一個全人呵，不勾點心。
……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五百步。
……’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了。
’又問：‘那後來的是有誰？’劄木合說：‘是诃額侖最少的子……’于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有問則退，随對而退，每退愈高，叙事亦如羊角旋風之轉而益上。
言談伴以行動，使叙述之堆垛化為煙雲，非老于文學者安能辨是？《左傳》等相形遂嫌鋪叙平闆矣。
按《左傳》寫的，把晉軍戰前的一切活動布置，都通過楚王眼中看到，伯州犂口中說出，使後來的人知道。
這是很難得的資料。
再看《元秘史》寫的，成吉思汗軍馬的活動，通過乃蠻的塔陽問、劄木合答來表達。
在問答中，不光問成吉思汗的軍馬怎樣行動，還用了比喻，如“狼将羊群趕至圈内”、“用人肉養的四個狗”、“如吃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躍般來的”，用了這樣的比喻，更加強了形象性，更顯得鮮明生動了。
十三 内容異而首尾呼應同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28頁《左傳》昭公五年： “楚子欲辱晉，大夫莫對，薳啟強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首言有備則可，中間以五百餘字敷陳事理，末言無備則必不可，而反言曰：“何不可”，陽若語紹，陰則意違。
此節文法，起結呼應銜接，如圓之周而複始。
《中庸》“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一節，結雲“道其不行矣夫！”首尾鈎連；以斷定語氣始，以疑歎語氣終，而若仍希冀于萬一者，兩端同而不同，彌饒姿緻。
若《大學》“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節，《鄉飲酒義》“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節。
《公羊傳》桓公二年“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節，僖公十年“
”齊師進，次于陉。
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
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
《史記·楚世家》：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
楚成王使将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
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
《史記》是通史，所以隻能根據《左傳》來記事，《公羊傳》《穀梁傳》對《春秋》作解釋的話都用不上。
《左傳》是記春秋時代的編年史，所以記得較詳。
《史記》是記從黃帝到漢武帝時代的通史，不能記得像《左傳》那樣詳，要加以壓縮。
《左傳》的記事，還要按照《春秋》來記，比方《春秋》稱“侵蔡”，《左傳》也稱“侵蔡”，《史記》就不受這個限制，稱“伐蔡”，因為齊桓公率領諸侯的軍隊攻入蔡國，所以從曆史記事的角度，就稱“伐蔡”了。
再像《左傳》稱“楚子使與師言曰”，根據《春秋》，楚國被封為子爵，所以稱“楚子”，《史記》就稱“楚成王”。
《左傳》裡寫楚子說的“君處北海”幾句話，在《史記》裡就省成“何故涉吾地”了。
管仲的回答比較重要，所以《史記》裡引用較多，但也省去“無以縮酒”句。
《左傳》裡記齊侯對屈完的話，《史記》裡節縮為“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從這裡看出《史記》怎樣壓縮的。
對屈完的答話，比較重要，又較多地保存着。
《春秋集注》書影 這件事，主要是記錄在《齊太公世家》裡，《楚世家》裡隻附帶記一下，就更簡了。
《楚世家》裡稱“侵楚”，用“侵”字，就楚國來說，齊桓公率領諸侯的軍隊，沒有攻入楚國，沒有發生戰争，所以用“侵”字。
就這件事說，主要是管仲責問楚國不向周朝進貢包茅，楚王承認錯誤，答應進貢，就和齊桓公及諸侯結盟，所以《楚世家》裡就記了這件事。
又《左傳》根據《春秋》，把這件事記在魯僖公四年。
《史記·齊太公世家》以齊為主，所以把這件事記在齊桓公三十年。
又《楚世家》以楚為主，所以把這件事記在楚成王十六年。
又《史記》所記，可以補《左傳》的不足的，如《史記》稱“楚成王興師問曰”，又稱“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齊”，楚成王是起兵來跟齊桓公對抗的，這點在《左傳》裡沒有記載。
就以上對同一事件的五種記載看，《春秋》的記載類似大事标題，或簡明的提要，不過在這個标題裡的用詞都有講究，一個詞都不輕下。
這是可供學習的，我們在定标題或提要時，也要學習這種用詞的謹嚴。
就記事說，以《左傳》為最好。
《左傳》的記事，不僅最為詳盡，更好的是寫對話，寫楚成王和管仲的對話，楚成王提出“風馬牛不相及”，是個很好的比喻。
雌雄相誘為風，隻有雌馬和雄馬相誘，雌牛和雄牛相誘，雌雄的牛和馬是不相誘的。
這話成為名句。
管仲的對答，有根據，有理論，有曆史知識，結合實際情況，不是一般人能說。
再像齊桓公和屈完的對話，即顯示齊桓公的驕傲，更顯出屈完的堅強不屈，這樣寫對話是很成功的。
就記錄這件事的意義說，《公羊傳》寫得最為深刻。
《論語·憲問》篇裡，記下子路認為管仲和召忽兩人都奉事公子糾，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死了，管仲不死，還輔相齊桓公，說明管仲不忠。
不忠的人，算不上有仁德吧。
子貢因此也認為管仲恐怕不是仁人。
孔子卻認為管仲輔相桓公，聯合諸侯，匡正天下，使百姓到今受到他的好處。
假如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着頭發，衣襟向左邊開，要被夷狄所奴役了。
稱管仲為“如其仁，如其仁”，贊美管仲的仁德。
孔子從華夏民族排斥夷狄的侵略，不受夷狄的奴役，贊美管仲。
這個意思，《公羊傳》在這篇裡作了充分的發揮，别的篇裡對這點都沒有觸及到。
所以就思想性看，《公羊傳》這篇寫得最深刻。
可以從《公羊傳》這篇裡學習它怎樣通過事件來探索事件的深刻意義。
《公羊傳》《穀梁傳》對《春秋》記事的用詞作了深入探索，在這方面，可以供我們作注釋和文章賞析的參考，注意對賞析的文章中重要的詞要作深入的探索，來提高我們的賞析力。
對《史記》的兩篇說，可供我們在改寫和壓縮的寫法上作些研讨。
這樣看來，對同一件事的幾種不同寫法，都可供我們探讨。
《禮記·檀弓》篇： 戰于郎（春秋魯邑，在今山東魚台縣東北。
魯哀公十一年，齊國攻魯，魯與齊軍在郎地作戰）。
公叔禺（yù雨）人遇負杖（兵器）入保（堡壘）者息。
曰：“使之雖病也（使民勞役雖極困累），任之雖重也（使民納稅雖重），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
我則既言矣。
”與其鄰重（童）汪踦（qī期）往，皆死焉。
魯人欲勿殇（不以童子禮葬，以成人禮葬）重汪踦，問于仲尼。
仲尼曰：“能執幹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左傳》哀公十一年： 公叔務人（昭公子）見保（守城堡）者而泣曰：“事充（勞役多）政重（賦稅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
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公為與其嬖僮（童）汪锜乘，皆死皆殡。
孔子曰：“能執幹戈以衛社稷，可無殇也。
” 這是記同一件事的兩篇，内容相同，記法也大同小異。
前一篇是《檀弓》篇裡記的一件事，是完整的。
後一篇，是《左傳》裡記“齊魯清之戰”的一大篇中的一個插曲，是從一大篇中摘出來的，所以稍有不同。
前一篇是完整地記一件事，所以一開頭就交待是什麼事，是“戰于郎”，當時魯國人對于“戰于郎”這件事都很清楚，所以說“戰于郎”就夠了，不用說跟誰戰，在什麼時候戰。
後一篇是從一大篇中摘出來的，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原因，在一大篇裡都已講明，所以不用交代，這是兩篇的不同處。
又兩篇所根據的材料來源不同，所記的人名寫法有異。
如前一篇作“公叔禺人”，後一篇作“公叔務人”，又稱“公為”；前一篇作“鄰重汪踦”，後一篇作“嬖僮汪锜”，“重”“僮”即“童”，是寫法不同，把這個童子（指未成年人）的名字也寫得不同。
鄰指鄰居，嬖指嬖愛，也不同。
古人寫文章，所根據的材料不同，也寫得不同。
有像“負杖入保者息”，指背着兵器進入堡壘休息的士兵；“保者”指守衛城堡的士兵，也稍有不同。
再看記錄的話，前篇作：“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這裡的“使之”“任之”的“之”都指民，即“負杖入保者息”的戰士，當時的戰士即民。
“使”指使用民力，即服勞役；“任”指使民負擔，即負擔賦稅，意義比較明确。
後一篇作“事充政重”，用意相同，似不像前一篇的明确。
前一篇點明“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亡，不可”，這是公叔禺人說的，稱“公叔”一定是魯哀公一族的人，即貴族，即屬于君子或士，這就點明他在這次戰争中非死不可，表達了甘于犧牲的決心。
後一篇作：“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用意相同，加上“何以治民”，是為了“治民”而死，這就比前一篇的為了謀國衛國而死差一點。
這樣看來，在記錄語言上，前一篇寫得更明确，更正确，也更好些。
十 一事而說有異 《朱子語類》卷十一：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
謂如甲說如此，且挦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挦扯住乙，窮盡其詞。
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中華書局，192頁） 一事而說有異，可以比較。
《左傳》成公五年：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趙嬰兄趙原、趙屏因趙嬰與趙莊姬私通，放逐趙嬰到齊國去）。
嬰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晉國貴族栾氏不作亂）。
我亡，吾二昆其憂哉（我流放出去，二兄趙原、趙屏會受害）！且人各有能有不能（指自己雖淫而能保護兩兄），舍我何害。
”弗聽。
嬰夢天使謂己：“祭餘，餘福女（汝）。
”使問諸士貞伯。
貞伯曰：“不識也。
”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認為神會使淫的人得禍，祭神也會得到流亡）?”祭之明日而亡（流放）。
又八年：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谮之于晉侯，曰：“原、屏将為亂，栾、郤為征（晉國貴族栾氏、郤氏可作證）。
”六月，晉讨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趙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
以其田與祁奚。
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
三代（夏商周）之令（賢）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王（邪僻之王），賴前哲以免也。
《書》（《康诰》）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
”乃立武而反（返）其田焉。
《史記·晉世家》：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
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
”乃複令趙庶子武為趙後，複與之邑。
《史記·趙世家》： 屠岸賈者，始有寵于（晉）靈公。
及至于（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将作難。
乃治靈公之賊，以緻趙盾，遍告諸将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晉靈公無道，趙盾進谏，靈公要殺他，他在衛士的保護下逃跑了。
他手下的趙穿殺了靈公，他回來沒有辦趙穿弑君之罪。
晉國的太史記下了‘趙盾弑其君’，因為他的逃跑沒有逃出晉國，他又不辦趙穿罪，所以寫他弑君。
）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
”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
今諸君将誅其後，是（此）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
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
”屠岸賈不聽。
韓厥告趙朔趣亡（快逃走），朔不肯，曰：“子（你）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
”韓厥許諾，稱疾不出。
賈不請（不向晉君請示）而擅與諸将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趙朔妻（晉）成公姊（當作女），有遺腹，走公宮匿。
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
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
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号（汝啼哭），即不滅，若無聲。
”及索，兒竟無聲。
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複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
”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
”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抱被），匿山中。
程嬰出，謬謂諸将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
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
”諸将皆喜，許之，發師随程嬰攻公孫杵臼。
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将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
諸将以為趙氏孤兒良（确實）已死，皆喜。
然趙氏真孤，乃反在。
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
晉景公疾，蔔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
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
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
諸将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将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
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
微（無）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
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
”于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将，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複與趙武田邑如故。
按照《左傳》所說，魯成公四年（前587），晉國的趙嬰跟趙莊姬私通，趙莊姬即趙朔的妻子，趙朔谥莊，故他的妻稱莊姬。
那時趙朔當已死。
成公五年，趙嬰的兩兄趙原、趙屏，即趙同、趙括，因趙嬰和莊姬通奸，把趙嬰放逐到齊國去。
成公八年，趙莊姬因趙同、趙括把趙嬰放逐出去，即向晉景公誣告趙同、趙括要造反。
莊姬是晉成公女，晉景公是她的兄或弟，所以她可以向晉景公誣告。
晉景公聽了，殺了趙同、趙括。
趙武是趙朔和莊姬所生，晉景公是趙武之舅。
趙朔已死，趙嬰被放逐，趙同、趙括被殺，所以莊姬回到娘家，其子趙武就住在晉景公宮中。
趙同、趙括被殺後，趙家的田産沒收，分給祁奚。
韓厥對晉景公說，趙家像趙真、趙盾父子，對晉國有功，不該沒收他家産業，于是立趙武，把趙家的田産還給他。
照《左傳》所講，那末在成公四年趙武早已出生。
《左傳》寫成公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又把趙家的産業分給趙武。
據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據《趙世家》韓厥勸晉景公複立趙武，應在兩年後晉景公患病時。
”即在晉景公十年時。
據《趙世家》晉景公複立趙武時，趙武已十五歲，即晉景公十年，趙武十五歲，那末晉景公八年，晉殺趙同、趙括時，趙武已十三歲了。
這就跟《趙世家》講的保護趙氏孤兒的說法不同。
照《趙世家》說，趙同、趙括被殺時，趙武還是在莊姬腹内的遺腹子，說趙朔也在那時被殺，就跟《左傳》講的不一樣了。
《左傳》成公八年：“（趙）武從（莊）姬氏畜于公宮”句下，孔穎達疏稱：“《史記·趙世家》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于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
案二年傳，栾書将下軍，則于時朔已死矣。
同、括為莊姬所谮，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
于時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辄廁其間，得如此專恣。
又說雲，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于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皆違。
馬遷妄說，不可從也。
” 孔穎達在疏裡對《史記·趙世家》裡講趙氏孤兒的事作了辨别考證，證明是司馬遷妄說，不可從。
這是對的。
不過司馬遷在《趙世家》裡講的趙氏孤兒的故事，一定是有所據的，可能是民間的傳說。
這種民間傳說，不一定合于曆史真實，是民間借古喻今的一種創作。
這種創作，借趙家被屠殺的故事，集中概括了封建統治階級殘酷屠殺忠良的罪行，也塑造了救護忠良後嗣、甘于犧牲的義士。
因此，元代紀君祥根據趙氏孤兒的傳說，創作了《趙氏孤兒》雜劇，成為傳世的名作。
十一 人而傳有同異 《史記》和《漢書》中有關漢朝人物的傳記，《漢書》往往根據《史記》中的傳記再加改定，《漢書》中所改往往不如《史記》，這在前面已講到了。
但《漢書》中的傳記，也有勝過《史記》的。
這跟上面講“立體的懂”裡講“部次條别之法”有關。
如賈誼，《史記》列在《屈原賈生列傳》裡，把屈原和賈誼兩個合傳。
司馬遷寫這篇合傳的用意，因為屈原和賈誼，都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都被貶谪，又都以辭賦著名，所以都在兩人傳裡錄了他們所著的辭賦，這是按照他的部次條别之法來這樣編成合傳的。
班固在《漢書》裡替賈誼立了專傳，不僅因為屈原是戰國時代人，不能收入《漢書》，更因為班固替賈誼立專傳，認為賈誼除了寫他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被貶谪及是著名的辭賦家外，還有很傑出的成就。
對這些很傑出的成就，《史記》裡沒有給與應有的叙述，《漢書》裡作了充分的發揮。
在這方面，《漢書》就超過《史記》了。
《漢書·賈誼傳》稱：“是時匈奴強，侵邊。
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僣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
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數欲匡建。
”這是總說當時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提到賈誼的陳政治疏，針對當時存在的各種大問題，提出解決的措施，使賈誼成為一位傑出的政論家。
下面引了他的陳政治疏。
就重要的說，有治安策。
指出封建諸侯國的弊病，“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因侯國差錯造成憂患），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因侯國的叛亂而禍國殃民。
他建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
”主張讓侯國把他們的國土分封他們的諸子，國分得小了，就可避免叛亂了。
又指出“天下之勢方倒懸”，“足反居上，首領居下”。
指出匈奴侵掠，漢反“歲緻金絮采缯以奉之”，即匈奴居上，漢居下。
他提出制服匈奴的策略。
又指出“商君遺禮義，棄仁恩”，“秦俗日敗”，沿襲到漢朝，“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他因此提出“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的主張。
又提倡學校，指出“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又主張以禮義為治，稱：“夫禮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
”“禮雲禮雲，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他針對當時存在的危機和問題，提出各種解決的辦法，是有深識遠見的。
這些遠見卓識，《漢書》裡作了詳盡的記載，《史記》裡卻因限于部次條别之法，沒有作詳盡的記載，這是《史記》不如《漢書》的地方。
十二 事異而記法同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10頁《左傳》成公十六年： “楚子登單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
’‘皆聚于中軍矣。
’曰：‘合謀也。
’‘張幕矣。
’曰：‘虜蔔于先君也。
’‘徹幕矣。
’曰：‘将發命也。
’‘甚嚣且塵上矣。
’曰：‘将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
’‘戰乎？’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戰禱也。
’”按不直書甲之運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純乎小說筆法矣。
……甲之行事，不假乙之目見，而假乙之耳聞亦可，如疊更司小說中描寫選舉，從歡呼聲之漸高知事之進展，其理莫二也。
西方典籍寫敵家情狀而手眼與左氏相類者，如荷馬史詩中特洛伊王登城望希臘軍而命海倫指名敵師将領，塔索史詩中回教王登城望十字軍而命愛米妮亞指名敵師将領，皆脍炙人口之名章佳作。
然都無以過于《元秘史》卷七中一節者，足使盲丘明失色而盲荷馬卻步也，茲撮錄之。
“成吉思汗整治軍馬排陣了，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緣山立住。
彼時劄木合亦在乃蠻處。
塔陽問：‘那趕來的如狼将群羊直趕至圈内，是甚麼人？’劄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養的四個狗，……如今放了鐵索，垂涎着歡喜來也。
……’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
’遂退去跨山立了。
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吃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躍般來的是誰？’劄木合說：‘他是将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衣服的……二種人。
’塔陽說：‘既如此，可離的這下等人遠者。
’又令上山去立了。
又問：‘随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劄木合道：‘是我帖木真安答渾身穿着鐵甲。
……你如今試看。
’塔陽說：‘可懼！’又令上山立了。
又問：‘随後多軍馬來的是誰？’劄木合說：‘是诃額侖母的一個兒子，……吞一個全人呵，不勾點心。
……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五百步。
……’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了。
’又問：‘那後來的是有誰？’劄木合說：‘是诃額侖最少的子……’于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有問則退，随對而退，每退愈高，叙事亦如羊角旋風之轉而益上。
言談伴以行動，使叙述之堆垛化為煙雲，非老于文學者安能辨是？《左傳》等相形遂嫌鋪叙平闆矣。
按《左傳》寫的，把晉軍戰前的一切活動布置，都通過楚王眼中看到，伯州犂口中說出，使後來的人知道。
這是很難得的資料。
再看《元秘史》寫的，成吉思汗軍馬的活動，通過乃蠻的塔陽問、劄木合答來表達。
在問答中，不光問成吉思汗的軍馬怎樣行動，還用了比喻，如“狼将羊群趕至圈内”、“用人肉養的四個狗”、“如吃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躍般來的”，用了這樣的比喻，更加強了形象性，更顯得鮮明生動了。
十三 内容異而首尾呼應同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28頁《左傳》昭公五年： “楚子欲辱晉，大夫莫對，薳啟強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首言有備則可，中間以五百餘字敷陳事理，末言無備則必不可，而反言曰：“何不可”，陽若語紹，陰則意違。
此節文法，起結呼應銜接，如圓之周而複始。
《中庸》“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一節，結雲“道其不行矣夫！”首尾鈎連；以斷定語氣始，以疑歎語氣終，而若仍希冀于萬一者，兩端同而不同，彌饒姿緻。
若《大學》“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節，《鄉飲酒義》“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節。
《公羊傳》桓公二年“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節，僖公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