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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古文辭類纂·論辨三》）從充實内部來抵制佛教，所以說他見識高過韓愈。
按這兩篇的目的都是辟佛，但命意不同。
韓愈主張用政治力量來加以排斥，所謂“人（民）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原道》，見《古文觀止》）。
即勒令和尚還俗，燒掉佛經，把廟宇改成民居，用儒家之道來教導他們。
當時有不少人相信佛教，他這種主張是行不通的。
就這方面說，确實不如歐陽修講的，從根本上修明政教，改善人民生活，減輕賦稅來得好。
但《原道》用儒家之道與佛教道教比，提出《大學》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提出儒家之所謂仁、義、道、德與道家、佛教比，顯出儒家的學說更适合于當時的政教。
就這方面說，《原道》還是受到古人的推崇，不是《本論》所能代替的。
陳兆崙《歐文選序》：“永叔之摹韓，幾于尋聲答響，望形赴影矣，而不病其襲，則其說是于老蘇之書，所謂态者是也。
”（《紫竹山房文集》）這裡指出歐陽修的摹仿韓愈，好在像蘇洵《上歐陽内翰書》講的，歐陽修文章的風格柔婉與韓愈的風格剛健不一樣。
按就《本論》跟《原道》看，主要是命意不同，其次才是風格不同。
因此摹仿而沒有摹仿的痕迹，成為創作。
就風格說，從上引的“人其人”幾句看，很有決斷，雖立論不一定恰當，還是表示剛健的風格。
再看《本論》中：“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
”這樣說，風格是柔婉的。
歐陽修的文章，所以成功，還是在命意的創新上。
六 事同而所記稍異 叙述同一件事的，李耆卿《文章精義》：“《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叙晉獻公、骊姬、申生一事，繁簡可見。
”這裡講晉獻公寵愛的骊姬害死太子申生這一件事，有三種記載，認為記得最簡的最好。
說記得最簡的最好，上面已經指出他的說法不确，可以不管。
記這事不止三種，有五種，今錄下。
1．《禮記·檀弓上》： 晉獻公将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何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
君安骊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我何行如之（行将何往）?”使人辭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即狐突）之言也，以至于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
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為我君出謀劃策），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
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國語》書影 按這篇的主旨是講世子申生是“恭世子”，即非常恭順的世子。
他的恭順表現在兩點：一，骊姬誣陷他要弑獻公，他不肯去辨明。
因為一辨明，骊姬有罪要廢谪，但獻公離不開骊姬，所以他不願去辨明，這是恭順。
二，狐突早勸他避到别國去，免得受害，他不聽。
到受了誣陷，他甯願自殺，還是想狐突出來輔佐獻公，為國打算，所以稱恭順。
這一篇，不是在記骊姬誣害申生的事，是在說明申生是恭世子。
就這個命意說，這篇是寫得好的，好在充分說明了他所以是恭世子的理由，理由很具體。
2．《左傳》僖公四年： （骊）姬謂大（太）子曰：“君夢齊姜（太子母），必速祭之。
”大子祭于曲沃，歸胙（送祭過的酒肉）于公。
公田（打獵），姬置諸宮六日。
公至，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地墳（用酒澆地，地高起）。
與犬（以肉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大子。
”大子奔新城。
公殺其傅杜原款。
或謂大子，子辭（辯明），君必辨焉。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
君老矣，吾又不樂。
”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左傳》這篇是記事，對骊姬害死申生的事作了全面的叙述，跟《檀弓》的隻說：“晉獻公将殺其世子申生”不同。
因此，不能說《檀弓》勝過《左傳》。
但《檀弓》的主旨在說明申生為“恭世子”，不在記申生怎樣被害的事，所以也不能說《左傳》這篇勝過《檀弓》，這兩篇的性質不同，不能用叙事的詳略來分優劣。
《檀弓》裡有申生“使人辭于狐突曰”的一段話，《左傳》裡沒有。
這段話說明申生将死前還關心國事，關心“君老，子少”，即關心獻公和骊姬生的兒子奚齊，要狐突出來輔助他們，這正突出申生的恭慎，這些話在《檀弓》這篇裡是必要的。
在《左傳》這篇記事裡就不一定必要了，因為《左傳》裡沒有提到“恭世子”的話，沒有稱他恭慎，這些話跟申生被害而死關系不頂密切，所以就不說了。
3．《國語·晉語二》： 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祀而歸福（送祭肉來）。
”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绛，公田，骊姬受福，乃置鸩（毒）于酒，置堇（烏頭，毒）于肉。
公至，召申生獻。
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
骊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
公命殺杜原款（申生之傅），申生奔新城。
杜原款将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
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也，故陷于大難，乃逮（及）于讒。
然款也不敢愛（惜）死，唯與讒人鈞（均）是惡也。
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好名聲）焉。
死不遷情，強也，守情說（悅）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
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恩（死在人民懷念中），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
去而罪釋，必歸于君，是怨君也。
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向而入。
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
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
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
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将伏以俟命。
”骊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取好于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求利于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
”骊姬退，申生乃雉經（吊死）于新城之廟。
将死，乃使猛足言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
”是以谥為共（恭）君。
這篇比《左傳》的一篇，多出杜原款勸申生自殺的話，多出骊姬促申生自殺的話，多出申生使人告狐突的話，即把《檀弓》裡申生告狐突的話也加進去了。
上面指出《左傳》裡沒有記載申生死後谥為共君，所以不載他告狐突的話。
《國語》裡記載了申生“谥為共君”，所以記下了他告狐突的話。
不過這兩段話裡，有點小的不同：《檀弓》裡說“吾君老矣，子少”，《國語》裡沒有“子少”。
這點差别，說明《檀弓》的作者，認為骊姬把申生害死以後，一定要使她的兒子奚齊繼承君位，奚齊還小，所以要狐突出來輔佐奚齊。
《國語》的作者，認為骊姬把申生害死以後，也不可能使她的兒子奚齊繼承君位，因為申生還有弟弟夷吾、重耳會繼承君位的，所以不提“子少”了。
再看《左傳》裡不提杜原款和骊姬的兩段話，申生講的話也比《國語》裡記的簡單，為什麼？《左傳》裡寫申生自殺，一是不願自明，因為“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
君老矣，吾又不樂”。
體會到獻公的離不開骊姬，自明以後，獻公要失去骊姬，會感到痛苦。
他不願獻公感到痛苦，不肯自明。
他又不肯逃走，認為他帶着弑父弑君的惡名，沒有地方可逃，顯出他的潔身自好。
這樣，從他的性格看，除了自殺，沒有路好走。
因此，他的自殺，是他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用不到人勸，也用不到人逼迫，所以杜原款和骊姬的話都沒有必要，都不載，這是《左傳》勝過《國語》處。
從申生的性格來看，這兩段話都不是必要的。
《國語》的記載有一處也與《左傳》不同。
《左傳》講太子到曲沃去祭，祭後把酒肉送給獻公，是酒肉早已送去了。
到骊姬誣陷申生時，申生不在旁邊。
《國語》作“公至，召申生獻。
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
好像酒肉沒有送去，獻公要召申生來獻酒肉。
公祭之地時，申生在旁邊，看到“地墳”，就逃出去了。
這段記載，以《左傳》為可信。
因為申生早已把祭後的酒肉送去了，所以用不到“召申生獻”。
骊姬在酒肉裡下了毒，也不願申生在旁，所以“召申生獻”和申生在旁的記載，不合理。
《國語》裡記了“申生恐而出”，再寫“申生奔新城”，大概怕申生不肯死，所以加上杜原款的勸他死，骊姬的逼他死的兩段話。
再說申生已經逃到新城，即曲沃，那末骊姬要見申生，一定要到曲沃去，骊姬既誣陷申生，怎麼又敢到曲沃去見申生，這也不合理。
因此，《國語》的寫法，兩處都不合情理。
它加進去的兩段話，從申生的性格看，也沒有必要，因此《國語》寫得不如《左傳》。
再看《史記·晉世家》對這件事的記載，為了節省篇幅，不再全引。
在談《史記》之前，先看看《穀梁傳》的記載：“骊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為君！’”《史記》寫的又有了發展。
《史記》作：“獻公從獵來還，宰人（管膳食的）上胙獻公，獻公欲飨之。
骊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
’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人小人死。
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
’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母子避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
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
’”骊姬這段話，《左傳》《國語》《檀弓》裡都沒有，是從哪裡來的呢？錢锺書先生《管錐編》166頁說：“史家追叙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
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
《韓非子·解老》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斯言雖未盡想象之靈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據往迹、按陳編而補缺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則至當不可易矣。
《左傳》記言而實乃拟言、代言，謂是後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未為過也。
”錢先生這段話，深刻地指出以上記言的不同。
《史記》中記骊姬的一段話，正是司馬遷的設想，完全符合骊姬這個人物的性格和當時的情境，這是好的。
《史記》裡也沒有杜原款的勸死和骊姬逼申生自殺的話，說明這兩段話是多餘的。
這樣看來，史書中記載人物事件，也要考慮人物性格。
記載骊姬害申生的事，以《左傳》寫得最好，最能突出申生的性格。
《史記》根據《左傳》來寫，作了補充，補充骊姬的一段話，有助于刻畫骊姬陰險的性格，也是好的。
《國語》多出的兩段話，有損于申生的性格，是不好的。
《檀弓》主旨不在記事，在說明，所叙述的話作為說明的例證，也是好的。
七 事同而語有複疊與簡約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72—273頁《史記會注考證·項羽本紀》： “諸将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于是已破秦軍。
項羽召見諸侯将，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考證》：“陳仁錫曰：‘疊用三無不字，有精神；《漢書》去其二，遂乏氣魄。
’” 按《漢書·項籍傳》作“楚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軍人人惴恐”，“膝行而前”，删去兩“無不”字。
錢先生接着說： 按陳氏評是，數語有如火如荼之觀。
貫華堂本《水浒》第四十四回裴阇黎見石秀出來，“連忙放茶”，“連忙問道”，“連忙道：‘不敢！不敢’”，“連忙出門去了”，“連忙走”；殆得法于此而踵事增華者欤。
馬遷行文，深得累疊之妙，如本篇末寫項羽“自度不能脫”，一則曰“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再則曰：“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三則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心已死而意猶未平，認輸而不服氣，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
又如《袁盎晁錯列傳》記錯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疊三“矣”字，紙上如聞太息，斷為三句，削去銜接之詞，頓挫而兼急迅錯落之緻。
《漢書》卻作：“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索然有底情味？ 八 事同而記有疏密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74頁： 《容齋随筆》卷一謂《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一節五十八字，《漢書》省去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樸贍可喜”；虞兆隆《天香樓偶得》駁則謂《随筆》“非定論”。
按《史記·衛青傳》作： ……乃诏禦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将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漢書》删“以千五百戶”）；都尉韓說從大将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又删“以千三百戶”）；騎将軍公孫賀從大将軍獲王（又删“公孫”），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窌侯（又删“以千三百戶”）；輕車将軍李蔡再從大将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又删“以千六百戶”）；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将軍獲王（又删後兩個“校尉”），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轵侯（又删“以千三百戶”），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随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又删兩個“以千三百戶封”）；将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戶（又“豆如意”下多出“中郎将绾皆”，“關内侯”下多出“沮、息、如意”）。
” 從《史記》和《漢書》的記載看，不在于《史記》樸贍可喜，是在于記載的疏密問題。
按照《漢書》的記法，隻要記明封什麼侯就夠了，不用記戶數，那末，封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戶”，為什麼不删，封戶數少的三百戶記了，封戶數多的“千三百戶”、“千五百戶”為什麼反而删去，就不合理了。
“公孫賀”删去“公孫”，光留個“賀”字，不知姓誰，更不恰當。
《史記》裡不記“中郎将绾”是有道理的，因為這裡都記封侯和戶數，“中郎将绾”沒有封的戶數，所以《史記》不收。
《漢書》收了，又沒有姓，也是疏漏。
這樣看來，《史記》密，《漢書》有疏漏。
錢先生說： ……《漢書》删去兩“校尉”，明淨勝于《史記》原文未可盡非；《史記》下文亦雲：“将軍李沮、李息”，而不雲“将軍李沮、将軍李息”也。
《漢書》删去三“以千三百戶封”，洵為敗缺，當于“為從平侯”下，增“食邑各千三百戶”，則點煩而不害事，猶《史記》下文言李沮、李息、豆如意雲：“賜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戶”也。
九 事同而記有詳略改動 《朱子語類》卷十一： 問：“讀《通鑒》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每一事關涉處多。
隻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載，又都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歡洽，便記得起。
《通鑒》則一處說便休，直是無法，有記性人方看得。
”（中華書局，196頁） 《史記·項羽本紀》叙鴻門宴：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通鑒》作“項羽”，下同），至鴻門（又無“至”），謝曰：“臣與将軍戮（又作“勠”）力而攻秦，将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複見将軍于此。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軍與臣有隙。
”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
亞父者，範增也。
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又無“項王項伯”數句）。
範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項王默然不應。
範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汝）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于坐，殺之。
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
”莊則入為壽。
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又無此句），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
”項王曰：“諾。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哙，樊哙（又無“樊”）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又無“甚急”），今者（又無“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哙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
”哙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又無此三字）衛士欲止不内（納），樊哙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哙（又無“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又無“西向”），瞋目視項王，頭發上指，目眦盡裂。
項王按劍而跽（長跪）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哙者（又無“者”）也。
”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
”則與鬥卮酒。
哙拜謝，起立而飲之。
項王曰：“賜之彘肩。
”則與一生彘肩。
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又作“其上”），拔劍切而之。
項王曰：“壯士，能複（又作“複能”）飲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又無“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
懷王與諸将約曰：‘先破秦入鹹陽者王之。
’今沛公先破秦入鹹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又無此四字），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又作“以待将軍”），故遣将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又無此二句）。
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又作“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又作“将軍”）不取也。
”項王未有以應，曰：“坐。
”樊哙從良坐。
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又無此二句）。
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又無此二句）。
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又“為”作“方為”），何辭為！”于是遂去。
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鬥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
”張良曰：“謹諾。
”（又無“乃令……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裡（從“當是……裡”又作“鴻門去霸上四十裡”）。
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又無“與”）樊哙、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郦山下道芷陽間行。
（又下有“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鬥與亞父”）沛公謂張良（又無“張”）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裡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謹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又作“将軍”）足下，玉鬥一雙，再拜奉大将軍（又作“亞父”）足下。
”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又作“将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鬥，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又作“将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通鑒》裡記的鴻門宴，完全根據《史記》，但是文字有删節，有改動。
《史記》以文章著名，司馬光編《通鑒》，為什麼不照用《史記》原文，卻要加以删改呢？這主要是兩書體例不同造成的。
《史記》是紀傳體，其中寫人物傳記部分，屬于傳記文學，所以對人物要作文學描寫，是曆史跟文學的結合。
《通鑒》是編年體，以記事為主，重在記事，要減少文學描寫部分，因此對《史記》中有的描寫，就作了删節。
像《史記》裡記項王、項伯、亞父、沛公、張良的坐位幾句，就傳記文學講，記這次宴會，是要寫明坐位的。
就記事講，主要記事件，各人的坐位不重要，所以删了。
再像有的描寫，如《史記》“交戟之衛士”，描寫衛兵是兩人手持戟相交的；樊哙“披帷西向立”，寫明他立的方向；《通鑒》主要在記事，光說“衛士”，怎樣的衛士就不管了；光說“披帷立”，立的方向就不管了。
再看對話，項莊進去，說：“君王與沛公飲”，就傳記文學說，開口是要這樣說的，不可能一進去，招呼也不打，就說“軍中無以為樂”的。
但就記事說，這句打招呼的話，就可從略了。
再像張良說“甚急”，表達張良的心情，是必要的。
就記事說，重在記事，這兩字也可從略了。
再像樊哙講話：“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說了劉邦對秦國的東西絲毫不取，其中最重要的，是皇宮，所以加上“封閉宮室”；就記事說，絲毫不取已經包括“封閉宮室”在内，這四字也可删了。
樊哙又說：“故遣将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替劉邦派兵守關作了解釋，這也必要。
就記事說，
”（《古文辭類纂·論辨三》）從充實内部來抵制佛教，所以說他見識高過韓愈。
按這兩篇的目的都是辟佛，但命意不同。
韓愈主張用政治力量來加以排斥，所謂“人（民）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原道》，見《古文觀止》）。
即勒令和尚還俗，燒掉佛經，把廟宇改成民居，用儒家之道來教導他們。
當時有不少人相信佛教，他這種主張是行不通的。
就這方面說，确實不如歐陽修講的，從根本上修明政教，改善人民生活，減輕賦稅來得好。
但《原道》用儒家之道與佛教道教比，提出《大學》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提出儒家之所謂仁、義、道、德與道家、佛教比，顯出儒家的學說更适合于當時的政教。
就這方面說，《原道》還是受到古人的推崇，不是《本論》所能代替的。
陳兆崙《歐文選序》：“永叔之摹韓，幾于尋聲答響，望形赴影矣，而不病其襲，則其說是于老蘇之書，所謂态者是也。
”（《紫竹山房文集》）這裡指出歐陽修的摹仿韓愈，好在像蘇洵《上歐陽内翰書》講的，歐陽修文章的風格柔婉與韓愈的風格剛健不一樣。
按就《本論》跟《原道》看，主要是命意不同，其次才是風格不同。
因此摹仿而沒有摹仿的痕迹，成為創作。
就風格說，從上引的“人其人”幾句看，很有決斷，雖立論不一定恰當，還是表示剛健的風格。
再看《本論》中：“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
”這樣說，風格是柔婉的。
歐陽修的文章，所以成功，還是在命意的創新上。
六 事同而所記稍異 叙述同一件事的，李耆卿《文章精義》：“《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叙晉獻公、骊姬、申生一事，繁簡可見。
”這裡講晉獻公寵愛的骊姬害死太子申生這一件事，有三種記載，認為記得最簡的最好。
說記得最簡的最好，上面已經指出他的說法不确，可以不管。
記這事不止三種，有五種，今錄下。
1．《禮記·檀弓上》： 晉獻公将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何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
君安骊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我何行如之（行将何往）?”使人辭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即狐突）之言也，以至于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
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為我君出謀劃策），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
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國語》書影 按這篇的主旨是講世子申生是“恭世子”，即非常恭順的世子。
他的恭順表現在兩點：一，骊姬誣陷他要弑獻公，他不肯去辨明。
因為一辨明，骊姬有罪要廢谪，但獻公離不開骊姬，所以他不願去辨明，這是恭順。
二，狐突早勸他避到别國去，免得受害，他不聽。
到受了誣陷，他甯願自殺，還是想狐突出來輔佐獻公，為國打算，所以稱恭順。
這一篇，不是在記骊姬誣害申生的事，是在說明申生是恭世子。
就這個命意說，這篇是寫得好的，好在充分說明了他所以是恭世子的理由，理由很具體。
2．《左傳》僖公四年： （骊）姬謂大（太）子曰：“君夢齊姜（太子母），必速祭之。
”大子祭于曲沃，歸胙（送祭過的酒肉）于公。
公田（打獵），姬置諸宮六日。
公至，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地墳（用酒澆地，地高起）。
與犬（以肉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大子。
”大子奔新城。
公殺其傅杜原款。
或謂大子，子辭（辯明），君必辨焉。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
君老矣，吾又不樂。
”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左傳》這篇是記事，對骊姬害死申生的事作了全面的叙述，跟《檀弓》的隻說：“晉獻公将殺其世子申生”不同。
因此，不能說《檀弓》勝過《左傳》。
但《檀弓》的主旨在說明申生為“恭世子”，不在記申生怎樣被害的事，所以也不能說《左傳》這篇勝過《檀弓》，這兩篇的性質不同，不能用叙事的詳略來分優劣。
《檀弓》裡有申生“使人辭于狐突曰”的一段話，《左傳》裡沒有。
這段話說明申生将死前還關心國事，關心“君老，子少”，即關心獻公和骊姬生的兒子奚齊，要狐突出來輔助他們，這正突出申生的恭慎，這些話在《檀弓》這篇裡是必要的。
在《左傳》這篇記事裡就不一定必要了，因為《左傳》裡沒有提到“恭世子”的話，沒有稱他恭慎，這些話跟申生被害而死關系不頂密切，所以就不說了。
3．《國語·晉語二》： 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祀而歸福（送祭肉來）。
”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绛，公田，骊姬受福，乃置鸩（毒）于酒，置堇（烏頭，毒）于肉。
公至，召申生獻。
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
骊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
公命殺杜原款（申生之傅），申生奔新城。
杜原款将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
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也，故陷于大難，乃逮（及）于讒。
然款也不敢愛（惜）死，唯與讒人鈞（均）是惡也。
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好名聲）焉。
死不遷情，強也，守情說（悅）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
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恩（死在人民懷念中），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
去而罪釋，必歸于君，是怨君也。
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向而入。
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
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
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
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将伏以俟命。
”骊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取好于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求利于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
”骊姬退，申生乃雉經（吊死）于新城之廟。
将死，乃使猛足言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
”是以谥為共（恭）君。
這篇比《左傳》的一篇，多出杜原款勸申生自殺的話，多出骊姬促申生自殺的話，多出申生使人告狐突的話，即把《檀弓》裡申生告狐突的話也加進去了。
上面指出《左傳》裡沒有記載申生死後谥為共君，所以不載他告狐突的話。
《國語》裡記載了申生“谥為共君”，所以記下了他告狐突的話。
不過這兩段話裡，有點小的不同：《檀弓》裡說“吾君老矣，子少”，《國語》裡沒有“子少”。
這點差别，說明《檀弓》的作者，認為骊姬把申生害死以後，一定要使她的兒子奚齊繼承君位，奚齊還小，所以要狐突出來輔佐奚齊。
《國語》的作者，認為骊姬把申生害死以後，也不可能使她的兒子奚齊繼承君位，因為申生還有弟弟夷吾、重耳會繼承君位的，所以不提“子少”了。
再看《左傳》裡不提杜原款和骊姬的兩段話，申生講的話也比《國語》裡記的簡單，為什麼？《左傳》裡寫申生自殺，一是不願自明，因為“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
君老矣，吾又不樂”。
體會到獻公的離不開骊姬，自明以後，獻公要失去骊姬，會感到痛苦。
他不願獻公感到痛苦，不肯自明。
他又不肯逃走，認為他帶着弑父弑君的惡名，沒有地方可逃，顯出他的潔身自好。
這樣，從他的性格看，除了自殺，沒有路好走。
因此，他的自殺，是他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用不到人勸，也用不到人逼迫，所以杜原款和骊姬的話都沒有必要，都不載，這是《左傳》勝過《國語》處。
從申生的性格來看，這兩段話都不是必要的。
《國語》的記載有一處也與《左傳》不同。
《左傳》講太子到曲沃去祭，祭後把酒肉送給獻公，是酒肉早已送去了。
到骊姬誣陷申生時，申生不在旁邊。
《國語》作“公至，召申生獻。
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
好像酒肉沒有送去，獻公要召申生來獻酒肉。
公祭之地時，申生在旁邊，看到“地墳”，就逃出去了。
這段記載，以《左傳》為可信。
因為申生早已把祭後的酒肉送去了，所以用不到“召申生獻”。
骊姬在酒肉裡下了毒，也不願申生在旁，所以“召申生獻”和申生在旁的記載，不合理。
《國語》裡記了“申生恐而出”，再寫“申生奔新城”，大概怕申生不肯死，所以加上杜原款的勸他死，骊姬的逼他死的兩段話。
再說申生已經逃到新城，即曲沃，那末骊姬要見申生，一定要到曲沃去，骊姬既誣陷申生，怎麼又敢到曲沃去見申生，這也不合理。
因此，《國語》的寫法，兩處都不合情理。
它加進去的兩段話，從申生的性格看，也沒有必要，因此《國語》寫得不如《左傳》。
再看《史記·晉世家》對這件事的記載，為了節省篇幅，不再全引。
在談《史記》之前，先看看《穀梁傳》的記載：“骊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為君！’”《史記》寫的又有了發展。
《史記》作：“獻公從獵來還，宰人（管膳食的）上胙獻公，獻公欲飨之。
骊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
’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人小人死。
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
’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母子避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
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
’”骊姬這段話，《左傳》《國語》《檀弓》裡都沒有，是從哪裡來的呢？錢锺書先生《管錐編》166頁說：“史家追叙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
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
《韓非子·解老》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斯言雖未盡想象之靈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據往迹、按陳編而補缺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則至當不可易矣。
《左傳》記言而實乃拟言、代言，謂是後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未為過也。
”錢先生這段話，深刻地指出以上記言的不同。
《史記》中記骊姬的一段話，正是司馬遷的設想，完全符合骊姬這個人物的性格和當時的情境，這是好的。
《史記》裡也沒有杜原款的勸死和骊姬逼申生自殺的話，說明這兩段話是多餘的。
這樣看來，史書中記載人物事件，也要考慮人物性格。
記載骊姬害申生的事，以《左傳》寫得最好，最能突出申生的性格。
《史記》根據《左傳》來寫，作了補充，補充骊姬的一段話，有助于刻畫骊姬陰險的性格，也是好的。
《國語》多出的兩段話，有損于申生的性格，是不好的。
《檀弓》主旨不在記事，在說明，所叙述的話作為說明的例證，也是好的。
七 事同而語有複疊與簡約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72—273頁《史記會注考證·項羽本紀》： “諸将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于是已破秦軍。
項羽召見諸侯将，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考證》：“陳仁錫曰：‘疊用三無不字，有精神；《漢書》去其二，遂乏氣魄。
’” 按《漢書·項籍傳》作“楚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軍人人惴恐”，“膝行而前”，删去兩“無不”字。
錢先生接着說： 按陳氏評是，數語有如火如荼之觀。
貫華堂本《水浒》第四十四回裴阇黎見石秀出來，“連忙放茶”，“連忙問道”，“連忙道：‘不敢！不敢’”，“連忙出門去了”，“連忙走”；殆得法于此而踵事增華者欤。
馬遷行文，深得累疊之妙，如本篇末寫項羽“自度不能脫”，一則曰“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再則曰：“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三則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心已死而意猶未平，認輸而不服氣，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
又如《袁盎晁錯列傳》記錯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疊三“矣”字，紙上如聞太息，斷為三句，削去銜接之詞，頓挫而兼急迅錯落之緻。
《漢書》卻作：“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索然有底情味？ 八 事同而記有疏密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74頁： 《容齋随筆》卷一謂《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一節五十八字，《漢書》省去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樸贍可喜”；虞兆隆《天香樓偶得》駁則謂《随筆》“非定論”。
按《史記·衛青傳》作： ……乃诏禦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将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漢書》删“以千五百戶”）；都尉韓說從大将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又删“以千三百戶”）；騎将軍公孫賀從大将軍獲王（又删“公孫”），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窌侯（又删“以千三百戶”）；輕車将軍李蔡再從大将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又删“以千六百戶”）；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将軍獲王（又删後兩個“校尉”），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轵侯（又删“以千三百戶”），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随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又删兩個“以千三百戶封”）；将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戶（又“豆如意”下多出“中郎将绾皆”，“關内侯”下多出“沮、息、如意”）。
” 從《史記》和《漢書》的記載看，不在于《史記》樸贍可喜，是在于記載的疏密問題。
按照《漢書》的記法，隻要記明封什麼侯就夠了，不用記戶數，那末，封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戶”，為什麼不删，封戶數少的三百戶記了，封戶數多的“千三百戶”、“千五百戶”為什麼反而删去，就不合理了。
“公孫賀”删去“公孫”，光留個“賀”字，不知姓誰，更不恰當。
《史記》裡不記“中郎将绾”是有道理的，因為這裡都記封侯和戶數，“中郎将绾”沒有封的戶數，所以《史記》不收。
《漢書》收了，又沒有姓，也是疏漏。
這樣看來，《史記》密，《漢書》有疏漏。
錢先生說： ……《漢書》删去兩“校尉”，明淨勝于《史記》原文未可盡非；《史記》下文亦雲：“将軍李沮、李息”，而不雲“将軍李沮、将軍李息”也。
《漢書》删去三“以千三百戶封”，洵為敗缺，當于“為從平侯”下，增“食邑各千三百戶”，則點煩而不害事，猶《史記》下文言李沮、李息、豆如意雲：“賜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戶”也。
九 事同而記有詳略改動 《朱子語類》卷十一： 問：“讀《通鑒》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每一事關涉處多。
隻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載，又都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歡洽，便記得起。
《通鑒》則一處說便休，直是無法，有記性人方看得。
”（中華書局，196頁） 《史記·項羽本紀》叙鴻門宴：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通鑒》作“項羽”，下同），至鴻門（又無“至”），謝曰：“臣與将軍戮（又作“勠”）力而攻秦，将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複見将軍于此。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軍與臣有隙。
”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
亞父者，範增也。
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又無“項王項伯”數句）。
範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項王默然不應。
範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汝）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于坐，殺之。
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
”莊則入為壽。
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又無此句），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
”項王曰：“諾。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哙，樊哙（又無“樊”）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又無“甚急”），今者（又無“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哙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
”哙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又無此三字）衛士欲止不内（納），樊哙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哙（又無“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又無“西向”），瞋目視項王，頭發上指，目眦盡裂。
項王按劍而跽（長跪）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哙者（又無“者”）也。
”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
”則與鬥卮酒。
哙拜謝，起立而飲之。
項王曰：“賜之彘肩。
”則與一生彘肩。
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又作“其上”），拔劍切而之。
項王曰：“壯士，能複（又作“複能”）飲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又無“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
懷王與諸将約曰：‘先破秦入鹹陽者王之。
’今沛公先破秦入鹹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又無此四字），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又作“以待将軍”），故遣将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又無此二句）。
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又作“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又作“将軍”）不取也。
”項王未有以應，曰：“坐。
”樊哙從良坐。
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又無此二句）。
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又無此二句）。
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又“為”作“方為”），何辭為！”于是遂去。
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鬥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
”張良曰：“謹諾。
”（又無“乃令……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裡（從“當是……裡”又作“鴻門去霸上四十裡”）。
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又無“與”）樊哙、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郦山下道芷陽間行。
（又下有“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鬥與亞父”）沛公謂張良（又無“張”）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裡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謹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又作“将軍”）足下，玉鬥一雙，再拜奉大将軍（又作“亞父”）足下。
”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又作“将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鬥，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又作“将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通鑒》裡記的鴻門宴，完全根據《史記》，但是文字有删節，有改動。
《史記》以文章著名，司馬光編《通鑒》，為什麼不照用《史記》原文，卻要加以删改呢？這主要是兩書體例不同造成的。
《史記》是紀傳體，其中寫人物傳記部分，屬于傳記文學，所以對人物要作文學描寫，是曆史跟文學的結合。
《通鑒》是編年體，以記事為主，重在記事，要減少文學描寫部分，因此對《史記》中有的描寫，就作了删節。
像《史記》裡記項王、項伯、亞父、沛公、張良的坐位幾句，就傳記文學講，記這次宴會，是要寫明坐位的。
就記事講，主要記事件，各人的坐位不重要，所以删了。
再像有的描寫，如《史記》“交戟之衛士”，描寫衛兵是兩人手持戟相交的；樊哙“披帷西向立”，寫明他立的方向；《通鑒》主要在記事，光說“衛士”，怎樣的衛士就不管了；光說“披帷立”，立的方向就不管了。
再看對話，項莊進去，說：“君王與沛公飲”，就傳記文學說，開口是要這樣說的，不可能一進去，招呼也不打，就說“軍中無以為樂”的。
但就記事說，這句打招呼的話，就可從略了。
再像張良說“甚急”，表達張良的心情，是必要的。
就記事說，重在記事，這兩字也可從略了。
再像樊哙講話：“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說了劉邦對秦國的東西絲毫不取，其中最重要的，是皇宮，所以加上“封閉宮室”；就記事說，絲毫不取已經包括“封閉宮室”在内，這四字也可删了。
樊哙又說：“故遣将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替劉邦派兵守關作了解釋，這也必要。
就記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