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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觀》裡提到觀通變，已有比較的意思。
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裡說“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等，即認為黃帝唐堯時代的作品淳厚而質樸，虞舜夏禹時代的作品質樸而明晰，商周時代的作品華麗而典雅，是從各時代的文風來說的。
這裡講的比較，是就具體作品來說的，通過比較來辨别作品的高下得失，有利于作出評價來。
一 命意同而辭有繁簡 陳骙《文則》甲四裡就有比較，說：“劉向（《說苑·君道》）載洩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風吹草倒），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從來），而草為之靡。
’此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顯。
及觀《論語》（《顔淵》）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此減洩冶之言半，而意亦顯。
又觀《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複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
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
”在這裡，作者認為越簡越好，把三處講同一個意思的話來作比較，作出愈簡愈好的評論，所以稱《君陳》的話愈簡“而意愈顯”。
再看原文，《君陳》是周公死後，周成王命令大臣名君陳的代周公辦事，君陳原在周公領導下辦事，成王對君陳說：“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能）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不能從聖人學好）。
爾惟風，下民惟草。
”（《尚書》卷六）這裡在講一般人見了聖人，也不能學聖人，是從教化角度說的。
從教化說，你是大臣，你跟下民的關系，像風跟草。
這裡的意思即你是大臣，大臣跟聖人不同，大臣有政治權力，所以你對下民，更具有風吹草倒的力量，教化的效果更好。
這個意思跟上文講聖人的話結合起來，君陳一聽就明白，所以不用多說。
再看《論語·顔淵》：“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是主張刑殺的，因此對他不能光講風吹草倒，因為風吹草倒也可以比刑殺，用刑殺也可以使民畏伏，所以孔子不能講“爾惟風，下民惟草”，一定要點明“君子之德”“小人之德”，即點明德教，不是刑殺，指出在上的德教也可以使在下的民服從。
因為情況不同，不得不多說一些。
再看《君道》：“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洩冶曰：‘陳其亡矣。
吾驟谏君，君不我聽而愈失威儀。
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
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
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說苑》卷一）洩冶說“吾驟谏君”，“驟”指屢次，他多次進谏，君不聽。
他所以用“陳其亡矣”的危言聳聽，讓陳靈公所親信的人聽到了這種危言去轉告靈公，所以要說得特别詳盡，點明“上之化下”，不提“君子之德”，因為陳靈公已經談不上德了。
說得這樣詳，也是情況的需要。
這樣看來，《文則》認為文章愈簡愈好的看法是不恰當的，文章要适應情況的需要來确定繁簡，繁簡是屬于風格的繁豐和簡約，隻要用得合适，繁簡都好。
像以上三例，都表達得合适，都是好的，不能認為愈簡愈好。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176頁《左傳》莊公十年：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按《說苑·善說》篇記東郭祖朝上書晉獻公問國家之計，獻公使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曰：“食肉者一旦失計于廟堂之上，臣等之藿食者甯無肝腦塗地于中原之野與？”曹刿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尚含意未申，得祖朝之對庶無剩義。
錢先生在這裡講的，也是意同而辭有繁簡，但跟上一例稍有不同。
上例繁簡之說，隻是因上下文的情境不同而有異，這例的繁簡牽涉到有無剩義，隻有照繁的說法，才能把意義說得完足。
二 命意同而辭有差異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打獵），晏子倚于遄台。
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醋、肉醬、鹽、梅，調味品），以烹魚肉，（燃燒）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使調味恰當），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是以政平而不幹，民無争心。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 《國語·鄭語》： （桓）公曰：“周其弊敗乎？”（史伯）對曰：“殆于必弊者也。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王（周幽王）……去和而取同。
夫和實生物（陰陽和而生物），同則不繼。
以他平他謂之和（指陰陽相配），故能豐長而物歸之。
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加強）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
王将棄是類也，而與專同。
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 這裡的兩篇都是講“和”與“同”，講同一個意思，但寫法有同有異。
就同的方面說，都用烹調來作比。
《左傳》講烹調要水火和調味品用得恰當；又用音樂來作比，用五音的調配得當來比。
《國語》也用“和五味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來作比，這跟《左傳》相同。
更重要的，這兩篇裡講的“和”與“同”，用意不在講烹調五味和調配音樂，這兩個不過是比喻，主要的用意在于對君主的不正确的意見提請改正，使它改得恰到好處。
對這個主要的意見，《左傳》裡明确提出：“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這個提法，提得明确，把所以要講究“和”而反對“同”的理由，也在文中明确講了。
《國語》裡隻說“擇臣取谏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講得沒有《左傳》明白，這是《國語》不如《左傳》處。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37頁《左傳》昭公二十年： 《淮南子·說山訓》：“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
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高誘注全本晏子語。
晏、史言“和”，猶《樂記》雲：“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之合愛者也”；“殊”“異”而“合”，即“待異而後成”。
這裡，對“和”與“同”又提出了新的說法。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64頁： ……《考證》：“《李斯傳》記（趙）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見其面，故号曰朕。
’”……趙高乃遽以通合于幾、兆（預兆）之“朕”，從而推斷君人之術。
科以名辯之理，此等伎倆即所謂“字根眢論”，……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一二謂趙高語本于申、韓之術，秦亡由此；殊中肯綮，尚未周匝。
……《禮記·禮運》孔子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鄭玄注：“謂輝光于外而形體不見”；《春秋繁露·離合根》論人主“法天之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立元神》與《保位權》兩篇中語略同。
《管子·霸言》：“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又《心術》：“人主立于陰”；《鄧析子·無厚》：“為君者，滅影匿形，群下無私”，又《轉辭》：“明君之禦民……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按二“見”字之一或為“知”字）；《申子·大體》：“故善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設于不敢，藏于無事，竄端匿疏”，“竄端”謂不露端倪，“匿疏”謂必掩疏隙；《鬼谷子·謀篇》：“故聖人之道陰，而愚人之道陽。
……聖人之制道，在隐與匿”，又《摩篇》：“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之謀立于陰，故曰神，成之于物，故曰明。
”……《關尹子·一宇》：“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明中區事。
”《韓非子》尤三緻意焉。
《主道》：“道在不可見。
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暗見疵。
……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揚權》篇：“上因閉内扃，從室視庭”；他如《二柄》篇論人主當“掩其情，匿其端”，……蓋“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運，使臣莫能測度，乃九流之公言，非閹豎之私說。
……莎士比亞劇中英王訓太子，謂無使臣民輕易瞻仰，見稀，則偶出而衆皆驚悚；柏克談藝，論晦出能起畏怖，亦舉君主深居九重為證；波沃爾謂帝王尊威亦頗由于隐秘，故有以日藏雲後為紋章示意者。
用心異于趙高之蓄心，而命意則同乎趙高之陳意矣。
……趙高之心陰欲二世“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如“亢龍有悔”也，而其言則陽勸二世“天德不可為首”，如“群龍無首吉”爾；……乃心固欲二世雖号“皇帝”而實為“皇”不為“帝”（參見《漢書·高帝紀》下“尊太公曰太上皇”句顔師古注）。
錢先生在這裡指出，趙高教二世使群臣但聞聲而莫見其面，以下引各好多書中的各種說法，都是這個意思，即命意相同而各種說法不同。
錢先生又指出：“用心異于趙高之蓄心，而命意則同乎趙高之陳意矣。
”即這裡引的各家各種說法，命意與趙高的說法相同，也即命意同而說法不同。
還有一點即命意同而用心不同。
就命意說，趙高跟各家的說法相同，即君主要隐蔽起來處在暗處，讓群臣在明處，這樣，群臣的一舉一動，君主都看見，君主可以作出處理。
群臣看不見君主，更顯出君主的威嚴。
各家這樣講，是在講君主怎樣運用權術來駕禦臣下，用意在尊君，在宣揚君主專制，在把君主神化。
趙高這樣講，要使二世皇帝高高在上，脫離臣下，即使二世皇帝“為‘皇’而不為‘帝’”。
《漢書·高帝紀》“尊太公曰太上皇”句顔師古注：“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
皇，君也。
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
’”趙高說這話的用意，要二世皇帝做傀儡皇帝而沒有實權，實權歸趙高掌握。
錢先生在這裡又指出陳澧說的“趙高語本于申、韓之術，秦亡由此”。
就是趙高的說法是一種權術，運用這種權術，會造成秦朝的滅亡。
照趙高的說法，他的用心，要二世成為傀儡，大權歸他掌握，這樣，秦朝假使不為農民起義推翻，也要落到趙高手裡，也要滅亡。
再說，趙高講的本于申、韓之術，即使君主神化，即君權絕對化。
《韓非子·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
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
”君主即使不肖，臣子也不敢侵犯，也要順着他。
這跟孔子講的話相反。
《論語·憲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即犯顔谏诤，要對君主提意見，怎麼提意見呢？就在上面講的“君子和而不同”，就要“和”。
韓非卻要對君主順，君主不肖也要順從。
《論語·子路》裡孔子指出君主倘然“唯其言而莫之違”，“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秦二世時，權操在趙高手裡，是“不善而莫之違也”，所以秦朝就滅亡了，應了孔子的話。
說明趙高講的或申、韓講的要君主神化，即封建專制，會造成亡國。
反對君主神化，反對封建專制，提倡“和而不同”，有民主精神，才是進步的思想。
三 命意同而故事不同 《禮記·檀弓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
夫子式（坐在車上，手靠在車前橫木緻敬）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你）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乃）曰：“然。
昔者吾舅（公公）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為不去也。
”曰：“無苛政。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卷一） 柳宗元《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産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白紋），觸草木盡死。
以齧人，無禦之者。
然得而臘之以為餌（風幹後作為藥物），可以已大風、攣踠、瘘、疠（治風癱、關節炎、淋巴腺結核、惡瘡等病），去死肌，殺三蟲（人體内的寄生蟲）。
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
問之，則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
”言之貌若其戚者。
餘悲之，且曰：“若（汝）毒之乎？餘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複若賦（田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吾賦不幸之甚也。
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
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
殚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号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
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餘聞而愈悲。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
”吾嘗疑乎是，今之蔣氏觀之猶信。
嗚呼！孰謂賦斂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古文觀止》卷九） 這兩篇文章，命意相同，但反映的生活不同。
文章是反映生活的，所以柳宗元的文章，雖然命意是從《檀弓》的一篇來的，他在文中還點明是從孔子的話來的，并不因此減低了它的價值，反而因它反映的生活，比《檀弓》的一篇更為深刻，生活面更廣，因而它的影響更為深遠，勝過《檀弓》的一篇。
《檀弓》的一篇，講一家三代都被虎害死，還不遷居，因為那裡沒有苛政，說明苛政猛于虎，這是有力的說明。
但苛政怎樣猛于虎，沒有具體的描繪。
柳宗元這篇就不同了，對苛政作了具體的描繪，講到賦稅的病民，指出“殚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号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
這樣寫還不夠，還寫賦稅逼得農民“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還不夠，還寫“悍吏之來吾鄉，叫嚣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甯焉”。
再把捕毒蛇和交納賦稅相比，指出前者“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通過這樣對比，更顯出苛政猛于虎的罪惡來。
這樣，這篇的命意雖然從《檀弓》來，但由于它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過《檀弓》，所以還是成為傳誦的名篇。
四 命意相似而有差異 命意相似而有差異，指提法稍有不同，用意是一緻的。
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古文觀止》作《報任安書》）：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文選》卷四一） 司馬遷因為李陵投降匈奴後，替李陵說了幾句話，被漢武帝判罪，受了腐刑。
受刑以後，他要發憤寫完《史記》，所以說了上面的一段話，指出從周王到韓非，包括《詩》三百篇，都是“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提出發憤著作說。
雖然呂不韋在遷蜀以前命門客替他著書，韓非在韓國就著作了《說難》、《孤憤》，不過他要借來說明自己受刑後的發憤著書，所以這樣說。
因此他重複提到“左丘無目，孫子斷足”，正結合他自己受腐刑說的。
唐朝韓愈寫了《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
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
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郁于中而洩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古文觀止》卷八） 這段講“不平則鳴耳”，提法和“發憤之所為作”不同。
但“發憤之所為作”，指“此人皆意有所郁結”，“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與韓愈講的“郁于中而洩于外”是一緻的，所以提法雖不同而命意相似。
但由于提法不同，因而提到各種不同的物各有各的不平則鳴，這樣就與“發憤之為作”不同了。
但兩者也有類似處，“發憤之所為作”，舉出從文王到韓非，即聖賢人來。
“不平則鳴”，也舉出“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這也是兩者有相似處。
不過就“賢聖發憤之所為作”，所舉的人，不如“不平則鳴”所舉的人多，講“不平則鳴”，曆舉各個時代的人，又舉出各種不同的鳴，如“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還有“以道鳴”，“以其術鳴”，“以其所能鳴”，“以其詩鳴”。
這樣，雖然命意相似，寫得有變化，就顯得不同了。
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
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古文觀止》卷十） 這段講“窮而後工”，提法與“發憤之所為作”及“不平則鳴”不同，但用意相似。
這裡也講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寫人情之難言”，跟“發憤之所為作”，與“郁于中而洩于外”是一緻的。
但由于提法不同，論點也有變化。
既講“窮而後工”，就從為什麼“窮而後工”談起，談到窮跟工的關系，這就跟“不平則鳴”的從“不平”來講不同了。
再說，就“不平則鳴”來講，講到“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講到曆代的善鳴者有什麼人，講到他們以什麼鳴，使“不平則鳴”這篇的論點，不同于“發憤之所為作”，成為新的創作。
到“窮而後工”，就結合梅堯臣的詩來講，講他“累舉進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縣，凡十餘年。
年今五十，猶從辟書（聘書），為人之佐”，即寫他的窮。
這就寫得跟“不平則鳴”的曆舉各代善鳴者的寫法不同了。
不過在不同之中又有相似的。
韓愈講“不平則鳴”，歸到“抑不知天将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将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這是對孟郊說的，不知他将來能得意而為唐朝歌誦呢，還是不得意而自鳴其不幸。
歐陽修的講“窮而後工”，也聯系到梅堯臣，“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于蟲魚物類、羁愁感歎之言”。
這跟韓愈對孟郊的說法也是一緻的，希望他得意而為朝廷歌誦功德，不要老是窮困感歎。
這樣，這兩篇文章的論點有相似的，也有變化。
總的說來，以提法不同而有變化為主，所以不是摹仿而是創作，都成為名篇。
可見命意相似的，隻要有新的提法，寫得有變化，也都可以成為名篇。
不過這兩篇也有些欠缺，如韓愈講“不平則鳴”，卻希望孟郊得意而“使鳴國家之盛”，倘孟郊得意了，就談不上不平了，他得意而“鳴國家之盛”，更談不上“不平則鳴”，違反了全篇的論點了。
歐陽修提出“窮而後工”，使梅堯臣得意了，用于朝廷，那他由窮變達，即不窮了。
那他“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違反“窮而後工”的論點了。
這是這兩篇在理論上都有不圓滿的地方。
這點不夠圓滿的地方，司馬遷的“發憤之所為作”也有，即呂不韋叫門客寫《呂氏春秋》，是他在秦國掌權的得意時代，不在遷蜀以後；韓非的著書，不在囚秦以後；《詩》三百篇也有男女相悅的情歌，并不都是“發憤之所為作”的。
這些不能不認為在邏輯上不夠嚴密。
五 目的同而命意不同 歐陽修有的文章是摹仿韓愈的，像韓愈寫《原道》，主要是辟佛教，歐陽修寫《本論》，也是辟佛教，兩篇的目的同，但命意不同，所以歐陽修的一篇還是成功之作。
李耆卿《文章精義》：“韓退之非佛，是說吾道有來曆，浮圖（佛）無來曆，不過辨邪正而已。
歐陽永叔非佛，乃謂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圖自息，此意高于退之百倍。
”這裡把韓愈的《原道》跟歐陽修的《本論》比，兩者都是反對佛教的。
《原道》指出他講的道，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相傳的道，有一個道統；佛講的道沒有類似這樣的道統。
他講的道是君臣、父子相生相養之道，佛講“必棄而（汝）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古文觀止》卷七）。
他認為不正确，即辨邪正。
《本論》指出：“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
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
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
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
補其缺，修其廢，使其政明而禮義充，則
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裡說“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等，即認為黃帝唐堯時代的作品淳厚而質樸，虞舜夏禹時代的作品質樸而明晰，商周時代的作品華麗而典雅，是從各時代的文風來說的。
這裡講的比較，是就具體作品來說的，通過比較來辨别作品的高下得失，有利于作出評價來。
一 命意同而辭有繁簡 陳骙《文則》甲四裡就有比較，說：“劉向（《說苑·君道》）載洩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風吹草倒），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從來），而草為之靡。
’此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顯。
及觀《論語》（《顔淵》）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此減洩冶之言半，而意亦顯。
又觀《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複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
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
”在這裡，作者認為越簡越好，把三處講同一個意思的話來作比較，作出愈簡愈好的評論，所以稱《君陳》的話愈簡“而意愈顯”。
再看原文，《君陳》是周公死後，周成王命令大臣名君陳的代周公辦事，君陳原在周公領導下辦事，成王對君陳說：“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能）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不能從聖人學好）。
爾惟風，下民惟草。
”（《尚書》卷六）這裡在講一般人見了聖人，也不能學聖人，是從教化角度說的。
從教化說，你是大臣，你跟下民的關系，像風跟草。
這裡的意思即你是大臣，大臣跟聖人不同，大臣有政治權力，所以你對下民，更具有風吹草倒的力量，教化的效果更好。
這個意思跟上文講聖人的話結合起來，君陳一聽就明白，所以不用多說。
再看《論語·顔淵》：“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是主張刑殺的，因此對他不能光講風吹草倒，因為風吹草倒也可以比刑殺，用刑殺也可以使民畏伏，所以孔子不能講“爾惟風，下民惟草”，一定要點明“君子之德”“小人之德”，即點明德教，不是刑殺，指出在上的德教也可以使在下的民服從。
因為情況不同，不得不多說一些。
再看《君道》：“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洩冶曰：‘陳其亡矣。
吾驟谏君，君不我聽而愈失威儀。
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
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
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說苑》卷一）洩冶說“吾驟谏君”，“驟”指屢次，他多次進谏，君不聽。
他所以用“陳其亡矣”的危言聳聽，讓陳靈公所親信的人聽到了這種危言去轉告靈公，所以要說得特别詳盡，點明“上之化下”，不提“君子之德”，因為陳靈公已經談不上德了。
說得這樣詳，也是情況的需要。
這樣看來，《文則》認為文章愈簡愈好的看法是不恰當的，文章要适應情況的需要來确定繁簡，繁簡是屬于風格的繁豐和簡約，隻要用得合适，繁簡都好。
像以上三例，都表達得合适，都是好的，不能認為愈簡愈好。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176頁《左傳》莊公十年：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按《說苑·善說》篇記東郭祖朝上書晉獻公問國家之計，獻公使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曰：“食肉者一旦失計于廟堂之上，臣等之藿食者甯無肝腦塗地于中原之野與？”曹刿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尚含意未申，得祖朝之對庶無剩義。
錢先生在這裡講的，也是意同而辭有繁簡，但跟上一例稍有不同。
上例繁簡之說，隻是因上下文的情境不同而有異，這例的繁簡牽涉到有無剩義，隻有照繁的說法，才能把意義說得完足。
二 命意同而辭有差異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打獵），晏子倚于遄台。
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醋、肉醬、鹽、梅，調味品），以烹魚肉，（燃燒）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使調味恰當），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是以政平而不幹，民無争心。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 《國語·鄭語》： （桓）公曰：“周其弊敗乎？”（史伯）對曰：“殆于必弊者也。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王（周幽王）……去和而取同。
夫和實生物（陰陽和而生物），同則不繼。
以他平他謂之和（指陰陽相配），故能豐長而物歸之。
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加強）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
王将棄是類也，而與專同。
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 這裡的兩篇都是講“和”與“同”，講同一個意思，但寫法有同有異。
就同的方面說，都用烹調來作比。
《左傳》講烹調要水火和調味品用得恰當；又用音樂來作比，用五音的調配得當來比。
《國語》也用“和五味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來作比，這跟《左傳》相同。
更重要的，這兩篇裡講的“和”與“同”，用意不在講烹調五味和調配音樂，這兩個不過是比喻，主要的用意在于對君主的不正确的意見提請改正，使它改得恰到好處。
對這個主要的意見，《左傳》裡明确提出：“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這個提法，提得明确，把所以要講究“和”而反對“同”的理由，也在文中明确講了。
《國語》裡隻說“擇臣取谏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講得沒有《左傳》明白，這是《國語》不如《左傳》處。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37頁《左傳》昭公二十年： 《淮南子·說山訓》：“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
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高誘注全本晏子語。
晏、史言“和”，猶《樂記》雲：“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之合愛者也”；“殊”“異”而“合”，即“待異而後成”。
這裡，對“和”與“同”又提出了新的說法。
錢锺書先生《管錐編》264頁： ……《考證》：“《李斯傳》記（趙）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見其面，故号曰朕。
’”……趙高乃遽以通合于幾、兆（預兆）之“朕”，從而推斷君人之術。
科以名辯之理，此等伎倆即所謂“字根眢論”，……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一二謂趙高語本于申、韓之術，秦亡由此；殊中肯綮，尚未周匝。
……《禮記·禮運》孔子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鄭玄注：“謂輝光于外而形體不見”；《春秋繁露·離合根》論人主“法天之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立元神》與《保位權》兩篇中語略同。
《管子·霸言》：“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又《心術》：“人主立于陰”；《鄧析子·無厚》：“為君者，滅影匿形，群下無私”，又《轉辭》：“明君之禦民……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按二“見”字之一或為“知”字）；《申子·大體》：“故善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設于不敢，藏于無事，竄端匿疏”，“竄端”謂不露端倪，“匿疏”謂必掩疏隙；《鬼谷子·謀篇》：“故聖人之道陰，而愚人之道陽。
……聖人之制道，在隐與匿”，又《摩篇》：“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之謀立于陰，故曰神，成之于物，故曰明。
”……《關尹子·一宇》：“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明中區事。
”《韓非子》尤三緻意焉。
《主道》：“道在不可見。
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暗見疵。
……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揚權》篇：“上因閉内扃，從室視庭”；他如《二柄》篇論人主當“掩其情，匿其端”，……蓋“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運，使臣莫能測度，乃九流之公言，非閹豎之私說。
……莎士比亞劇中英王訓太子，謂無使臣民輕易瞻仰，見稀，則偶出而衆皆驚悚；柏克談藝，論晦出能起畏怖，亦舉君主深居九重為證；波沃爾謂帝王尊威亦頗由于隐秘，故有以日藏雲後為紋章示意者。
用心異于趙高之蓄心，而命意則同乎趙高之陳意矣。
……趙高之心陰欲二世“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如“亢龍有悔”也，而其言則陽勸二世“天德不可為首”，如“群龍無首吉”爾；……乃心固欲二世雖号“皇帝”而實為“皇”不為“帝”（參見《漢書·高帝紀》下“尊太公曰太上皇”句顔師古注）。
錢先生在這裡指出，趙高教二世使群臣但聞聲而莫見其面，以下引各好多書中的各種說法，都是這個意思，即命意相同而各種說法不同。
錢先生又指出：“用心異于趙高之蓄心，而命意則同乎趙高之陳意矣。
”即這裡引的各家各種說法，命意與趙高的說法相同，也即命意同而說法不同。
還有一點即命意同而用心不同。
就命意說，趙高跟各家的說法相同，即君主要隐蔽起來處在暗處，讓群臣在明處，這樣，群臣的一舉一動，君主都看見，君主可以作出處理。
群臣看不見君主，更顯出君主的威嚴。
各家這樣講，是在講君主怎樣運用權術來駕禦臣下，用意在尊君，在宣揚君主專制，在把君主神化。
趙高這樣講，要使二世皇帝高高在上，脫離臣下，即使二世皇帝“為‘皇’而不為‘帝’”。
《漢書·高帝紀》“尊太公曰太上皇”句顔師古注：“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
皇，君也。
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
’”趙高說這話的用意，要二世皇帝做傀儡皇帝而沒有實權，實權歸趙高掌握。
錢先生在這裡又指出陳澧說的“趙高語本于申、韓之術，秦亡由此”。
就是趙高的說法是一種權術，運用這種權術，會造成秦朝的滅亡。
照趙高的說法，他的用心，要二世成為傀儡，大權歸他掌握，這樣，秦朝假使不為農民起義推翻，也要落到趙高手裡，也要滅亡。
再說，趙高講的本于申、韓之術，即使君主神化，即君權絕對化。
《韓非子·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
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
”君主即使不肖，臣子也不敢侵犯，也要順着他。
這跟孔子講的話相反。
《論語·憲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即犯顔谏诤，要對君主提意見，怎麼提意見呢？就在上面講的“君子和而不同”，就要“和”。
韓非卻要對君主順，君主不肖也要順從。
《論語·子路》裡孔子指出君主倘然“唯其言而莫之違”，“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秦二世時，權操在趙高手裡，是“不善而莫之違也”，所以秦朝就滅亡了，應了孔子的話。
說明趙高講的或申、韓講的要君主神化，即封建專制，會造成亡國。
反對君主神化，反對封建專制，提倡“和而不同”，有民主精神，才是進步的思想。
三 命意同而故事不同 《禮記·檀弓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
夫子式（坐在車上，手靠在車前橫木緻敬）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你）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乃）曰：“然。
昔者吾舅（公公）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為不去也。
”曰：“無苛政。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卷一） 柳宗元《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産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白紋），觸草木盡死。
以齧人，無禦之者。
然得而臘之以為餌（風幹後作為藥物），可以已大風、攣踠、瘘、疠（治風癱、關節炎、淋巴腺結核、惡瘡等病），去死肌，殺三蟲（人體内的寄生蟲）。
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
問之，則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
”言之貌若其戚者。
餘悲之，且曰：“若（汝）毒之乎？餘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複若賦（田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吾賦不幸之甚也。
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
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
殚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号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
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餘聞而愈悲。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
”吾嘗疑乎是，今之蔣氏觀之猶信。
嗚呼！孰謂賦斂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古文觀止》卷九） 這兩篇文章，命意相同，但反映的生活不同。
文章是反映生活的，所以柳宗元的文章，雖然命意是從《檀弓》的一篇來的，他在文中還點明是從孔子的話來的，并不因此減低了它的價值，反而因它反映的生活，比《檀弓》的一篇更為深刻，生活面更廣，因而它的影響更為深遠，勝過《檀弓》的一篇。
《檀弓》的一篇，講一家三代都被虎害死，還不遷居，因為那裡沒有苛政，說明苛政猛于虎，這是有力的說明。
但苛政怎樣猛于虎，沒有具體的描繪。
柳宗元這篇就不同了，對苛政作了具體的描繪，講到賦稅的病民，指出“殚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号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
這樣寫還不夠，還寫賦稅逼得農民“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還不夠，還寫“悍吏之來吾鄉，叫嚣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甯焉”。
再把捕毒蛇和交納賦稅相比，指出前者“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通過這樣對比，更顯出苛政猛于虎的罪惡來。
這樣，這篇的命意雖然從《檀弓》來，但由于它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過《檀弓》，所以還是成為傳誦的名篇。
四 命意相似而有差異 命意相似而有差異，指提法稍有不同，用意是一緻的。
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古文觀止》作《報任安書》）：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文選》卷四一） 司馬遷因為李陵投降匈奴後，替李陵說了幾句話，被漢武帝判罪，受了腐刑。
受刑以後，他要發憤寫完《史記》，所以說了上面的一段話，指出從周王到韓非，包括《詩》三百篇，都是“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提出發憤著作說。
雖然呂不韋在遷蜀以前命門客替他著書，韓非在韓國就著作了《說難》、《孤憤》，不過他要借來說明自己受刑後的發憤著書，所以這樣說。
因此他重複提到“左丘無目，孫子斷足”，正結合他自己受腐刑說的。
唐朝韓愈寫了《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
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
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郁于中而洩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古文觀止》卷八） 這段講“不平則鳴耳”，提法和“發憤之所為作”不同。
但“發憤之所為作”，指“此人皆意有所郁結”，“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與韓愈講的“郁于中而洩于外”是一緻的，所以提法雖不同而命意相似。
但由于提法不同，因而提到各種不同的物各有各的不平則鳴，這樣就與“發憤之為作”不同了。
但兩者也有類似處，“發憤之所為作”，舉出從文王到韓非，即聖賢人來。
“不平則鳴”，也舉出“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這也是兩者有相似處。
不過就“賢聖發憤之所為作”，所舉的人，不如“不平則鳴”所舉的人多，講“不平則鳴”，曆舉各個時代的人，又舉出各種不同的鳴，如“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還有“以道鳴”，“以其術鳴”，“以其所能鳴”，“以其詩鳴”。
這樣，雖然命意相似，寫得有變化，就顯得不同了。
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
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古文觀止》卷十） 這段講“窮而後工”，提法與“發憤之所為作”及“不平則鳴”不同，但用意相似。
這裡也講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寫人情之難言”，跟“發憤之所為作”，與“郁于中而洩于外”是一緻的。
但由于提法不同，論點也有變化。
既講“窮而後工”，就從為什麼“窮而後工”談起，談到窮跟工的關系，這就跟“不平則鳴”的從“不平”來講不同了。
再說，就“不平則鳴”來講，講到“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講到曆代的善鳴者有什麼人，講到他們以什麼鳴，使“不平則鳴”這篇的論點，不同于“發憤之所為作”，成為新的創作。
到“窮而後工”，就結合梅堯臣的詩來講，講他“累舉進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縣，凡十餘年。
年今五十，猶從辟書（聘書），為人之佐”，即寫他的窮。
這就寫得跟“不平則鳴”的曆舉各代善鳴者的寫法不同了。
不過在不同之中又有相似的。
韓愈講“不平則鳴”，歸到“抑不知天将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将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這是對孟郊說的，不知他将來能得意而為唐朝歌誦呢，還是不得意而自鳴其不幸。
歐陽修的講“窮而後工”，也聯系到梅堯臣，“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于蟲魚物類、羁愁感歎之言”。
這跟韓愈對孟郊的說法也是一緻的，希望他得意而為朝廷歌誦功德，不要老是窮困感歎。
這樣，這兩篇文章的論點有相似的，也有變化。
總的說來，以提法不同而有變化為主，所以不是摹仿而是創作，都成為名篇。
可見命意相似的，隻要有新的提法，寫得有變化，也都可以成為名篇。
不過這兩篇也有些欠缺，如韓愈講“不平則鳴”，卻希望孟郊得意而“使鳴國家之盛”，倘孟郊得意了，就談不上不平了，他得意而“鳴國家之盛”，更談不上“不平則鳴”，違反了全篇的論點了。
歐陽修提出“窮而後工”，使梅堯臣得意了，用于朝廷，那他由窮變達，即不窮了。
那他“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違反“窮而後工”的論點了。
這是這兩篇在理論上都有不圓滿的地方。
這點不夠圓滿的地方，司馬遷的“發憤之所為作”也有，即呂不韋叫門客寫《呂氏春秋》，是他在秦國掌權的得意時代，不在遷蜀以後；韓非的著書，不在囚秦以後；《詩》三百篇也有男女相悅的情歌，并不都是“發憤之所為作”的。
這些不能不認為在邏輯上不夠嚴密。
五 目的同而命意不同 歐陽修有的文章是摹仿韓愈的，像韓愈寫《原道》，主要是辟佛教，歐陽修寫《本論》，也是辟佛教，兩篇的目的同，但命意不同，所以歐陽修的一篇還是成功之作。
李耆卿《文章精義》：“韓退之非佛，是說吾道有來曆，浮圖（佛）無來曆，不過辨邪正而已。
歐陽永叔非佛，乃謂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圖自息，此意高于退之百倍。
”這裡把韓愈的《原道》跟歐陽修的《本論》比，兩者都是反對佛教的。
《原道》指出他講的道，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相傳的道，有一個道統；佛講的道沒有類似這樣的道統。
他講的道是君臣、父子相生相養之道，佛講“必棄而（汝）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古文觀止》卷七）。
他認為不正确，即辨邪正。
《本論》指出：“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
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
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
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
補其缺，修其廢，使其政明而禮義充，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