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史學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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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史名，肇自黃帝，黃帝立史官，命倉颉為左史，沮誦為右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周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内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逮及春秋，各國皆有史官，魯有太史，齊有南史，楚有左史，晉有太史及左史，衛有太史。
可見我國有意記錄之史，實始于王室的史官；而史官的建置沿革，雖不敢确言始自黃帝，然從現存的金文甲文諸遺迹去考證，則最遲至殷代已有史官，實可深信無疑了。
惟古代的史名，至不一定，有謂史為墳、為典、為書者。
西周以後，又名春秋，如墨子引燕的《春秋》、宋的《春秋》、齊的《春秋》、周的《春秋》，（見《明鬼篇》下）又說吾見百國春秋（《史通·六家篇》引墨子佚文）；申叔時亦說教太子箴以《春秋》（《國語·楚語》）；司馬侯亦說叔向習于春秋（《國語·晉語》）。
是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及孔子所見的百二十國寶書，雖無史名，實則皆屬史書。
蓋我國史學，原為官名而漸假借為“曆史”的“史”。
迨到漢魏以降，史官的制度雖間有改革，而史官的華貴不替，所謂“文學侍從之臣”曆代皆精選人才以充其職。
每當易姓之後，修前代的史，則更網羅一時學者，不遺餘力。
因此三千年史籍，常以此等史官的著述為中心，雖不無流弊，然以專才供職，卒緻史學形式上的完備為世界各國冠。
梁啟超先生說：“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
”至孔子的删定《尚書》，說者謂其所據，即三代史官所記的遺稿，這書勒成，至遲當在紀元前五世紀末（周景王、敬王間），比較希臘第一曆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作《波斯戰役史》，約在紀元前四四四年，殆早百年有奇。
似此世界最早有史的中國，而史籍又如是的繁多，欲加以詳細叙述，自非分朝來考察不可。
第一節 春秋、戰國的史學 太古史官所作的史，系文句極簡的編年體，晉代從汲冢所得的《竹書紀年》，經學家考定為戰國時魏史官所記者，即其代表。
惜今原書已經散佚，不能窺其全豹。
惟孔子所修《春秋》，踵《尚書》之後，創編年的體，吾人得借此以窺見所謂“古代正史”者。
此外若《左傳》所稱“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莊子所稱《金版六弢》，孟子所雲“于傳有之”，其書雖皆不傳，然可懸想其中所紀，皆前言往行的史料。
汲冢所得古書，有瑣語、雜書、《穆天子傳》等，其雜書中，有《周食田法》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凡此皆屬正史以外的紀錄，而為後世“别史”、“雜史”的濫觞。
實際嚴格來說，我國史學界最初有組織的名著，當推春秋戰國間，左丘明的《國語》，與不知撰人的《世本》。
左氏所著的《國語》，其特色在于不以一國為中心點，而通論當時各主要國家文化，常涉及全社會的各方面，不限于政治的叙述，實可稱是商周以來史界的革命家呢！《世本》一書，宋時已佚；然其書為《史記》的藍本，司馬遷嘗自說過：其内容有帝系、世家、傳、譜、氏姓篇、居篇、作篇等類；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各貴族的系牒；傳則記名人事狀；譜則為年表之屬，史注所謂旁行斜上的周譜便是；居篇則彙紀王侯國邑的宅都；作篇則紀各事物的起原。
我們隻觀其篇目，便可知其書與前史的異點，在開此後分析與綜合研究的端緒，将史料縱切橫斷，分别部居，俾讀者得所比較以資推論，且對于社會事項，特别注重，詳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頗具有今日文化史的性質。
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書又為灰燼，使我人無福讀此史籍巨著！ 第
周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内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逮及春秋，各國皆有史官，魯有太史，齊有南史，楚有左史，晉有太史及左史，衛有太史。
可見我國有意記錄之史，實始于王室的史官；而史官的建置沿革，雖不敢确言始自黃帝，然從現存的金文甲文諸遺迹去考證，則最遲至殷代已有史官，實可深信無疑了。
惟古代的史名，至不一定，有謂史為墳、為典、為書者。
西周以後，又名春秋，如墨子引燕的《春秋》、宋的《春秋》、齊的《春秋》、周的《春秋》，（見《明鬼篇》下）又說吾見百國春秋（《史通·六家篇》引墨子佚文）；申叔時亦說教太子箴以《春秋》（《國語·楚語》）；司馬侯亦說叔向習于春秋（《國語·晉語》）。
是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及孔子所見的百二十國寶書，雖無史名，實則皆屬史書。
蓋我國史學，原為官名而漸假借為“曆史”的“史”。
迨到漢魏以降，史官的制度雖間有改革，而史官的華貴不替，所謂“文學侍從之臣”曆代皆精選人才以充其職。
每當易姓之後，修前代的史，則更網羅一時學者，不遺餘力。
因此三千年史籍，常以此等史官的著述為中心，雖不無流弊，然以專才供職，卒緻史學形式上的完備為世界各國冠。
梁啟超先生說：“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
”至孔子的删定《尚書》，說者謂其所據，即三代史官所記的遺稿，這書勒成，至遲當在紀元前五世紀末（周景王、敬王間），比較希臘第一曆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作《波斯戰役史》，約在紀元前四四四年，殆早百年有奇。
似此世界最早有史的中國，而史籍又如是的繁多，欲加以詳細叙述，自非分朝來考察不可。
第一節 春秋、戰國的史學 太古史官所作的史，系文句極簡的編年體，晉代從汲冢所得的《竹書紀年》，經學家考定為戰國時魏史官所記者，即其代表。
惜今原書已經散佚，不能窺其全豹。
惟孔子所修《春秋》，踵《尚書》之後，創編年的體，吾人得借此以窺見所謂“古代正史”者。
此外若《左傳》所稱“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莊子所稱《金版六弢》，孟子所雲“于傳有之”，其書雖皆不傳，然可懸想其中所紀，皆前言往行的史料。
汲冢所得古書，有瑣語、雜書、《穆天子傳》等，其雜書中，有《周食田法》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凡此皆屬正史以外的紀錄，而為後世“别史”、“雜史”的濫觞。
實際嚴格來說，我國史學界最初有組織的名著，當推春秋戰國間，左丘明的《國語》，與不知撰人的《世本》。
左氏所著的《國語》，其特色在于不以一國為中心點，而通論當時各主要國家文化，常涉及全社會的各方面，不限于政治的叙述，實可稱是商周以來史界的革命家呢！《世本》一書，宋時已佚；然其書為《史記》的藍本，司馬遷嘗自說過：其内容有帝系、世家、傳、譜、氏姓篇、居篇、作篇等類；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各貴族的系牒；傳則記名人事狀；譜則為年表之屬，史注所謂旁行斜上的周譜便是；居篇則彙紀王侯國邑的宅都；作篇則紀各事物的起原。
我們隻觀其篇目，便可知其書與前史的異點，在開此後分析與綜合研究的端緒，将史料縱切橫斷，分别部居，俾讀者得所比較以資推論，且對于社會事項，特别注重，詳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頗具有今日文化史的性質。
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書又為灰燼，使我人無福讀此史籍巨著！ 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