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史學的變遷

關燈
二節 兩漢及三國時代的史學 我國史學界,在漢前的《春秋》、《國語》、《世本》等書,固可認出進步的形迹,卻猶不足稱為大成,直到漢朝司馬遷的《史記》出世,始開空前所未有的偉觀!當秦滅先王的典籍,遺制莫存。

    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掌其職;談乃據《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以後事,成一家言,未成而卒。

    及宣帝改太史公職為令,于是知史務者,常由别職了。

    惟方史官遽變的時候,太史公司馬遷(紀元前一四五—八六年)崛起,乃紹其父遺志,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取其事迹,纂而記成,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名曰《史記》。

    本紀取則于《春秋》,以叙帝王事迹;世家紀諸侯沿革,既宗雅記,亦雜瑣語,為《國語》的遺規;列傳述英雄豪傑、偉人志士的經曆;十表稽牒作譜,印範于《世本》。

    求所以使史實一目了然!八書詳紀政制,蛻形于《尚書》,凡關于禮樂、刑政、天文、食貨諸事實,悉詳叙無遺。

    諸體雖非盡出于遷的創作,而遷實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創開通史體例,為後代正史所準則,故而我們不能不承認其在史學上有極偉大的功績,而西人所推遷為東方的希羅多德呢。

    惟其史實頗多粗漏,這是不免有所非難的地方;至其文辭雄健,才華縱橫,确非後世史家所能企及。

    自遷以後,史職驟低,史業漸離官學,浸假成為私著。

    後漢班彪為惜自武帝太初以後,史籍記載缺如,乃補綴遺事,摭拾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

    其子班固繼父志,更加入自漢高祖至王莽的史實,仿《史記》作十二本記、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百篇,名曰《漢書》,是為斷代史的濫觞,後世乃以固此書與《史記》并稱曰“史漢”。

    然以《漢書》比起《史記》來,雖則史實精确,而文辭已大劣了。

    惟班固并沒有及書大成,即已獄死,其八表及天文志,乃由其妹班昭(曹大家)踵成之者。

    至史官制度,在前漢以後,王莽有柱下史,東漢有蘭台令史,後又移圖籍于東觀,遂為史臣所萃聚;三國時代,魏有著作郎,蜀有東觀秘書郎,吳亦曾置左右國史。

    而言其史職,則漢宣以後,皆不及周代的完備和尊嚴了。

     第三節 兩晉及南北朝時代的史學 自司馬遷《史記》出世後,因其文章優美,引起學者研究興味,社會靡然從風,往往追慕遷作史之意,集材摹著,以冀“藏之名山,傳諸後人”,寄慨于千百年之後;同時世史官制,至漢已革,私人亦可作史。

    故自漢以下,每一代告終,新朝必有私撰的前史,降及于隋,厥風未替(自東漢初至隋亡,約五百餘年),史部著錄數目,驟增至四十倍。

    故最近梁任公有雲:“晉代為吾國史學最發達之時代!”然就其著名者而論,則有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峤的《後漢書》,袁宏的《後漢紀》,孫盛的《魏春秋》,王隐的《蜀記》,張勃的《吳錄》,習鑿齒的《漢晉春秋》等,但大半都已亡失不傳。

    其尚傳于今而被稱為正史者,則晉陳壽的《三國志》(魏有四紀二十六列傳,蜀有十六列傳,吳二十列傳),宋範晔的《後漢書》(十紀、十志、八十列傳),梁沈約的《宋書》(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蕭子顯的《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北齊魏收的《後魏書》(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此中最有名者,為陳壽《三國志》及範晔《後漢書》,茲就二書試為略述:陳壽原仕蜀漢,後仕晉為著作郎,編魏蜀吳的曆史六十五篇,名曰《三國志》。

    其書叙事簡明而不漫,文章純潔而不浮靡,深能辨别得失,是其長處,因被與《史記》、《漢書》同稱良史。

    迨南朝時,宋裴松之周覽群書,為之作補注,這便是有名的裴注。

    範晔仕宋文帝為秘丞,後左遷宣城
0.05548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