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學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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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養成嗜好。
總之，自漢起至唐末一千多年之間，均以對偶為主，所謂骈體文大見流行了。
當漢初承三百年間兵亂之後，文學極端衰頹，然以馬上得天下的漢高祖，終知不能在馬上治天下，發意尊重經學，以太牢祀孔子，于是文學随着經學複興起來。
至三傳文帝以後，文學已呈長足的進步，如賈誼、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揚雄五大家，均先後出幕了。
賈誼為文帝時人，長于論策，理論精确，文辭雄渾，其散文方面的《治安策》，堪稱漢代第一。
司馬相如為武帝時人，最精詞賦，有雄麗作品傳世，如《上林賦》、《子虛賦》，允稱為賦類的上乘。
司馬遷亦為武帝時人，長于叙事，著《史記》一書，文辭的優美，實是我國散文史上空前絕後的大傑作。
同時董仲舒亦善論說，其所寫的《天人策篇》，頗為後人所愛讀。
劉向元帝時人，長于經術及政論。
揚雄長于詞賦，常作工麗的文。
此外若王褒、枚臯、東方朔等，均善為流麗的詞賦，風聲所被，遂開漢代詞賦的端緒。
至這時代的詩怎樣呢？多少與前代有點異趣，帶出一種慷慨的風味，盛行五言的詩，能描寫及于人情隐微的作品很不少。
五言的詩，發生于四言、七言詩之間，一般說由枚臯所創始。
至五言詩最著名的，系蘇武出使匈奴，被囚其身，在苦節十九年間，與知友李陵應酬詩，遂被後人稱為五言詩的模範。
此外和着樂器而歌的樂府體詩亦創始了。
據《漢書·禮樂志》說：“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
”于是後人群仿其調而作詩，遂産生一種樂府體的詩了。
後世所流行的詞曲，強半由此所出發。
詞賦與骈俪文的過渡期，為漢武帝至後漢三國西晉的時代。
當這時代的開始，則有王褒、揚雄、馮衍等，于散文之中，作出一種取入對句的文體；至後漢時，班固作《前漢書》，更助長其風，所謂骈俪文的作品于以産生了。
而通覽後漢一代文章的最佳點，即在于必骈亦骈，必俪亦俪，既非骈體文，又非散文，另有其特色的所在。
三國時代，魏曹操兼文武才，擅長詩賦，其子文帝亦嗜文學，文學之士，群集其門下。
尤其文帝之弟曹植，對于文章詩類，鍛煉重鍛煉，極得結構的所長，天才的面影，活躍于紙上，與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桢等，史稱“建安七子”，将流行極端的骈體文，加添一段氣勢，文章遂日陷于輕美纖巧，卒至風靡一世，而開六朝金粉文體來。
次及晉朝，陸機更對曹植的文章，增益精彩，而四六對偶盛行了。
至于像蜀諸葛亮的那種謹嚴真率的文章，則在當時殊為少見。
至詩的方面，由前漢末傳到後漢，産出各種詩人，張衡是其著者。
三國魏室，皆長于詩，其中曹植，尤為大家，允稱上嗣蘇武、李陵下開百代的人。
随而晉朝陸機、陸雲、阮藉、潘嶽等，所作皆工麗绮靡，出而妝飾于詩壇上，傳諸後世。
自東晉至梁陳間，骈俪文全然成立，是為六朝文學的最盛時。
惟東晉在兵馬倥偬之間，士大夫清談成風，每于極簡單言辭中，談論極徹底而幽默的事；因而文學的進展，乃稍停頓不前，若郭璞、葛洪等，可算其間稍為名高的作家。
後由東晉至宋，顔延之、謝靈運等，對于骈體文特出巧妙，益增其體裁的完整。
至若陶淵明高超俗界的文章，那實是這時代的傑出者。
又由齊而梁而陳，骈體文經任昉、沈約等文人的修飾，益臻大成的域。
當時梁武帝博學能文，其子蕭統，世稱昭明太子，尤詞藻富麗，編撰《文選》一書，為治文學者必讀的書。
稍後徐陵、庾信的文，務以音韻相附麗，句用四六、隔句為對，至得“徐庾體”的名。
至晉末宋初的詩，則有陶淵明、謝靈運二大名家，世稱“陶謝”。
陶詩沖雅淡遠，妙選自然之域，在六朝文學中，最為異彩。
謝詩甚為工麗，以視淵明，人謂有遜色雲。
在陶謝之次，宋有顔延之，其詩尤為缛麗。
若夫齊梁，則有謝眺、江淹、沈約等能詩，即梁諸帝，亦皆嗜文學，故善詩者多出其間。
而沈約論平上去入四聲的音韻，而著《四聲譜》，詩道于以大開。
要之，六朝的文，其流蕩為華麗，其陷溺為卑弱；以言其詩，則高尚典雅，特多豐神富瞻之作。
尤其五言一體，更為逼近妙境。
而排律之作，亦由此時代植其根基。
由隋至唐末五代之間，為骈體文與古文的過渡期。
在隋世有陸法言、劉臻、顔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等九人，著《切韻》，承沈約以後的遺風。
而顔之推的《顔氏家訓》、王道的《中說》等，則又皆儒家之言。
故隋之世，雖為年不過三十，而唐代的文學，莫不濫觞于茲。
至唐太宗為秦王時，遂開文學之館，羅延文學之士，既而即位，置宏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于館中，選拔學士，是以唐代文藝，蔚然興起。
惟唐初文章，猶未離于六朝舊習，雅尚骈俪，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稱“初唐四傑”，皆以工骈俪體見稱。
至武則天時，陳子昂出，乃作素樸的文，欲以挽頹風，振衰敝；玄宗時，元結亦敝屣骈俪，高唱
總之，自漢起至唐末一千多年之間，均以對偶為主，所謂骈體文大見流行了。
當漢初承三百年間兵亂之後，文學極端衰頹，然以馬上得天下的漢高祖，終知不能在馬上治天下，發意尊重經學，以太牢祀孔子，于是文學随着經學複興起來。
至三傳文帝以後，文學已呈長足的進步，如賈誼、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揚雄五大家，均先後出幕了。
賈誼為文帝時人，長于論策，理論精确，文辭雄渾，其散文方面的《治安策》，堪稱漢代第一。
司馬相如為武帝時人，最精詞賦，有雄麗作品傳世，如《上林賦》、《子虛賦》，允稱為賦類的上乘。
司馬遷亦為武帝時人，長于叙事，著《史記》一書，文辭的優美，實是我國散文史上空前絕後的大傑作。
同時董仲舒亦善論說，其所寫的《天人策篇》，頗為後人所愛讀。
劉向元帝時人，長于經術及政論。
揚雄長于詞賦，常作工麗的文。
此外若王褒、枚臯、東方朔等，均善為流麗的詞賦，風聲所被，遂開漢代詞賦的端緒。
至這時代的詩怎樣呢？多少與前代有點異趣，帶出一種慷慨的風味，盛行五言的詩，能描寫及于人情隐微的作品很不少。
五言的詩，發生于四言、七言詩之間，一般說由枚臯所創始。
至五言詩最著名的，系蘇武出使匈奴，被囚其身，在苦節十九年間，與知友李陵應酬詩，遂被後人稱為五言詩的模範。
此外和着樂器而歌的樂府體詩亦創始了。
據《漢書·禮樂志》說：“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
”于是後人群仿其調而作詩，遂産生一種樂府體的詩了。
後世所流行的詞曲，強半由此所出發。
詞賦與骈俪文的過渡期，為漢武帝至後漢三國西晉的時代。
當這時代的開始，則有王褒、揚雄、馮衍等，于散文之中，作出一種取入對句的文體；至後漢時，班固作《前漢書》，更助長其風，所謂骈俪文的作品于以産生了。
而通覽後漢一代文章的最佳點，即在于必骈亦骈，必俪亦俪，既非骈體文，又非散文，另有其特色的所在。
三國時代，魏曹操兼文武才，擅長詩賦，其子文帝亦嗜文學，文學之士，群集其門下。
尤其文帝之弟曹植，對于文章詩類，鍛煉重鍛煉，極得結構的所長，天才的面影，活躍于紙上，與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桢等，史稱“建安七子”，将流行極端的骈體文，加添一段氣勢，文章遂日陷于輕美纖巧，卒至風靡一世，而開六朝金粉文體來。
次及晉朝，陸機更對曹植的文章，增益精彩，而四六對偶盛行了。
至于像蜀諸葛亮的那種謹嚴真率的文章，則在當時殊為少見。
至詩的方面，由前漢末傳到後漢，産出各種詩人，張衡是其著者。
三國魏室，皆長于詩，其中曹植，尤為大家，允稱上嗣蘇武、李陵下開百代的人。
随而晉朝陸機、陸雲、阮藉、潘嶽等，所作皆工麗绮靡，出而妝飾于詩壇上，傳諸後世。
自東晉至梁陳間，骈俪文全然成立，是為六朝文學的最盛時。
惟東晉在兵馬倥偬之間，士大夫清談成風，每于極簡單言辭中，談論極徹底而幽默的事；因而文學的進展，乃稍停頓不前，若郭璞、葛洪等，可算其間稍為名高的作家。
後由東晉至宋，顔延之、謝靈運等，對于骈體文特出巧妙，益增其體裁的完整。
至若陶淵明高超俗界的文章，那實是這時代的傑出者。
又由齊而梁而陳，骈體文經任昉、沈約等文人的修飾，益臻大成的域。
當時梁武帝博學能文，其子蕭統，世稱昭明太子，尤詞藻富麗，編撰《文選》一書，為治文學者必讀的書。
稍後徐陵、庾信的文，務以音韻相附麗，句用四六、隔句為對，至得“徐庾體”的名。
至晉末宋初的詩，則有陶淵明、謝靈運二大名家，世稱“陶謝”。
陶詩沖雅淡遠，妙選自然之域，在六朝文學中，最為異彩。
謝詩甚為工麗，以視淵明，人謂有遜色雲。
在陶謝之次，宋有顔延之，其詩尤為缛麗。
若夫齊梁，則有謝眺、江淹、沈約等能詩，即梁諸帝，亦皆嗜文學，故善詩者多出其間。
而沈約論平上去入四聲的音韻，而著《四聲譜》，詩道于以大開。
要之，六朝的文，其流蕩為華麗，其陷溺為卑弱；以言其詩，則高尚典雅，特多豐神富瞻之作。
尤其五言一體，更為逼近妙境。
而排律之作，亦由此時代植其根基。
由隋至唐末五代之間，為骈體文與古文的過渡期。
在隋世有陸法言、劉臻、顔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等九人，著《切韻》，承沈約以後的遺風。
而顔之推的《顔氏家訓》、王道的《中說》等，則又皆儒家之言。
故隋之世，雖為年不過三十，而唐代的文學，莫不濫觞于茲。
至唐太宗為秦王時，遂開文學之館，羅延文學之士，既而即位，置宏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于館中，選拔學士，是以唐代文藝，蔚然興起。
惟唐初文章，猶未離于六朝舊習，雅尚骈俪，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稱“初唐四傑”，皆以工骈俪體見稱。
至武則天時，陳子昂出，乃作素樸的文，欲以挽頹風，振衰敝；玄宗時，元結亦敝屣骈俪，高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