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學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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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族，古來對于文學的尊重，有極濃厚的傾向，無論任何時代，均呈現文學的風行。
因而文學變遷的情形，也極複雜無比，欲加以詳細說明，實非容易的一件事。
今特把其變遷的狀态，大别分為四個時代：第一，文學創始的時代，第二，詞藻流行的時代，第三，理論文流行的時代，第四，詞藻與理論文并行的時代。
以極簡單的筆法，概括地叙述在下。
第一節 文學創始的時代 我國文學肇始于夏前，惟夏以前的文章不傳于今，莫由知悉。
而如《尚書》的《堯典》、《舜典》、《禹貢》等篇，系夏的史官所作；若《湯诰》、若《洪範》，則傳說為殷人所作。
我們試取這些文章來觀察，便可知夏殷兩代文學的進步了。
迨至周朝，文辭日益華美，傑作不少，傳到春秋戰國，遂呈一極大偉觀，其内容的豐富，後世竟無超出于領域者，實是中國文學史上最黃金的時代。
蓋當春秋戰國之際，周室衰微，強國崛起，經過貴族專制的時代，而庶民階級豪傑之士，及樹立一家見識的學者或思想家，繼續輩出，文學于以大發達，開空前所未有的盛況。
先就孔子傳統的儒家來說，則孔子的弟子曾子作《大學》，曾子門人而孔子的孫子思作《中庸》，又子思的門生孟轲出而作《孟子》七篇。
這等儒家所寫的文章，均以理論為主，能将自己思想，平易地表現于文字間，使為世人所理解，是其特長的地方，可稱後世理論文的鼻祖。
且《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能貫徹主意，保持蘊蓄。
雖說《孟子》稍形差異，以縱橫無窮而銳利的語氣，說破諸家學說，然其中仍含意義深長之處，與蘇秦、張儀等詭辯家，大為異趣。
在孟子之後，荀子繼出，他的文章，優容不迫，語氣暢達，充籠詩人的情味，較諸孟子極銳語氣，實為有趣的對照。
其次道家，殆與孔子同時代的老子，其著《道德經》文章，非常簡約，酷似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
道家除《道德經》外，尚有《列子》和《莊子》，《列子》氣象穩和，其文辭趣味處，多少有點近于《荀子》。
《莊子》則縱橫自在，巧弄辯舌，機鋒敏銳，波瀾百出，為文縱逸奇變、神絕莫可言喻，允足為諸子中的傑出者。
此外法家，以齊管仲所作的《管子》為代表，文章極端平易，意求無論何人，均能徹底了解其道理；隻以其時代尚在孔子之前，文字過于簡約，今日披讀其書，頗多意義難通之處。
又法家韓非子的文章，悉為理窟，徹底刻骨，所發議論，涉細入微，相互說明，至盡論理方法，極其嚴重的措辭，謂為法家的标型，實無不可。
若夫兵家，則有孫武所作的《孫子》，吳起所作的《吳子》，文章莊重雅健，為學者所樂誦。
再墨翟所寫的《墨子》，以及雜家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亦俱為結構的作品。
按照世界文學演化的通例，凡韻文皆起于散文之先，我國自不能有所例外。
但太古的韻文既已不傳，隻有舜和臯陶的《股肱》、《元首》之歌，便是最初詩歌的見于書中者，其後由夏而殷，有一稍形進步的事實，則讀《詩經》裡面的《商頌》，遂可窺見其一斑。
至于周世，則詩歌大見尊重，太師掌之于王朝，樂正以之教國子；天子聽政時，使公卿以下列士獻詩諷刺，在巡狩之際，使采詩官陳列國詩，以察知民俗的情僞。
于是詩人以此為叙情的工具，王者以此為行政的借鏡，學官以此為教育的科目，詩歌大流行于世間了。
而當時的詩，通行四言，注重實質，主在抒情寫景，沒有後世浮華纖弱之弊，大足為窺見是時人情風俗之助。
在周朝以前的詩文，語短意長，蒼古雄勁，乃後文學界新來一氣運，有所謂詞賦者。
從前經書或諸子百家，皆主理論文章；自詞賦創生後，則重視言辭之绫，發起指重詞藻的一大文派來。
首創者為楚的屈原，其所作的《離騷》，即飾詞藻的先河。
屈原曾仕楚懷王為三闾大夫，因遇讒言，被放逐為漂浪者，但在流離颠沛之間，依然不忘故君，觸物臨景，不能禁其憂愁悲哀之情，乃作《離騷》以表心懷，而冀楚王之一反省。
這《離騷》系《詩經》三百篇後，而可視為其比類的作品，不但譬喻的巧妙，所用文字亦甚優美，音調流麗，備具品格，是為後世詞賦的模範，故屈原遂被尊為賦家的鼻祖。
其門生宋玉，亦長于賦，作《九辨》以悲其師的放逐，又作《神女》、《高唐》二賦，托諸寓言以諷楚的君臣。
于是對于古來的詩歌方面，惹起重大的變化，每發現七言詩調，便是其顯明的一例。
周室滅亡，到了秦始皇時，荀子的門人李斯，出而大變古來的政治，遂影響于文字的變化。
因在兵馬倥偬之間，要求簡略的文字，故程邈所做的隸書風靡于世。
文學方面，亦借得甚大的便利，日漸趨于華麗之域。
以上屬于文學的創始時代，接着遂移到詞藻流行的時代了。
第二節 詞藻流行的時代 屈原、宋玉創立詞賦一門，至漢甚為旺盛，同時經學複興，有名的儒家輩出。
而這儒家為詞賦強盛勢力所感動，亦多作重詞藻的文章，如漢大儒賈誼、董仲舒等，皆善于作賦者。
迨至漢武帝時，在受其保護之下，有司馬相如、枚乘等文人，竟于知識階級的文
因而文學變遷的情形，也極複雜無比，欲加以詳細說明，實非容易的一件事。
今特把其變遷的狀态，大别分為四個時代：第一，文學創始的時代，第二，詞藻流行的時代，第三，理論文流行的時代，第四，詞藻與理論文并行的時代。
以極簡單的筆法，概括地叙述在下。
第一節 文學創始的時代 我國文學肇始于夏前，惟夏以前的文章不傳于今，莫由知悉。
而如《尚書》的《堯典》、《舜典》、《禹貢》等篇，系夏的史官所作；若《湯诰》、若《洪範》，則傳說為殷人所作。
我們試取這些文章來觀察，便可知夏殷兩代文學的進步了。
迨至周朝，文辭日益華美，傑作不少，傳到春秋戰國，遂呈一極大偉觀，其内容的豐富，後世竟無超出于領域者，實是中國文學史上最黃金的時代。
蓋當春秋戰國之際，周室衰微，強國崛起，經過貴族專制的時代，而庶民階級豪傑之士，及樹立一家見識的學者或思想家，繼續輩出，文學于以大發達，開空前所未有的盛況。
先就孔子傳統的儒家來說，則孔子的弟子曾子作《大學》，曾子門人而孔子的孫子思作《中庸》，又子思的門生孟轲出而作《孟子》七篇。
這等儒家所寫的文章，均以理論為主，能将自己思想，平易地表現于文字間，使為世人所理解，是其特長的地方，可稱後世理論文的鼻祖。
且《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能貫徹主意，保持蘊蓄。
雖說《孟子》稍形差異，以縱橫無窮而銳利的語氣，說破諸家學說，然其中仍含意義深長之處，與蘇秦、張儀等詭辯家，大為異趣。
在孟子之後，荀子繼出，他的文章，優容不迫，語氣暢達，充籠詩人的情味，較諸孟子極銳語氣，實為有趣的對照。
其次道家，殆與孔子同時代的老子，其著《道德經》文章，非常簡約，酷似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
道家除《道德經》外，尚有《列子》和《莊子》，《列子》氣象穩和，其文辭趣味處，多少有點近于《荀子》。
《莊子》則縱橫自在，巧弄辯舌，機鋒敏銳，波瀾百出，為文縱逸奇變、神絕莫可言喻，允足為諸子中的傑出者。
此外法家，以齊管仲所作的《管子》為代表，文章極端平易，意求無論何人，均能徹底了解其道理；隻以其時代尚在孔子之前，文字過于簡約，今日披讀其書，頗多意義難通之處。
又法家韓非子的文章，悉為理窟，徹底刻骨，所發議論，涉細入微，相互說明，至盡論理方法，極其嚴重的措辭，謂為法家的标型，實無不可。
若夫兵家，則有孫武所作的《孫子》，吳起所作的《吳子》，文章莊重雅健，為學者所樂誦。
再墨翟所寫的《墨子》，以及雜家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亦俱為結構的作品。
按照世界文學演化的通例，凡韻文皆起于散文之先，我國自不能有所例外。
但太古的韻文既已不傳，隻有舜和臯陶的《股肱》、《元首》之歌，便是最初詩歌的見于書中者，其後由夏而殷，有一稍形進步的事實，則讀《詩經》裡面的《商頌》，遂可窺見其一斑。
至于周世，則詩歌大見尊重，太師掌之于王朝，樂正以之教國子；天子聽政時，使公卿以下列士獻詩諷刺，在巡狩之際，使采詩官陳列國詩，以察知民俗的情僞。
于是詩人以此為叙情的工具，王者以此為行政的借鏡，學官以此為教育的科目，詩歌大流行于世間了。
而當時的詩，通行四言，注重實質，主在抒情寫景，沒有後世浮華纖弱之弊，大足為窺見是時人情風俗之助。
在周朝以前的詩文，語短意長，蒼古雄勁，乃後文學界新來一氣運，有所謂詞賦者。
從前經書或諸子百家，皆主理論文章；自詞賦創生後，則重視言辭之绫，發起指重詞藻的一大文派來。
首創者為楚的屈原，其所作的《離騷》，即飾詞藻的先河。
屈原曾仕楚懷王為三闾大夫，因遇讒言，被放逐為漂浪者，但在流離颠沛之間，依然不忘故君，觸物臨景，不能禁其憂愁悲哀之情，乃作《離騷》以表心懷，而冀楚王之一反省。
這《離騷》系《詩經》三百篇後，而可視為其比類的作品，不但譬喻的巧妙，所用文字亦甚優美，音調流麗，備具品格，是為後世詞賦的模範，故屈原遂被尊為賦家的鼻祖。
其門生宋玉，亦長于賦，作《九辨》以悲其師的放逐，又作《神女》、《高唐》二賦，托諸寓言以諷楚的君臣。
于是對于古來的詩歌方面，惹起重大的變化，每發現七言詩調，便是其顯明的一例。
周室滅亡，到了秦始皇時，荀子的門人李斯，出而大變古來的政治，遂影響于文字的變化。
因在兵馬倥偬之間，要求簡略的文字，故程邈所做的隸書風靡于世。
文學方面，亦借得甚大的便利，日漸趨于華麗之域。
以上屬于文學的創始時代，接着遂移到詞藻流行的時代了。
第二節 詞藻流行的時代 屈原、宋玉創立詞賦一門，至漢甚為旺盛，同時經學複興，有名的儒家輩出。
而這儒家為詞賦強盛勢力所感動，亦多作重詞藻的文章，如漢大儒賈誼、董仲舒等，皆善于作賦者。
迨至漢武帝時，在受其保護之下，有司馬相如、枚乘等文人，竟于知識階級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