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治風氣之一——名教、傾軋、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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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則非其所過問了。
從這三點看來，中國人之崇拜文字實足阻礙政治的現代化。
這種風氣不除，中國的政治将永遠沉淪在“官樣文章”的爛紙堆裡。
中國的政治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玩意兒，凡是士大夫的生活習慣都可以蔚為政治風氣。
咬文嚼字是士大夫的本色，所以文字遂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政治工具。
借文字以挑撥是非是士大夫的慣技。
中國曆史上有不少的内戰是文人學士挑撥出來的。
中國士大夫最喜歡以慷慨激昂的筆調，寫剀切動人的文章，讀者也不問其議論之是否妥當，不問其與國家社會的利益是否沖突，隻要文章好，就會群相附和，認為不刊之論。
大凡慷慨激昂剀切動人的言論，多半是偏謬而不負責任的言論，作之者隻圖一時的痛快淋漓，而沒有計到其對于國家的社會有極壞的影響。
宋興隆年間呂本中斥當時不負責任的獻言者說：“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也說：“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這都是一針見血之論。
用慷慨激昂的文字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是士大夫的特長。
惟有絕對不負責任的言論始可以博得其他士大夫的同情，于是一二人的私言遂一變而為天下的“清議”。
中國一般人缺少西洋人所謂“道義的勇氣”（MoralCourage），所以清議是沒有人敢犯的。
就是秉國鈞者也不能不受清議的支配。
南宋是如此，清末也是如此。
李鴻章在清末的政治家中不能不算是第一流人物。
他主政最久，得君甚專；他知道外國人有他們的特長，救國的方法隻有拼命效法西洋、模仿西洋，但他這種主張是為當時清議所不容的。
甲午中日的戰争，李鴻章知道中國是不容易勝利的，所以他說：“日本走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裡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确有把握。
”但當時士大夫多是主戰的，李鴻章終不敵清議而出之一戰。
這一次的戰争大可以證明蔣廷黻先生的話：“文人的高調，除誤國家大事以外，别無作用了。
” 局外人唱高調原是各國政治上共同的現象。
各國的反對黨莫不以攻擊政府為其職志。
但在西洋各國高調的危險性小，在中國高調的危險性大。
歐美各國的國民知識高，且有政治訓練，反對黨盡可唱其高調，國民不緻盲從。
中國就不同了，我們的國民知識既低，又缺少政治的訓練，且有許多野心家、失意軍人、政客——時時刻刻地利用士大夫的高調以發展其個人的陰謀。
中國曆史上因士大夫的高調而影響于國家的安危的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次數了。
與唱高調有連帶關系是挾私傾軋的風氣。
例如王安石的新政的失敗，固然是因為當時大人先生們的頭腦太頑固，對于新政不能了解，而最重要的還是他們對于王安石個
從這三點看來，中國人之崇拜文字實足阻礙政治的現代化。
這種風氣不除，中國的政治将永遠沉淪在“官樣文章”的爛紙堆裡。
中國的政治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玩意兒，凡是士大夫的生活習慣都可以蔚為政治風氣。
咬文嚼字是士大夫的本色，所以文字遂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政治工具。
借文字以挑撥是非是士大夫的慣技。
中國曆史上有不少的内戰是文人學士挑撥出來的。
中國士大夫最喜歡以慷慨激昂的筆調，寫剀切動人的文章，讀者也不問其議論之是否妥當，不問其與國家社會的利益是否沖突，隻要文章好，就會群相附和，認為不刊之論。
大凡慷慨激昂剀切動人的言論，多半是偏謬而不負責任的言論，作之者隻圖一時的痛快淋漓，而沒有計到其對于國家的社會有極壞的影響。
宋興隆年間呂本中斥當時不負責任的獻言者說：“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也說：“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這都是一針見血之論。
用慷慨激昂的文字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是士大夫的特長。
惟有絕對不負責任的言論始可以博得其他士大夫的同情，于是一二人的私言遂一變而為天下的“清議”。
中國一般人缺少西洋人所謂“道義的勇氣”（MoralCourage），所以清議是沒有人敢犯的。
就是秉國鈞者也不能不受清議的支配。
南宋是如此，清末也是如此。
李鴻章在清末的政治家中不能不算是第一流人物。
他主政最久，得君甚專；他知道外國人有他們的特長，救國的方法隻有拼命效法西洋、模仿西洋，但他這種主張是為當時清議所不容的。
甲午中日的戰争，李鴻章知道中國是不容易勝利的，所以他說：“日本走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裡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确有把握。
”但當時士大夫多是主戰的，李鴻章終不敵清議而出之一戰。
這一次的戰争大可以證明蔣廷黻先生的話：“文人的高調，除誤國家大事以外，别無作用了。
” 局外人唱高調原是各國政治上共同的現象。
各國的反對黨莫不以攻擊政府為其職志。
但在西洋各國高調的危險性小，在中國高調的危險性大。
歐美各國的國民知識高，且有政治訓練，反對黨盡可唱其高調，國民不緻盲從。
中國就不同了，我們的國民知識既低，又缺少政治的訓練，且有許多野心家、失意軍人、政客——時時刻刻地利用士大夫的高調以發展其個人的陰謀。
中國曆史上因士大夫的高調而影響于國家的安危的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次數了。
與唱高調有連帶關系是挾私傾軋的風氣。
例如王安石的新政的失敗，固然是因為當時大人先生們的頭腦太頑固，對于新政不能了解，而最重要的還是他們對于王安石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