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治風氣之一——名教、傾軋、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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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劢先生曾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各有其生活風氣，此生活風氣是由窮年累月積累而成的”。
他指出來：“英國人的風氣是沉默寡言，長于計算，注重事實，不尚理論……各人政治上的信仰都很堅定；不論其為保守黨，或自由黨抑是工黨，遇有國難當前，都能抛棄各黨的成見，共同應付政治上的難局。
”法國人的性情“喜談抽象原則”，在“公務方面多偏重形式，行政的手續非常麻煩”，政黨林立，好鬧意見。
德國人的性格很徹底，“對于每一個問題必有（知？）其所以然之故，非尋根追底，問到最高源頭不可”。
因其生活過于軍事化，所以“最長于聽命令，不長于平等合作”。
（《立國之道》第三一一頁至第三一四頁） 張先生以為：“一國的國民生活習慣，與一國的學術政治軍事現象有密切關系。
本來西方人是先有了某種生活習慣，然後才産生某種政治法律制度與文化現象；所以兩方面是一緻的，是殊途同歸的。
而我們的困難問題即在一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而他方則有幾千年所沿襲的舊習慣；兩方面是不一緻的，是沖突的。
”中國人的舊習慣，據張先生的觀察，是“勇于私圖”、“巧于趨避”、“退有後言”、“恩怨之私”及“通融辦法”等。
有了這些習慣所以就是“大家拼命鼓吹歐美的法制，或某種主義，其能否在中國生根發芽，實是一大疑問”。
（同上，第三一六頁至第三一九頁） 我們對于張先生的看法是極端贊同的。
自前清末年到現在，一般人把政治制度及其他各種的改革看的太容易了。
每看見西洋人有甚麼新穎的主義，新穎的運動，新穎的制度，我們就想馬上搬到中國來，以為如此如此，我們便可以富強起來。
這種辦法顯然的對于某種主義、某種運動或制度的真義及背景沒有深刻的考慮和了解，結果是機械的或割裂的模仿，盲目的提倡。
忽而模仿其民治，忽而模仿其共産，忽而希望模仿其獨裁制度。
舊的逐漸破壞，而新的卻雜湊起來，沒有一貫的條理。
這固然是望治過切，急不暇擇的結果，而也是對于本國的需要太不明了，以緻隻抄襲了皮毛而忽略了精神。
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則非培養不可。
僅模仿其制度而不培養這種制度後面的精神，是換湯不換藥的辦法。
其結果是理論與事實扞格不入，計劃與實施鑿枘難通。
我們如果要采取某一種政治制度，我們要拿定主意，向前推進，同時要使教育政策與政治政策互相呼應，生活與制度适相配合。
本來一個國家的政治風氣與其社會經濟文化是分不開的。
一個工業化程度比較高的社會的生活情緒自然也比較緊張、積極；各個人的“個性”、“人格”也比較發達，其創始心（Initiative）和責任心也比較濃厚；但同時因為社會的組織緊湊，分工細密，人與人間的錯綜互賴的關系極其親切，所以合作的精神也比較充足。
這一般人的生活習慣自然可以影響到
他指出來：“英國人的風氣是沉默寡言，長于計算，注重事實，不尚理論……各人政治上的信仰都很堅定；不論其為保守黨，或自由黨抑是工黨，遇有國難當前，都能抛棄各黨的成見，共同應付政治上的難局。
”法國人的性情“喜談抽象原則”，在“公務方面多偏重形式，行政的手續非常麻煩”，政黨林立，好鬧意見。
德國人的性格很徹底，“對于每一個問題必有（知？）其所以然之故，非尋根追底，問到最高源頭不可”。
因其生活過于軍事化，所以“最長于聽命令，不長于平等合作”。
（《立國之道》第三一一頁至第三一四頁） 張先生以為：“一國的國民生活習慣，與一國的學術政治軍事現象有密切關系。
本來西方人是先有了某種生活習慣，然後才産生某種政治法律制度與文化現象；所以兩方面是一緻的，是殊途同歸的。
而我們的困難問題即在一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而他方則有幾千年所沿襲的舊習慣；兩方面是不一緻的，是沖突的。
”中國人的舊習慣，據張先生的觀察，是“勇于私圖”、“巧于趨避”、“退有後言”、“恩怨之私”及“通融辦法”等。
有了這些習慣所以就是“大家拼命鼓吹歐美的法制，或某種主義，其能否在中國生根發芽，實是一大疑問”。
（同上，第三一六頁至第三一九頁） 我們對于張先生的看法是極端贊同的。
自前清末年到現在，一般人把政治制度及其他各種的改革看的太容易了。
每看見西洋人有甚麼新穎的主義，新穎的運動，新穎的制度，我們就想馬上搬到中國來，以為如此如此，我們便可以富強起來。
這種辦法顯然的對于某種主義、某種運動或制度的真義及背景沒有深刻的考慮和了解，結果是機械的或割裂的模仿，盲目的提倡。
忽而模仿其民治，忽而模仿其共産，忽而希望模仿其獨裁制度。
舊的逐漸破壞，而新的卻雜湊起來，沒有一貫的條理。
這固然是望治過切，急不暇擇的結果，而也是對于本國的需要太不明了，以緻隻抄襲了皮毛而忽略了精神。
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則非培養不可。
僅模仿其制度而不培養這種制度後面的精神，是換湯不換藥的辦法。
其結果是理論與事實扞格不入，計劃與實施鑿枘難通。
我們如果要采取某一種政治制度，我們要拿定主意，向前推進，同時要使教育政策與政治政策互相呼應，生活與制度适相配合。
本來一個國家的政治風氣與其社會經濟文化是分不開的。
一個工業化程度比較高的社會的生活情緒自然也比較緊張、積極；各個人的“個性”、“人格”也比較發達，其創始心（Initiative）和責任心也比較濃厚；但同時因為社會的組織緊湊，分工細密，人與人間的錯綜互賴的關系極其親切，所以合作的精神也比較充足。
這一般人的生活習慣自然可以影響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