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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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也在這五六十年中間分道了。
自秦漢以來在物質上雖不能說完全沒有進步，但進步的速度究竟是低微的可憐。
在同治初年稍明時勢的人已經知道非發憤模仿西洋不足以圖存，但還有許多頑固之流抱殘守缺，以模仿為可恥。
他們以為“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今求一藝之末而奉夷人為師”（倭仁語），是絕大的恥辱。
不幸的很，我們與西洋正面接觸的時候正當國内有巨大的變亂，十餘年太平天國的革命把國家元氣消耗殆盡。
内外交攻，國家的存亡岌岌不可終日，從此政治經濟的發展處處受不平等條約的支配，而國人在此種局面下很自然地有兩種病态心理：媚外與仇外。
中外關系不能走上正軌，使我們對于西洋文化的接收在事實和心理兩方面都發生很大的障礙。
又不幸的很，當外來勢力向我們猛進的時候，我們又是在滿清統治之下。
一切對外失敗的痛恨，歸咎于内政之不當，歸咎于統治階級的昏庸，歸咎于滿清政府之腐敗。
如果當時統治者不是滿清而是漢人，情形或者可以根本不同。
在漢人的統治下，同盟會也就不會提出“驅除鞑虜，恢複中華”的口号。
過去的曆史很明白地指示我們革命是浪費的，因為每當革命“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則舊政府必不可倒，如是者有年。
既倒之後，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綏靖鼎沸，如是複有年。
故吾國每一度大革命，長者數十年，短者亦十數年”（梁啟超：《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見《飲冰室文集》）。
這些事實是同盟會諸志士所深知的。
他們也知道在強敵壓境，國勢危急的時候，革命足以消耗元氣，減低國家對外的力量。
然而他們毅然決然不顧一切而革命者——當然還有别的根本問題，如建共和政體——“驅除鞑虜，恢複中華”的民族主義與有力焉。
清廷腐敗已達極點，故辛亥革命成功非常迅速。
但滿清被推倒之後，接着就十幾年的軍閥割據及混沌的内戰。
在内亂的過程中隻有破壞沒有建設，我們的現代化又莫名其妙地延遲了許多年。
到現在我們政治經濟都是摹仿西洋的，但我們社會本質（因為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及生活觀念大體上還沒有改變。
我們的瓶是新的，而瓶内所盛的酒是舊的。
有許多生活的觀念與現代的新制度是沖突的，是扞格不入的。
現代的國家是法治的國家，而我們傳統的儒教的政治哲學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治主義。
法律——無論是憲法，是普通的法律或命令——在西洋一字有一字的拘束力，而我們不論政府與人民都視法律為具文，為官樣文章，以緻法律與生活不能呼應。
我們沒有
自秦漢以來在物質上雖不能說完全沒有進步，但進步的速度究竟是低微的可憐。
在同治初年稍明時勢的人已經知道非發憤模仿西洋不足以圖存，但還有許多頑固之流抱殘守缺，以模仿為可恥。
他們以為“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今求一藝之末而奉夷人為師”（倭仁語），是絕大的恥辱。
不幸的很，我們與西洋正面接觸的時候正當國内有巨大的變亂，十餘年太平天國的革命把國家元氣消耗殆盡。
内外交攻，國家的存亡岌岌不可終日，從此政治經濟的發展處處受不平等條約的支配，而國人在此種局面下很自然地有兩種病态心理：媚外與仇外。
中外關系不能走上正軌，使我們對于西洋文化的接收在事實和心理兩方面都發生很大的障礙。
又不幸的很，當外來勢力向我們猛進的時候，我們又是在滿清統治之下。
一切對外失敗的痛恨，歸咎于内政之不當，歸咎于統治階級的昏庸，歸咎于滿清政府之腐敗。
如果當時統治者不是滿清而是漢人，情形或者可以根本不同。
在漢人的統治下，同盟會也就不會提出“驅除鞑虜，恢複中華”的口号。
過去的曆史很明白地指示我們革命是浪費的，因為每當革命“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則舊政府必不可倒，如是者有年。
既倒之後，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綏靖鼎沸，如是複有年。
故吾國每一度大革命，長者數十年，短者亦十數年”（梁啟超：《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見《飲冰室文集》）。
這些事實是同盟會諸志士所深知的。
他們也知道在強敵壓境，國勢危急的時候，革命足以消耗元氣，減低國家對外的力量。
然而他們毅然決然不顧一切而革命者——當然還有别的根本問題，如建共和政體——“驅除鞑虜，恢複中華”的民族主義與有力焉。
清廷腐敗已達極點，故辛亥革命成功非常迅速。
但滿清被推倒之後，接着就十幾年的軍閥割據及混沌的内戰。
在内亂的過程中隻有破壞沒有建設，我們的現代化又莫名其妙地延遲了許多年。
到現在我們政治經濟都是摹仿西洋的，但我們社會本質（因為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及生活觀念大體上還沒有改變。
我們的瓶是新的，而瓶内所盛的酒是舊的。
有許多生活的觀念與現代的新制度是沖突的，是扞格不入的。
現代的國家是法治的國家，而我們傳統的儒教的政治哲學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治主義。
法律——無論是憲法，是普通的法律或命令——在西洋一字有一字的拘束力，而我們不論政府與人民都視法律為具文，為官樣文章，以緻法律與生活不能呼應。
我們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