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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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是近代或現代底。
有人說西洋文化是汽車文化，中國文化是洋車文化。
但汽車并不是西洋本有底。
有汽車與無汽車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異也。
（《别共殊：新時論之一》，《新動向》一卷七期） 馮先生的看法實在比以前的“動”、“靜”的說法高明多了。
近代文化與古代文化的不同不僅在汽車之有無，而且在社會經濟政治的組織與理想。
馮先生在另一個地方指出中古的生産方式是以家庭為本位，現代的生産方式是以社會為本位。
在生産家庭化的社會裡“一個人的家是一個人的一切，因為他有了家才有了一切；他若無家即無一切。
我們亦可了解，何以在生産家庭化底社會裡，一切道德皆以家為出發點，為集中點”。
（《說家國：新時論之四》，《新動向》一卷十期） 我國自秦漢以至清末的經濟社會始終沒有走出生産家庭化的階段，無怪中國人隻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對于政治不發生濃厚的興趣，好似“一盤散沙”一樣的無組織了。
這并不是因為中國人沒有“任何的政治能力”，或“中國的文化根本不是一部政治文化”，而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組織是中古式的。
事實上，中國的政治在漢代、唐代也曾放過燦爛的光輝，漢唐的政治文化與同時代的歐洲比之，恐怕要勝一籌。
然而話又說回來了。
為甚麼歐洲近幾百年來有偌大的進步，而中國雖然不能說沒有進步，但進步像那樣的遲緩？ 這是不容易答的問題。
羅素（BertrandRussell）在一篇論西洋文明的文章裡說曆史上的“自然進步”（SpontaneousProgress）原來很少見。
隻有埃及與巴比侖的一個時期，希臘在二百年的期間，西歐自“文藝複興”以來。
他找不出自然進步的特别原因，除非是由于幾個“極少數出類拔萃的人物”的努力。
他的結論是：如果克皮勒（Kepler）、格裡由（Galileo）、牛頓（Newton）不幸而幼年夭殇，現代的西洋文化或者就不會發生（見InPraiseofIdlenessandOtherEssays，PP．163-164）。
羅素似乎把進步看成曆史上偶然的事迹，不可以常理解釋的。
和羅素同一意見的學者有好幾個。
如果羅素的話是對的話，那麼，中國與西洋在近數百年内有幸有不幸。
歐洲幸而出了幾個大科學家，中國不幸而沒有産生大科學家。
大科學家的産生是偶然的，但我們要問：為甚麼中國沒有偶然地産生幾個大科學家呢？為答複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明了中國與歐洲的地理經濟環境及學術風
有人說西洋文化是汽車文化，中國文化是洋車文化。
但汽車并不是西洋本有底。
有汽車與無汽車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異也。
（《别共殊：新時論之一》，《新動向》一卷七期） 馮先生的看法實在比以前的“動”、“靜”的說法高明多了。
近代文化與古代文化的不同不僅在汽車之有無，而且在社會經濟政治的組織與理想。
馮先生在另一個地方指出中古的生産方式是以家庭為本位，現代的生産方式是以社會為本位。
在生産家庭化的社會裡“一個人的家是一個人的一切，因為他有了家才有了一切；他若無家即無一切。
我們亦可了解，何以在生産家庭化底社會裡，一切道德皆以家為出發點，為集中點”。
（《說家國：新時論之四》，《新動向》一卷十期） 我國自秦漢以至清末的經濟社會始終沒有走出生産家庭化的階段，無怪中國人隻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對于政治不發生濃厚的興趣，好似“一盤散沙”一樣的無組織了。
這并不是因為中國人沒有“任何的政治能力”，或“中國的文化根本不是一部政治文化”，而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組織是中古式的。
事實上，中國的政治在漢代、唐代也曾放過燦爛的光輝，漢唐的政治文化與同時代的歐洲比之，恐怕要勝一籌。
然而話又說回來了。
為甚麼歐洲近幾百年來有偌大的進步，而中國雖然不能說沒有進步，但進步像那樣的遲緩？ 這是不容易答的問題。
羅素（BertrandRussell）在一篇論西洋文明的文章裡說曆史上的“自然進步”（SpontaneousProgress）原來很少見。
隻有埃及與巴比侖的一個時期，希臘在二百年的期間，西歐自“文藝複興”以來。
他找不出自然進步的特别原因，除非是由于幾個“極少數出類拔萃的人物”的努力。
他的結論是：如果克皮勒（Kepler）、格裡由（Galileo）、牛頓（Newton）不幸而幼年夭殇，現代的西洋文化或者就不會發生（見InPraiseofIdlenessandOtherEssays，PP．163-164）。
羅素似乎把進步看成曆史上偶然的事迹，不可以常理解釋的。
和羅素同一意見的學者有好幾個。
如果羅素的話是對的話，那麼，中國與西洋在近數百年内有幸有不幸。
歐洲幸而出了幾個大科學家，中國不幸而沒有産生大科學家。
大科學家的産生是偶然的，但我們要問：為甚麼中國沒有偶然地産生幾個大科學家呢？為答複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明了中國與歐洲的地理經濟環境及學術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