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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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人喜歡談洋務，除郭嵩焘及幾個對于西洋有比較深刻認識的人外，他們所謂洋務包括幾項很具體的東西：大炮、洋槍、輪船、火車等物。
當時“文化”二字尚未發明（中國以前也用文化二字，是文治教化的縮短，往往與武功相對而言，和現在人所謂文化略有不同），所以當時的人也不知有甚麼中西文化。
民國初年我們對于西洋的知識日益增加，漸知西洋人自有其特别的文化，于是高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有些人以為西洋文化是“動”的，中國文化是“靜”的，還有些人以為“東西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在“一邊是自暴自棄的不思不慮，一邊是不斷的尋求真理”。
（《胡适文存三集》卷一，《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這種解釋似乎把中西文化的不同看成先天固定的分别，兩方面心理的構造有根本的異點，西洋如此，中國人如彼，有如英國詩人吉蔔靈（R．Kipling）的名句所詠： Oh！EastisEast，andWestisWest， andneverthetwainshallmeet．(1) 實際上這種看法是不合曆史事實的。
曆代的記載告訴我們，每一個民族都有“靜”的時期，也都有“動”的時期；都有“不思不慮”的時期，也都有“尋求真理”的時期。
英國著名經濟史家唐内教授（ProfessorR．H．Tawney）說： 所謂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傳統主義實在不是中國獨有的特點，而文化史上的一階段，就是歐洲也曾經過的。
迅速地經濟變轉的事實，繼續不斷地經濟進步的理想，并不是西方曆史固有的音調，而是近四世紀的産物。
如果一個歐洲人對于中國人所表現的守舊性不能了解的話，他倘能和他的祖宗見面，一定要發生同樣的感想。
在差不多一千年的中間，西方的農夫工匠的技術變革的微小，和在中國所見到的一樣。
在前者，猶如後者，一般人把以往的黃金時代而不把将來的可能性看作他們行為的标準與現在的規度；他們無條件地接收他們所承受的環境，視疾病疠疫為當然；對于那些矻矻不休地在那裡以藝術改進自然的人們，并不感覺興趣，如果他們不疑惑他們與惡魔合夥作祟就算好了。
在歐洲又如在中國一樣，政治混沌、強盜充斥、内亂、饑馑，都是很普通的現象。
（LandandLaborinChina，pp．19-20） 由此觀之，中西文化不是“種類”的區别而是“程度”的區别。
馮友蘭先生說： 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并不是因為他是西洋底，而是因
當時“文化”二字尚未發明（中國以前也用文化二字，是文治教化的縮短，往往與武功相對而言，和現在人所謂文化略有不同），所以當時的人也不知有甚麼中西文化。
民國初年我們對于西洋的知識日益增加，漸知西洋人自有其特别的文化，于是高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有些人以為西洋文化是“動”的，中國文化是“靜”的，還有些人以為“東西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在“一邊是自暴自棄的不思不慮，一邊是不斷的尋求真理”。
（《胡适文存三集》卷一，《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這種解釋似乎把中西文化的不同看成先天固定的分别，兩方面心理的構造有根本的異點，西洋如此，中國人如彼，有如英國詩人吉蔔靈（R．Kipling）的名句所詠： Oh！EastisEast，andWestisWest， andneverthetwainshallmeet．(1) 實際上這種看法是不合曆史事實的。
曆代的記載告訴我們，每一個民族都有“靜”的時期，也都有“動”的時期；都有“不思不慮”的時期，也都有“尋求真理”的時期。
英國著名經濟史家唐内教授（ProfessorR．H．Tawney）說： 所謂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傳統主義實在不是中國獨有的特點，而文化史上的一階段，就是歐洲也曾經過的。
迅速地經濟變轉的事實，繼續不斷地經濟進步的理想，并不是西方曆史固有的音調，而是近四世紀的産物。
如果一個歐洲人對于中國人所表現的守舊性不能了解的話，他倘能和他的祖宗見面，一定要發生同樣的感想。
在差不多一千年的中間，西方的農夫工匠的技術變革的微小，和在中國所見到的一樣。
在前者，猶如後者，一般人把以往的黃金時代而不把将來的可能性看作他們行為的标準與現在的規度；他們無條件地接收他們所承受的環境，視疾病疠疫為當然；對于那些矻矻不休地在那裡以藝術改進自然的人們，并不感覺興趣，如果他們不疑惑他們與惡魔合夥作祟就算好了。
在歐洲又如在中國一樣，政治混沌、強盜充斥、内亂、饑馑，都是很普通的現象。
（LandandLaborinChina，pp．19-20） 由此觀之，中西文化不是“種類”的區别而是“程度”的區别。
馮友蘭先生說： 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并不是因為他是西洋底，而是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