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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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宅四裔：‘南交’則今之安南也。
‘朔方……幽都’，則今之黑龍江上源也。
東西至日之所出入，則更遠矣。
本其實測而著曆象，故古之陰陽家未可輕量也。
”這就是第一派的陰陽家。
“陰陽變化”一派，《漢志》名為“兵陰陽”。
怎樣叫“兵陰陽”呢？《漢志》說：“順時而發，推刑德，随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至“五行陰陽”，亦生于律曆，亦本羲和之言；《漢志》雲：“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
……用五事以順五行也。
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于律曆之數而分為一者也。
其法亦起于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所不至。
”由“日月陰陽”演變而說五勝鬼神迂怪之事，為學術上屢變失宗之例，并非陰陽家本來如此。
據《漢志》所載周、秦陰陽家，共有十五，為《宋司星子韋》三篇，《公梼生終始》十四篇，《公孫發》二十二篇，《鄒子》四十九篇，《鄒子始終》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杜文公》五篇，《黃帝泰素》二十篇，《南公》三十一篇，《容成子》十四篇，《鄒奭子》十二篇，《闾丘子》十三篇，《馮促》十三篇，《将钜子》五篇及《周伯》十一篇。
這許多書現在都已佚亡，僅《宋司星子韋》有馬國翰的輯本。
陰陽家的漸變它的本宗，始于春秋之時。
上古時的陰陽家既如前所述，至春秋時，魯梓慎、鄭裨竈、晉蔔偃、師曠衍之流，皆察陰陽，知災祥，其言往往有驗，然已非古之所謂陰陽家。
到了戰國時，典籍多失，官失其守，于是有齊人鄒衍，為燕昭王師，居稷下，号談天衍。
《史記》稱他：“……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闳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并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然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 陳柱據此文，以為可明鄒衍的學術有四：一、其說因欲救“有國者益淫侈”而發，“其歸必止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
于此可見他為學的宗旨。
二、他始用歸納法，驗之于小物，得其同然，然後用演繹法以推他物，故曰：“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于此可見他的治學的方法。
三、“先序今以上至黃帝”，“至天未生”。
可以知道他曾應用他的治學方法以說古史。
四、“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可知他曾應用他的方法以說地理。
陳柱又以其學先重實驗而後演繹，與科學方法相近，與陰陽、主運、神仙、方士之說當絕不同，因疑“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二十一字為後人所妄加。
然《漢志》除《鄒子》四十九篇外，尚有《鄒子始終》五十六篇，所謂“始終”者，即指“五德相始終”。
如言炎帝之王以火德，黃帝之王以土德，少昊之王以金德。
夏德在水，故尚玄；殷德在金，故尚白；周德在火，故尚赤。
秦滅周，以水克火，故秦為水徳；漢勝秦，以土克水，故漢為土德。
由此以言，鄒衍之學，當不能謂之為全用科學方法了。
著《鄒奭子》十二篇的鄒奭，亦齊國人。
《史記》稱他“著書言治亂之事”，又說他“亦采鄒衍之術以紀文，故齊國頌曰雕龍奭”。
可見他與鄒衍同派，特言過其文。
他若公梼生《終始》十四篇，班固自注謂“傳鄒奭《終始書》”。
可見奭亦有與衍作同名的《終始書》，更足證實二人為同派。
陰陽家的學說，因著作全失，實難明白它的真相。
雖鄒衍的學說，尚可考見于《史記》；然鄒氏之學，實超出陰陽家的範圍，不能代表陰陽家全部學說。
在中國思想上很占地位，而且支配了數千年國人心理的陰陽學說，反至淹沒難明，不可不算是學術上的“咄咄怪事”！ 對于陰陽家的批評，自以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所論為最精。
他說：“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多，使人拘而多畏。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
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
弗順則無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 〔問題〕 （1）何謂“陰陽”？ （2）陰陽家的來源和派别怎樣？ （3）《漢書·藝文志》所載陰陽家有哪幾家？ （4）春秋時的陰陽家怎樣？ （5）鄒衍的思想和他的治學方法怎樣？有何著作？ （6）《鄒奭子》的内容和思想若何？ （7）司馬談對于陰陽家的批評怎樣？ 四 法家 “法”字曆來都解作刑罰之義，然而法家的要旨，卻在于怎樣使刑罰之權不墜。
古時禮、法并稱，二者實相貫通。
至管仲主以法治國，法始專就刑罰言。
然由此可見法家本起于禮，正和學校之内，先有種種應守的規則，而後乃有賞罰的規則一樣。
禮不足治，而後有法；禮流而為法，所以禮家流為法家，荀卿的門人李斯、韓非皆流而為法家了。
尹文子以為：“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
二曰齊俗之法，能鄙（猶言能否）、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
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
”此四法，一為定名分之法，二為考核之法，三為賞罰之法，四為标準之法。
至儒家所謂禮義之法，法家卻不之言及。
陳柱分法家為五派：一為尚實派，主重實業，如李悝盡地力之教，商君重農戰之法，管仲興魚鹽之利都是。
二為尚法派，如商鞅是。
三為尚術派，如申不害是。
法與術的分别：“術為主之所執，法為官之所司。
”故法之作用在公開，術之作用在秘密。
四為尚勢派，如慎子是。
慎子曾雲：“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
……由此觀之，賢知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诎賢。
”五為大成派，如韓非集諸派之大成是。
法家的著作，據《漢書·藝文志》所列，在周、秦時有如下五家，為《李子》三十二篇，《商君》二十九篇，《申子》六篇，《慎子》四十二篇，《韓非子》五十五篇。
其中《李子》原書已亡，《韓非子》全存，餘三書都是殘存。
李子名悝，相魏文侯，所著《李子》三十二篇，亡佚已久。
《晉書》嘗稱：“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
”又雲：“悝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
……”據此，可知悝又著有《法經》，其要主于捕盜賊。
書凡六篇，其目略具于《唐律》。
商君名鞅，與申子并稱“申、商”，由魏入秦，《史記》說他“說孝公，始以帝道而未悟，繼以王道而仍未入，終說以霸道而善之”，于是變法修刑，内務耕織，外勸戰死。
然元氣潛傷，百姓刍狗，究無補于治道。
司馬遷以其天資刻薄，譏其“慘礉少恩。
”《商君書》又名《商子》，原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為《更法》、《墾令》、《農戰》、《去強》、《說民》、《算地》、《開塞》、《壹言》、《錯法》、《戰法》、《立本》、《兵守》、《靳令》、《修權》、《徕民》、《賞刑》、《畫策》、《境内》、《弱民》、《外内》、《君臣》、《禁使》、《慎法》及《定法》。
注解本以朱師轍《商君書解诂》最便觀覽。
申子名不害，京人。
與商君并稱“申、商”；又與韓非并稱“申、韓”。
本為鄭之賤臣，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其學主刑名，故循名以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
書凡六篇，已亡于南宋時。
其篇目之可考者，為《三符》、《君臣》、《大體》三篇。
馬國翰有輯本，但搜輯猶未盡。
王時潤更有輯佚文。
慎子名到，趙人。
《史記》稱他：“學黃帝道德之術，發明序其指意，故著《十二論》。
”《漢志》稱他：“先申、韓，申、韓稱之。
”所以他是合道、法為一家的。
所著書本為四十二篇，今存五篇，為《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及《君人》。
然每篇隻寥寥數行，亦已非原本之舊。
韓非為韓國的諸公子，與李斯同師荀卿。
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于黃、老。
曾以書幹韓王，王不用；乃觀古來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内外儲》等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
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
李斯自以為不如非，進讒于秦王，下吏，饋藥使自殺。
非的學術，随時而變；先習儒家，繼學黃、老，後乃堕入法家。
在法家中，又集諸派之大成。
他受實業派的影響，故主尚實；受商鞅的影響最深，故主尚法，而做了他學術的中堅；受申不害的影響，故主尚術；受慎子的影響，故主尚勢。
他對于法，重“嚴”，重“必”，重“一”；“嚴”者嚴密，“必”者必行，“一”者統一。
因為法必須嚴密，而後民始重視；法出必行，而後民知畏懼；又須統一公平，而後民才悅服。
這樣的法，實為當時“刑罰不中”
‘朔方……幽都’，則今之黑龍江上源也。
東西至日之所出入，則更遠矣。
本其實測而著曆象，故古之陰陽家未可輕量也。
”這就是第一派的陰陽家。
“陰陽變化”一派，《漢志》名為“兵陰陽”。
怎樣叫“兵陰陽”呢？《漢志》說：“順時而發，推刑德，随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至“五行陰陽”，亦生于律曆，亦本羲和之言；《漢志》雲：“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
……用五事以順五行也。
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于律曆之數而分為一者也。
其法亦起于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所不至。
”由“日月陰陽”演變而說五勝鬼神迂怪之事，為學術上屢變失宗之例，并非陰陽家本來如此。
據《漢志》所載周、秦陰陽家，共有十五，為《宋司星子韋》三篇，《公梼生終始》十四篇，《公孫發》二十二篇，《鄒子》四十九篇，《鄒子始終》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杜文公》五篇，《黃帝泰素》二十篇，《南公》三十一篇，《容成子》十四篇，《鄒奭子》十二篇，《闾丘子》十三篇，《馮促》十三篇，《将钜子》五篇及《周伯》十一篇。
這許多書現在都已佚亡，僅《宋司星子韋》有馬國翰的輯本。
陰陽家的漸變它的本宗，始于春秋之時。
上古時的陰陽家既如前所述，至春秋時，魯梓慎、鄭裨竈、晉蔔偃、師曠衍之流，皆察陰陽，知災祥，其言往往有驗，然已非古之所謂陰陽家。
到了戰國時，典籍多失，官失其守，于是有齊人鄒衍，為燕昭王師，居稷下，号談天衍。
《史記》稱他：“……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闳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并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然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 陳柱據此文，以為可明鄒衍的學術有四：一、其說因欲救“有國者益淫侈”而發，“其歸必止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
于此可見他為學的宗旨。
二、他始用歸納法，驗之于小物，得其同然，然後用演繹法以推他物，故曰：“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于此可見他的治學的方法。
三、“先序今以上至黃帝”，“至天未生”。
可以知道他曾應用他的治學方法以說古史。
四、“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可知他曾應用他的方法以說地理。
陳柱又以其學先重實驗而後演繹，與科學方法相近，與陰陽、主運、神仙、方士之說當絕不同，因疑“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二十一字為後人所妄加。
然《漢志》除《鄒子》四十九篇外，尚有《鄒子始終》五十六篇，所謂“始終”者，即指“五德相始終”。
如言炎帝之王以火德，黃帝之王以土德，少昊之王以金德。
夏德在水，故尚玄；殷德在金，故尚白；周德在火，故尚赤。
秦滅周，以水克火，故秦為水徳；漢勝秦，以土克水，故漢為土德。
由此以言，鄒衍之學，當不能謂之為全用科學方法了。
著《鄒奭子》十二篇的鄒奭，亦齊國人。
《史記》稱他“著書言治亂之事”，又說他“亦采鄒衍之術以紀文，故齊國頌曰雕龍奭”。
可見他與鄒衍同派，特言過其文。
他若公梼生《終始》十四篇，班固自注謂“傳鄒奭《終始書》”。
可見奭亦有與衍作同名的《終始書》，更足證實二人為同派。
陰陽家的學說，因著作全失，實難明白它的真相。
雖鄒衍的學說，尚可考見于《史記》；然鄒氏之學，實超出陰陽家的範圍，不能代表陰陽家全部學說。
在中國思想上很占地位，而且支配了數千年國人心理的陰陽學說，反至淹沒難明，不可不算是學術上的“咄咄怪事”！ 對于陰陽家的批評，自以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所論為最精。
他說：“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多，使人拘而多畏。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
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
弗順則無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 〔問題〕 （1）何謂“陰陽”？ （2）陰陽家的來源和派别怎樣？ （3）《漢書·藝文志》所載陰陽家有哪幾家？ （4）春秋時的陰陽家怎樣？ （5）鄒衍的思想和他的治學方法怎樣？有何著作？ （6）《鄒奭子》的内容和思想若何？ （7）司馬談對于陰陽家的批評怎樣？ 四 法家 “法”字曆來都解作刑罰之義，然而法家的要旨，卻在于怎樣使刑罰之權不墜。
古時禮、法并稱，二者實相貫通。
至管仲主以法治國，法始專就刑罰言。
然由此可見法家本起于禮，正和學校之内，先有種種應守的規則，而後乃有賞罰的規則一樣。
禮不足治，而後有法；禮流而為法，所以禮家流為法家，荀卿的門人李斯、韓非皆流而為法家了。
尹文子以為：“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
二曰齊俗之法，能鄙（猶言能否）、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
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
”此四法，一為定名分之法，二為考核之法，三為賞罰之法，四為标準之法。
至儒家所謂禮義之法，法家卻不之言及。
陳柱分法家為五派：一為尚實派，主重實業，如李悝盡地力之教，商君重農戰之法，管仲興魚鹽之利都是。
二為尚法派，如商鞅是。
三為尚術派，如申不害是。
法與術的分别：“術為主之所執，法為官之所司。
”故法之作用在公開，術之作用在秘密。
四為尚勢派，如慎子是。
慎子曾雲：“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
……由此觀之，賢知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诎賢。
”五為大成派，如韓非集諸派之大成是。
法家的著作，據《漢書·藝文志》所列，在周、秦時有如下五家，為《李子》三十二篇，《商君》二十九篇，《申子》六篇，《慎子》四十二篇，《韓非子》五十五篇。
其中《李子》原書已亡，《韓非子》全存，餘三書都是殘存。
李子名悝，相魏文侯，所著《李子》三十二篇，亡佚已久。
《晉書》嘗稱：“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
”又雲：“悝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
……”據此，可知悝又著有《法經》，其要主于捕盜賊。
書凡六篇，其目略具于《唐律》。
商君名鞅，與申子并稱“申、商”，由魏入秦，《史記》說他“說孝公，始以帝道而未悟，繼以王道而仍未入，終說以霸道而善之”，于是變法修刑，内務耕織，外勸戰死。
然元氣潛傷，百姓刍狗，究無補于治道。
司馬遷以其天資刻薄，譏其“慘礉少恩。
”《商君書》又名《商子》，原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為《更法》、《墾令》、《農戰》、《去強》、《說民》、《算地》、《開塞》、《壹言》、《錯法》、《戰法》、《立本》、《兵守》、《靳令》、《修權》、《徕民》、《賞刑》、《畫策》、《境内》、《弱民》、《外内》、《君臣》、《禁使》、《慎法》及《定法》。
注解本以朱師轍《商君書解诂》最便觀覽。
申子名不害，京人。
與商君并稱“申、商”；又與韓非并稱“申、韓”。
本為鄭之賤臣，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其學主刑名，故循名以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
書凡六篇，已亡于南宋時。
其篇目之可考者，為《三符》、《君臣》、《大體》三篇。
馬國翰有輯本，但搜輯猶未盡。
王時潤更有輯佚文。
慎子名到，趙人。
《史記》稱他：“學黃帝道德之術，發明序其指意，故著《十二論》。
”《漢志》稱他：“先申、韓，申、韓稱之。
”所以他是合道、法為一家的。
所著書本為四十二篇，今存五篇，為《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及《君人》。
然每篇隻寥寥數行，亦已非原本之舊。
韓非為韓國的諸公子，與李斯同師荀卿。
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于黃、老。
曾以書幹韓王，王不用；乃觀古來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内外儲》等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
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
李斯自以為不如非，進讒于秦王，下吏，饋藥使自殺。
非的學術，随時而變；先習儒家，繼學黃、老，後乃堕入法家。
在法家中，又集諸派之大成。
他受實業派的影響，故主尚實；受商鞅的影響最深，故主尚法，而做了他學術的中堅；受申不害的影響，故主尚術；受慎子的影響，故主尚勢。
他對于法，重“嚴”，重“必”，重“一”；“嚴”者嚴密，“必”者必行，“一”者統一。
因為法必須嚴密，而後民始重視；法出必行，而後民知畏懼；又須統一公平，而後民才悅服。
這樣的法，實為當時“刑罰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