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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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傳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記》；戴聖傳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記》。
《隋書·經籍志》以為戴聖删《大戴禮記》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增益《月令》、《明堂》、《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始成今本的《禮記》。
戴震則以為馬融增益之說絕不可靠。
實則二書均取之于百三十一篇，故篇目每多雷同，文字也各有詳略。
所不同者，一則列入經目，一則不得列入（宋人曾以《大戴記》列入“十四經”，但僅有其說而無事實表現），有幸與不幸之分罷了。
《禮記》是最初混淆今、古文學的書籍。
雖編者戴聖本人的學統屬于今文學，但就《禮記》各篇的性質加以考究，便大有問題。
廖平以為《禮記》及《大戴禮》兩書，有先師經說，亦有子史雜鈔，最為駁雜。
它采自今文學的，為今文學家言；采自古文學的，則為古文學家言。
所取材料，大概可分三部：一部系說明《儀禮》；一部雖然說明《儀禮》，但所言仍為普通之禮；一部則完全與禮無關。
“三禮”的學派各不同：《周禮》為古文學，《儀禮》為今文學，《禮記》就學派說屬于今文，就内容言則古、今文兼有。
《禮》在漢代，顯分為今古文二派。
西漢初年，僅有今文學的《儀禮》，傳自魯高堂生。
後分大戴、小戴、慶氏三家，當時都立于學官。
但慶氏設立未久即廢。
西漢末，《周禮》因古文學派首創者劉歆的提倡，立于學官。
其後馬融、衛宏等都傳是學。
《禮記》的傳授，本無學派可說。
東漢末，馬融曾傳其學。
鄭玄受業于融，于注《儀禮》外兼注《周禮》與《禮記》，于是“三禮”之名始成立，而《禮記》亦始顯于世。
然鄭注《儀禮》，兼參《逸禮》，于今、古文學的取舍頗不一緻。
晉初王肅為反鄭學的健将，所作《三禮解》及《儀禮喪服傳》都故意與鄭立異。
然而他混淆今、古文學的弊病更甚于鄭玄。
經南、北朝以至于隋，鄭、王對峙，各有信徒。
到了唐朝，賈公毅、孔穎達等疏“三禮”，專宗鄭注，于是鄭學有獨尊之勢。
宋朱熹撰《儀禮經傳通解》，欲混同《儀禮》、《周禮》諸書，作綜合的研究。
元陳澔作《禮記集說》，明人取之，鄭注遂棄。
清代漢學家以考據為主，《禮記》的研究遂不及《儀禮》、《周禮》之盛。
所以并為梁啟超列入《清十三經注疏》的《禮記訓纂》（朱彬撰），也遠不及《儀禮正義》（胡培翚撰）、《周禮正義》（孫诒讓撰）的詳密審慎。
〔問題〕 （1）“三禮”系指何書？“禮”字作何解釋？ （2）《周禮》有何異名？它的意義若何？ （3）《周禮》的來源怎樣？ （4）《周禮》的作者為誰？ （5）《周禮》的内容若何？ （6）《儀禮》有何異名？它有哪幾種本子？ （7）《儀禮》的作者為誰？ （8）《儀禮》的内容怎樣？ （9）《逸禮》的來源和各家對它的态度怎樣？ （10）《禮記》出于何人？ （11）《禮記》有哪幾種？ （12）《禮記》的内容怎樣？ （13）“三禮”的學派如何？ 五 《春秋》及“三傳” “春秋”本為古代記事史籍的通名。
到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于是始成為“經”的專名。
為什麼叫《春秋》呢？因為《春秋》是編年體，年有四時，不能遍舉，故取“春”、“秋”以包“夏”、“冬”。
為什麼不用《夏冬》而用《春秋》呢？因為“春”為生物之始，“秋”為成物之終，始于“春”，終于“秋”，故曰《春秋》。
此外尚有三種異說：一、以為含有刑賞之意，鄭樵說：“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二、以為含有褒貶之意，亦鄭樵說：“一褒一貶，若春若秋。
”三、以為因成書時期的關系，徐彥說：“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
以其書春作秋成，故雲《春秋》。
”這三說都在解說專名，忘了“春秋”本來是通名，故曆來經學家都不甚重視。
《春秋》為孔子據魯史而作，古無異辭。
然因專記孔子言行的《論語》無一語及于《春秋》，遂引起後人的懷疑。
首言孔子作《春秋》者為孟子，故今人錢玄同即斷為孟子的僞言。
其書分年紀事，上起魯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下止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計凡十二公，為隐公、桓公、莊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二百四十二年。
書中殊多阙文、阙義，不易研究，故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譏。
《春秋》的經文，在古代與《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各自别行，今則已無單行本。
經文亦有今、古文的不同；《漢書·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即《左氏傳》所根據的古文經；又有《春秋經》十一卷，就是《公羊傳》及《谷梁傳》所根據的今文經。
今文經為什麼隻有十一卷呢？何休說：“子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
”闵公僅二年而薨，故附于莊公，于是隻有十一公了。
至于古文經與《左氏傳》的并合，始于杜預；至今文經與《公羊》、《谷梁傳》的并合，則已不知始于何人了。
《左傳》的作者，相傳為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
兩漢今、古文學家均承認。
但古文家以《左傳》系本《春秋》而作；今文學家以為《左傳》本名《左氏春秋》，與《春秋》無關。
至以左氏與左丘明為二人，則始于唐之趙匡；宋鄭樵更考定左氏為六國時楚人。
它的來源也有三說：一、《漢書》以為漢代藏于秘府，為劉歆發現，故今文學家以今本《左傳》為劉歆竄改《國語》僞造。
二、許慎以為漢初張倉所獻；但此說不見于西漢他書，恐亦難以憑信。
三、王充以為發現于孔子宅壁中；段玉裁則以為恐非事實。
《公羊傳》為解釋《春秋》而作。
其與《左傳》最大的不同點，在《左傳》以“史”為主，《公羊傳》則以“義”為主。
何休以為《公羊傳》“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有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等等，而以“三科九旨”為最重要。
所謂“三科九旨”之說有二：一、何休以為“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是‘三科九旨’也”。
二、宋氏以為“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内外。
”“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
”何說“九旨”即在“三科”之内，宋說則“九旨”另在“三科”之外。
二說雖不同，但亦無甚沖突。
此書來源，相傳以為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四傳至其玄孫壽，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為文字，故《四庫總目》即定為公羊壽撰。
但按其内容，決非成于一人。
蓋古代經傳，非積累而成，就是經過後人竄改，《公羊傳》亦難逃此例。
《谷梁傳》的體裁與《公羊傳》相近，而與《左傳》不同。
它本來與《公羊傳》同屬于今文學，自近人崔适斥為亦是劉歆所僞造，所以供《左傳》的驅除，乃亦入之古文學。
相傳谷梁子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即成今本《谷梁傳》。
但谷梁子之名，或作喜，亦作嘉，又作赤、寘、俶、淑，孰真孰謬，很難決定。
他的内容，亦似非出于一人之手。
所以作者為誰，至今尚成問題。
“春秋學”亦分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及宋學三派。
西漢初，《春秋》分為五家，為左氏、公羊、谷梁、鄒氏、夾氏。
後來“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謹存其三。
《左傳》屬于古文學，始發現者為劉歆，故今文學家诋為即歆所僞造。
自歆以後，始有傳授源流可尋。
東漢末，鄭玄初治《公羊》，後改治《左傳》，以所注授服虔，學乃大行。
三國時，公、谷學已漸衰微，治《左傳》者益衆。
晉杜預好《左傳》，成《春秋經傳集解》，又撰《春秋釋例》，至今為最通行之本。
南北朝時，或宗杜《注》，或宗服《傳》，互相排擠。
至唐孔穎達疏《五經》，《左傳》用杜注，于是賈、服《傳》《注》遂亡。
《公羊傳》屬于今文學，漢初始于胡毋生及董仲舒。
傳至嚴氏、顔氏二家，都立于學官，遂分二派。
東漢時，何休專主《公羊》，力排《左》、《谷》，撰《公羊解诂》，流傳至今。
三國以後，逐漸衰落。
唐徐彥撰《公羊傳疏》，注取
《隋書·經籍志》以為戴聖删《大戴禮記》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增益《月令》、《明堂》、《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始成今本的《禮記》。
戴震則以為馬融增益之說絕不可靠。
實則二書均取之于百三十一篇，故篇目每多雷同，文字也各有詳略。
所不同者，一則列入經目，一則不得列入（宋人曾以《大戴記》列入“十四經”，但僅有其說而無事實表現），有幸與不幸之分罷了。
《禮記》是最初混淆今、古文學的書籍。
雖編者戴聖本人的學統屬于今文學，但就《禮記》各篇的性質加以考究，便大有問題。
廖平以為《禮記》及《大戴禮》兩書，有先師經說，亦有子史雜鈔，最為駁雜。
它采自今文學的，為今文學家言；采自古文學的，則為古文學家言。
所取材料，大概可分三部：一部系說明《儀禮》；一部雖然說明《儀禮》，但所言仍為普通之禮；一部則完全與禮無關。
“三禮”的學派各不同：《周禮》為古文學，《儀禮》為今文學，《禮記》就學派說屬于今文，就内容言則古、今文兼有。
《禮》在漢代，顯分為今古文二派。
西漢初年，僅有今文學的《儀禮》，傳自魯高堂生。
後分大戴、小戴、慶氏三家，當時都立于學官。
但慶氏設立未久即廢。
西漢末，《周禮》因古文學派首創者劉歆的提倡，立于學官。
其後馬融、衛宏等都傳是學。
《禮記》的傳授，本無學派可說。
東漢末，馬融曾傳其學。
鄭玄受業于融，于注《儀禮》外兼注《周禮》與《禮記》，于是“三禮”之名始成立，而《禮記》亦始顯于世。
然鄭注《儀禮》，兼參《逸禮》，于今、古文學的取舍頗不一緻。
晉初王肅為反鄭學的健将，所作《三禮解》及《儀禮喪服傳》都故意與鄭立異。
然而他混淆今、古文學的弊病更甚于鄭玄。
經南、北朝以至于隋，鄭、王對峙，各有信徒。
到了唐朝，賈公毅、孔穎達等疏“三禮”，專宗鄭注，于是鄭學有獨尊之勢。
宋朱熹撰《儀禮經傳通解》，欲混同《儀禮》、《周禮》諸書，作綜合的研究。
元陳澔作《禮記集說》，明人取之，鄭注遂棄。
清代漢學家以考據為主，《禮記》的研究遂不及《儀禮》、《周禮》之盛。
所以并為梁啟超列入《清十三經注疏》的《禮記訓纂》（朱彬撰），也遠不及《儀禮正義》（胡培翚撰）、《周禮正義》（孫诒讓撰）的詳密審慎。
〔問題〕 （1）“三禮”系指何書？“禮”字作何解釋？ （2）《周禮》有何異名？它的意義若何？ （3）《周禮》的來源怎樣？ （4）《周禮》的作者為誰？ （5）《周禮》的内容若何？ （6）《儀禮》有何異名？它有哪幾種本子？ （7）《儀禮》的作者為誰？ （8）《儀禮》的内容怎樣？ （9）《逸禮》的來源和各家對它的态度怎樣？ （10）《禮記》出于何人？ （11）《禮記》有哪幾種？ （12）《禮記》的内容怎樣？ （13）“三禮”的學派如何？ 五 《春秋》及“三傳” “春秋”本為古代記事史籍的通名。
到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于是始成為“經”的專名。
為什麼叫《春秋》呢？因為《春秋》是編年體，年有四時，不能遍舉，故取“春”、“秋”以包“夏”、“冬”。
為什麼不用《夏冬》而用《春秋》呢？因為“春”為生物之始，“秋”為成物之終，始于“春”，終于“秋”，故曰《春秋》。
此外尚有三種異說：一、以為含有刑賞之意，鄭樵說：“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二、以為含有褒貶之意，亦鄭樵說：“一褒一貶，若春若秋。
”三、以為因成書時期的關系，徐彥說：“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
以其書春作秋成，故雲《春秋》。
”這三說都在解說專名，忘了“春秋”本來是通名，故曆來經學家都不甚重視。
《春秋》為孔子據魯史而作，古無異辭。
然因專記孔子言行的《論語》無一語及于《春秋》，遂引起後人的懷疑。
首言孔子作《春秋》者為孟子，故今人錢玄同即斷為孟子的僞言。
其書分年紀事，上起魯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下止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計凡十二公，為隐公、桓公、莊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二百四十二年。
書中殊多阙文、阙義，不易研究，故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譏。
《春秋》的經文，在古代與《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各自别行，今則已無單行本。
經文亦有今、古文的不同；《漢書·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即《左氏傳》所根據的古文經；又有《春秋經》十一卷，就是《公羊傳》及《谷梁傳》所根據的今文經。
今文經為什麼隻有十一卷呢？何休說：“子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
”闵公僅二年而薨，故附于莊公，于是隻有十一公了。
至于古文經與《左氏傳》的并合，始于杜預；至今文經與《公羊》、《谷梁傳》的并合，則已不知始于何人了。
《左傳》的作者，相傳為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
兩漢今、古文學家均承認。
但古文家以《左傳》系本《春秋》而作；今文學家以為《左傳》本名《左氏春秋》，與《春秋》無關。
至以左氏與左丘明為二人，則始于唐之趙匡；宋鄭樵更考定左氏為六國時楚人。
它的來源也有三說：一、《漢書》以為漢代藏于秘府，為劉歆發現，故今文學家以今本《左傳》為劉歆竄改《國語》僞造。
二、許慎以為漢初張倉所獻；但此說不見于西漢他書，恐亦難以憑信。
三、王充以為發現于孔子宅壁中；段玉裁則以為恐非事實。
《公羊傳》為解釋《春秋》而作。
其與《左傳》最大的不同點，在《左傳》以“史”為主，《公羊傳》則以“義”為主。
何休以為《公羊傳》“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有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等等，而以“三科九旨”為最重要。
所謂“三科九旨”之說有二：一、何休以為“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是‘三科九旨’也”。
二、宋氏以為“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内外。
”“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
”何說“九旨”即在“三科”之内，宋說則“九旨”另在“三科”之外。
二說雖不同，但亦無甚沖突。
此書來源，相傳以為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四傳至其玄孫壽，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為文字，故《四庫總目》即定為公羊壽撰。
但按其内容，決非成于一人。
蓋古代經傳，非積累而成，就是經過後人竄改，《公羊傳》亦難逃此例。
《谷梁傳》的體裁與《公羊傳》相近，而與《左傳》不同。
它本來與《公羊傳》同屬于今文學，自近人崔适斥為亦是劉歆所僞造，所以供《左傳》的驅除，乃亦入之古文學。
相傳谷梁子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即成今本《谷梁傳》。
但谷梁子之名，或作喜，亦作嘉，又作赤、寘、俶、淑，孰真孰謬，很難決定。
他的内容，亦似非出于一人之手。
所以作者為誰，至今尚成問題。
“春秋學”亦分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及宋學三派。
西漢初，《春秋》分為五家，為左氏、公羊、谷梁、鄒氏、夾氏。
後來“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謹存其三。
《左傳》屬于古文學，始發現者為劉歆，故今文學家诋為即歆所僞造。
自歆以後，始有傳授源流可尋。
東漢末，鄭玄初治《公羊》，後改治《左傳》，以所注授服虔，學乃大行。
三國時，公、谷學已漸衰微，治《左傳》者益衆。
晉杜預好《左傳》，成《春秋經傳集解》，又撰《春秋釋例》，至今為最通行之本。
南北朝時，或宗杜《注》，或宗服《傳》，互相排擠。
至唐孔穎達疏《五經》，《左傳》用杜注，于是賈、服《傳》《注》遂亡。
《公羊傳》屬于今文學，漢初始于胡毋生及董仲舒。
傳至嚴氏、顔氏二家，都立于學官，遂分二派。
東漢時，何休專主《公羊》，力排《左》、《谷》，撰《公羊解诂》，流傳至今。
三國以後，逐漸衰落。
唐徐彥撰《公羊傳疏》，注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