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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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原有三千餘篇，經孔子删去重複，糾正紛亂，取其可施于禮義教化的，計自《周南》起，至《商頌》止，凡存三百另五篇。
或以為古詩在孔子前已經采詩官編存三百篇，至孔子則僅加以整理修訂罷了。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大類。
《風》又分為十五國風，為《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郐風》、《曹風》、《豳風》，計共一百六十篇；《雅》又分為《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頌》又分為《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合共三百零五篇。
《毛詩》則加《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為三百十一篇。
但這加上的六篇，僅有篇名而無文辭，實不應計算在内。
凡研究《詩經》的人，都不可不知“六義”與“四始”。
“六義”為“風”、“賦”、“比”、“興”、“雅”“頌”。
“風”、“雅”、“頌”為詩的體裁，“賦”、“比”、“興”為作詩方法。
“風”、“雅”、“頌”的區别，曆來經學家不一其辭，比較重要的約有三說：一、以為由于詩篇内容的不同，“風”是關于個人的，“雅”是關于王政的，“頌”是關于神明的，可以《詩大序》為代表。
二、以為由于作者身份的不同，“風”出于普通平民，“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可以鄭樵為代表。
三、以為由于詩篇聲調的不同，如“大雅”、“小雅”，非關王政之大小，在于音樂有别，可以惠周惕為代表。
“賦”、“比”、“興”的方法有何不同呢？朱熹以為：“賦”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比”是“以彼物比此物”；“興”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
至于“四始”之說，尤為紛歧。
最古的為《詩序》所說：“所謂‘四始’者：《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又據王安石說：“《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
”孔穎達以為“《風》、‘二雅’、《頌》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乃興衰之始，故叫做‘四始’”。
程大昌以為“孔子隻言《雅》、《頌》、《周南》、《召南》，而未嘗言及《國風》，故以《雅》、《頌》、‘二南’為‘四始’”。
顧亭林以為“‘二南’非《風》，故以《南》、《風》、《雅》、《頌》為‘四始’”。
“四始”亦稱“四詩”。
“四詩”的區别：《南》為曲終的合樂；《風》為僅可諷誦的徒歌；《雅》為朝廷所用的樂曲；《頌》為祭祀神明的舞歌。
現存的詩經為《毛詩》，有所謂《大序》和《小序》，列在各詩之前，說明詩中大意的，為《小序》；連在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概論全書的為《大序》。
《詩序》的作者為誰？到現在還沒有定論。
在異說紛歧中，較古而較有勢力的凡五說：一、鄭玄以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二、王肅以為《詩序》全為子夏所作；三、範晔以為衛宏作；四、王安石以為詩人所自制；五、程颢以為《小序》是國史舊文，《大序》是孔子所作。
詩經學可分為三派，即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及宋學。
今文學又分魯、齊、韓三家，西漢時都立于學官。
《魯詩》溯源于荀卿，創始于魯人申培，亡佚于西晉；《齊詩》創始于齊人轅固生，亡佚于魏代；《韓詩》創始于燕人韓嬰，亡佚于南宋以後，今僅存《外傳》。
清代輯佚學及今文學興起，于是今文詩學又成為學者讨究的對象。
古文學僅有毛氏一家，相傳創始于毛公。
毛公自謂傳自子夏，其著作有《毛詩故訓傳》。
東漢著名學者，如鄭衆、賈逵、馬融、鄭玄，都治《毛詩》。
鄭玄為《毛詩》作箋，雜采今文三家詩說，盛行一時。
及唐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引伸毛、鄭二家的經說，就成為當時“詩經學”的權威。
清代陳奂作《毛詩義疏》，去鄭用毛，始恢複《詩》古文學本來面目。
宋學則無家數可舉。
北宋歐陽修專诘毛、鄭，蘇轍攻擊《毛詩》，南宋鄭樵直斥《詩序》為村野妄人所作。
此三人各有專作。
朱熹受鄭樵影響，作《詩集傳》及《詩序辨說》。
《集傳》不獨棄《序》不用，而且雜采毛、鄭，間錄三家，以己意為取舍。
又以為《詩》三百五篇中，男女淫佚之詩凡二十四，一反從來“思無邪”的傳統的經說。
元、明學者都以之為依歸，且一直風行到現代。
〔問題〕 （1）《詩經》本作何名？ （2）“詩”字作何解釋？ （3）詩是怎樣起源的？ （4）古代何故設采詩之官？ （5）孔子删詩的标準怎樣？ （6）《詩經》的内容怎樣？ （7）何謂六義？ （8）何謂四始？ （9）四詩和四始是一是二？ （10）四詩的分别怎樣？ （11）《詩序》為何人所作？ （12）詩經學的派别怎樣？ 四 “三禮” “三禮”為《周禮》、《儀禮》、《禮記》。
“禮”字的解釋，以鄭玄為最精。
他說：“‘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
” 《周禮》本名《周官》，亦稱《周官經》，後稱《周官禮》，又尊為《禮經》。
《周禮》之名，始于劉歆。
賈公毅以為“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說亦未可盡信。
秦火以後，《周禮》幾亦失傳。
漢武帝時，李氏得之于山岩崖壁，上于河間獻王時已缺去《冬官》一篇。
獻王購千金賞求，不能得，乃取《考工記》補之，上之武帝。
别一說以為與古文《尚書》等同時發現于孔壁。
又一說以為與《逸禮》同為孔安國所獻。
此三說中，似第一說較為可信。
《周禮》的作者為誰？古文學家以為是周公，最初主張者為劉歆。
今文學家不但以為非周公所作，甚至斥為即劉歆所僞造。
宋學家或以為周公制定而未實行，或以為間有漢儒的竄改，更為沒根據的臆說。
全書凡分六篇：《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但《冬官》一篇早已亡佚，當時補以《考工記》，稱為《冬官考工記》。
書的内容，詳于周朝的制度，而不及于教化；嚴于百官的職守，而阙述人主的本分。
因此，或說它是“文王治歧之制”，或說它是“周公理财之書”，甚至或說它是“戰國陰謀之術”，然都不足為信。
《儀禮》在古時單稱曰《禮》，或稱《士禮》，又名《古禮經》。
它雖經秦火之後，然尚是《禮書》中較為完善的一部。
漢代所傳，因篇第先後不同而分的凡有三本：一為戴德本，後世稱為大戴本。
二為戴聖本，後世稱為小戴本。
三為劉向别錄本，為鄭玄所注，即現代的通行本。
三本次第，清今文學家以為戴德本最佳。
至于因經文不同而分的，有二本：一為漢儒高堂生所傳，為今文本。
二為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為古文本。
鄭玄所注，即參用今古文二本。
古文學家以為《儀禮》與《周禮》并為周公所作；今文學家則以為孔子所定。
《儀禮》又有完缺問題，今古文學家的意見亦絕對相反。
今文學家以為今本十七篇已包舉一切的禮儀，故為完整的經典。
古文學家主張《逸禮》三十九篇為可信，故以《儀禮》的十七篇為秦火的殘燼。
今文學家為什麼主張戴德本的篇第為最佳呢？因為他們根據《禮記·昏義》及《禮運》篇的話，以為“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為禮之經——“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裡，“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
一切人事，都可用此包括。
而戴德本的篇第，恰與此相符合，故認為諸本中最佳之本。
《逸禮》三十九篇，今已佚失。
它的來源，相傳與古文《尚書》同時發現于孔壁；一說以為發現于魯淹中。
至于獻書的人，或以為即孔安國，或作河間獻王。
因以上各說的互相差池，故今文學家否認《逸禮》的發現，而以為是古文學家僞造的讕言。
《禮記》的制作，出于孔氏的門人。
古有一百三十一篇。
漢代
或以為古詩在孔子前已經采詩官編存三百篇，至孔子則僅加以整理修訂罷了。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大類。
《風》又分為十五國風，為《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郐風》、《曹風》、《豳風》，計共一百六十篇；《雅》又分為《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頌》又分為《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合共三百零五篇。
《毛詩》則加《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為三百十一篇。
但這加上的六篇，僅有篇名而無文辭，實不應計算在内。
凡研究《詩經》的人，都不可不知“六義”與“四始”。
“六義”為“風”、“賦”、“比”、“興”、“雅”“頌”。
“風”、“雅”、“頌”為詩的體裁，“賦”、“比”、“興”為作詩方法。
“風”、“雅”、“頌”的區别，曆來經學家不一其辭，比較重要的約有三說：一、以為由于詩篇内容的不同，“風”是關于個人的，“雅”是關于王政的，“頌”是關于神明的，可以《詩大序》為代表。
二、以為由于作者身份的不同，“風”出于普通平民，“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可以鄭樵為代表。
三、以為由于詩篇聲調的不同，如“大雅”、“小雅”，非關王政之大小，在于音樂有别，可以惠周惕為代表。
“賦”、“比”、“興”的方法有何不同呢？朱熹以為：“賦”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比”是“以彼物比此物”；“興”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
至于“四始”之說，尤為紛歧。
最古的為《詩序》所說：“所謂‘四始’者：《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又據王安石說：“《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
”孔穎達以為“《風》、‘二雅’、《頌》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乃興衰之始，故叫做‘四始’”。
程大昌以為“孔子隻言《雅》、《頌》、《周南》、《召南》，而未嘗言及《國風》，故以《雅》、《頌》、‘二南’為‘四始’”。
顧亭林以為“‘二南’非《風》，故以《南》、《風》、《雅》、《頌》為‘四始’”。
“四始”亦稱“四詩”。
“四詩”的區别：《南》為曲終的合樂；《風》為僅可諷誦的徒歌；《雅》為朝廷所用的樂曲；《頌》為祭祀神明的舞歌。
現存的詩經為《毛詩》，有所謂《大序》和《小序》，列在各詩之前，說明詩中大意的，為《小序》；連在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概論全書的為《大序》。
《詩序》的作者為誰？到現在還沒有定論。
在異說紛歧中，較古而較有勢力的凡五說：一、鄭玄以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二、王肅以為《詩序》全為子夏所作；三、範晔以為衛宏作；四、王安石以為詩人所自制；五、程颢以為《小序》是國史舊文，《大序》是孔子所作。
詩經學可分為三派，即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及宋學。
今文學又分魯、齊、韓三家，西漢時都立于學官。
《魯詩》溯源于荀卿，創始于魯人申培，亡佚于西晉；《齊詩》創始于齊人轅固生，亡佚于魏代；《韓詩》創始于燕人韓嬰，亡佚于南宋以後，今僅存《外傳》。
清代輯佚學及今文學興起，于是今文詩學又成為學者讨究的對象。
古文學僅有毛氏一家，相傳創始于毛公。
毛公自謂傳自子夏，其著作有《毛詩故訓傳》。
東漢著名學者，如鄭衆、賈逵、馬融、鄭玄，都治《毛詩》。
鄭玄為《毛詩》作箋，雜采今文三家詩說，盛行一時。
及唐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引伸毛、鄭二家的經說，就成為當時“詩經學”的權威。
清代陳奂作《毛詩義疏》，去鄭用毛，始恢複《詩》古文學本來面目。
宋學則無家數可舉。
北宋歐陽修專诘毛、鄭，蘇轍攻擊《毛詩》，南宋鄭樵直斥《詩序》為村野妄人所作。
此三人各有專作。
朱熹受鄭樵影響，作《詩集傳》及《詩序辨說》。
《集傳》不獨棄《序》不用，而且雜采毛、鄭，間錄三家，以己意為取舍。
又以為《詩》三百五篇中，男女淫佚之詩凡二十四，一反從來“思無邪”的傳統的經說。
元、明學者都以之為依歸，且一直風行到現代。
〔問題〕 （1）《詩經》本作何名？ （2）“詩”字作何解釋？ （3）詩是怎樣起源的？ （4）古代何故設采詩之官？ （5）孔子删詩的标準怎樣？ （6）《詩經》的内容怎樣？ （7）何謂六義？ （8）何謂四始？ （9）四詩和四始是一是二？ （10）四詩的分别怎樣？ （11）《詩序》為何人所作？ （12）詩經學的派别怎樣？ 四 “三禮” “三禮”為《周禮》、《儀禮》、《禮記》。
“禮”字的解釋，以鄭玄為最精。
他說：“‘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
” 《周禮》本名《周官》，亦稱《周官經》，後稱《周官禮》，又尊為《禮經》。
《周禮》之名，始于劉歆。
賈公毅以為“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說亦未可盡信。
秦火以後，《周禮》幾亦失傳。
漢武帝時，李氏得之于山岩崖壁，上于河間獻王時已缺去《冬官》一篇。
獻王購千金賞求，不能得，乃取《考工記》補之，上之武帝。
别一說以為與古文《尚書》等同時發現于孔壁。
又一說以為與《逸禮》同為孔安國所獻。
此三說中，似第一說較為可信。
《周禮》的作者為誰？古文學家以為是周公，最初主張者為劉歆。
今文學家不但以為非周公所作，甚至斥為即劉歆所僞造。
宋學家或以為周公制定而未實行，或以為間有漢儒的竄改，更為沒根據的臆說。
全書凡分六篇：《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但《冬官》一篇早已亡佚，當時補以《考工記》，稱為《冬官考工記》。
書的内容，詳于周朝的制度，而不及于教化；嚴于百官的職守，而阙述人主的本分。
因此，或說它是“文王治歧之制”，或說它是“周公理财之書”，甚至或說它是“戰國陰謀之術”，然都不足為信。
《儀禮》在古時單稱曰《禮》，或稱《士禮》，又名《古禮經》。
它雖經秦火之後，然尚是《禮書》中較為完善的一部。
漢代所傳，因篇第先後不同而分的凡有三本：一為戴德本，後世稱為大戴本。
二為戴聖本，後世稱為小戴本。
三為劉向别錄本，為鄭玄所注，即現代的通行本。
三本次第，清今文學家以為戴德本最佳。
至于因經文不同而分的，有二本：一為漢儒高堂生所傳，為今文本。
二為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為古文本。
鄭玄所注，即參用今古文二本。
古文學家以為《儀禮》與《周禮》并為周公所作；今文學家則以為孔子所定。
《儀禮》又有完缺問題，今古文學家的意見亦絕對相反。
今文學家以為今本十七篇已包舉一切的禮儀，故為完整的經典。
古文學家主張《逸禮》三十九篇為可信，故以《儀禮》的十七篇為秦火的殘燼。
今文學家為什麼主張戴德本的篇第為最佳呢？因為他們根據《禮記·昏義》及《禮運》篇的話，以為“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為禮之經——“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裡，“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
一切人事，都可用此包括。
而戴德本的篇第，恰與此相符合，故認為諸本中最佳之本。
《逸禮》三十九篇，今已佚失。
它的來源，相傳與古文《尚書》同時發現于孔壁；一說以為發現于魯淹中。
至于獻書的人，或以為即孔安國，或作河間獻王。
因以上各說的互相差池，故今文學家否認《逸禮》的發現，而以為是古文學家僞造的讕言。
《禮記》的制作，出于孔氏的門人。
古有一百三十一篇。
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