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和《女才子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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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畫工。
這都是為亡國解嘲罷了。
後來曹雪芹把這思想大大發揮，并且成了曹雪芹一生的“偏頗處”。
對婦女問題，明代李贽，最稱卓識，他為婦女講道，士紳誣告他男女混雜，有乖禮法。
有司以此定他為“淫僧”。
這不但壓服不了他，他反而大聲疾呼道：“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他站在卓文君這邊，認為“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于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
嗟乎！鬥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抉擇，忍小恥而就大計。
《易》不雲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同明相照，同類相招。
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他為卓文君辯護，而自己卻為人所誣，投獄而死，但他視死如歸，至死不悔。
徐秋濤借幻庵評語，表現出同樣的見解，認為：“荀奉倩謂：婦人，才智不足論，當以色為主。
此語陋甚！”他評點古來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
卓文君、崔莺莺、關盼盼、步飛煙、霍小玉、朱淑貞”等人，都名列“同榜”。
這些人都是觸犯道學家尊嚴的，都是名教的罪人。
而徐秋濤對她們寄以“思慕之情”。
他認為：“古來名妓，有足當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
古來婢妾，有可為美人之次者，共得四人。
”這對《紅樓夢》中寶玉“家鄉的”金陵十二钗“正冊”、“副冊”、“又副冊”，是否也有某些影響呢？因為我們看不到曹雪芹的“情榜”，但這正、副、又副的三段分法，恐怕多少也有些關聯吧？ 徐秋濤借友人月鄰之口，來評《女才子書》道：“膽識和賢智兼收，才色與情韻并列。
雖雲十二，天下美人，盡在是編矣。
”這可以說是該書的結語。
他把婦女的品格，分為三種。
依他看來，賢、智為上，膽、識次之，情、韻又其次。
“兼是數者，而又才色并絕，斯則希世而不能一見，所謂聖之時也。
” 就這點來說，對曹雪芹也不無影響。
《紅樓夢》中，稱紫鵑為慧，湘雲為憨，探春為敏，平兒為俏，晴雯為勇，尤三姐為情，香菱為呆，迎春為懦，寶玉為情。
在未寫完的稿中，對黛玉的判詞，則是“情情”，也是以才情等做标準來劃分明。
不過，我認為徐秋濤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他把賢、智列為第一等，而對才、智的内涵成分，因襲的觀念又占了很重的比例。
曹雪芹則把比重放在情、韻上面，把賢、智也給以更複雜的内容，如許襲人為賢，以寶钗為智。
對賢、智有他獨特的評價，決不把賢、智奉為最高标準。
道學的賢，他更是深惡痛絕。
和徐秋濤的标準也大大不同。
徐秋濤的賢，譬如包括“不妒”之類的内容，還未曾擺脫舊思想的羁絆。
曹雪芹則和他相反。
寫黛玉硬是善妒，所以授人以“小性子”的話柄。
可是黛玉的個性，也正在這裡突出得最鮮明。
李贽說：“求豪傑必在于狂狷，必在于破綻之夫。
若皆鄉願之徒遂以為聖人，則聖門之得道者多矣。
此等豈複有人氣者，而盡指以為聖人，益可悲矣夫。
”把這種觀點借來，用在分析《女才子書》和《紅樓夢》的人物形象及精神世界上，就可看出曹雪芹和徐秋濤也有這種認識。
他們所描繪的藝術形象，也大都符合這個标準。
但是，徐秋濤的筆墨未曾放開，這正反映出他的思想也未曾放開。
可是，表現在曹雪芹身上，就不僅是放開，而是超邁前人，獨步古今了。
我們知道，曹雪芹可以稱得上雜學家。
本來中國古代思想分類上，就有“雜家”這一流派。
明清之際，“雜學”這一門，又極突出。
曹雪芹的“雜學”實際上是和“時文”對舉的，并不能用字面來測度它。
那樣就會造成錯覺，以為駁雜不純就是雜學。
雜學家既是對抗時文的，當然也必然無意科舉了。
他們的精力也必然轉向另一方面，用各種知識來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
徐秋濤大概是個落第舉子，紫袍朝服對他已經無緣，因此，他也追慕屈子之後，以香草美人來寄托自己的情懷。
在明末清初，蘇杭一帶，紡織業甲冠全國，市民思想正在擡頭，
這都是為亡國解嘲罷了。
後來曹雪芹把這思想大大發揮，并且成了曹雪芹一生的“偏頗處”。
對婦女問題，明代李贽，最稱卓識，他為婦女講道，士紳誣告他男女混雜，有乖禮法。
有司以此定他為“淫僧”。
這不但壓服不了他，他反而大聲疾呼道：“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他站在卓文君這邊，認為“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于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
嗟乎！鬥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抉擇，忍小恥而就大計。
《易》不雲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同明相照，同類相招。
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他為卓文君辯護，而自己卻為人所誣，投獄而死，但他視死如歸，至死不悔。
徐秋濤借幻庵評語，表現出同樣的見解，認為：“荀奉倩謂：婦人，才智不足論，當以色為主。
此語陋甚！”他評點古來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
卓文君、崔莺莺、關盼盼、步飛煙、霍小玉、朱淑貞”等人，都名列“同榜”。
這些人都是觸犯道學家尊嚴的，都是名教的罪人。
而徐秋濤對她們寄以“思慕之情”。
他認為：“古來名妓，有足當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
古來婢妾，有可為美人之次者，共得四人。
”這對《紅樓夢》中寶玉“家鄉的”金陵十二钗“正冊”、“副冊”、“又副冊”，是否也有某些影響呢？因為我們看不到曹雪芹的“情榜”，但這正、副、又副的三段分法，恐怕多少也有些關聯吧？ 徐秋濤借友人月鄰之口，來評《女才子書》道：“膽識和賢智兼收，才色與情韻并列。
雖雲十二，天下美人，盡在是編矣。
”這可以說是該書的結語。
他把婦女的品格，分為三種。
依他看來，賢、智為上，膽、識次之，情、韻又其次。
“兼是數者，而又才色并絕，斯則希世而不能一見，所謂聖之時也。
” 就這點來說，對曹雪芹也不無影響。
《紅樓夢》中，稱紫鵑為慧，湘雲為憨，探春為敏，平兒為俏，晴雯為勇，尤三姐為情，香菱為呆，迎春為懦，寶玉為情。
在未寫完的稿中，對黛玉的判詞，則是“情情”，也是以才情等做标準來劃分明。
不過，我認為徐秋濤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他把賢、智列為第一等，而對才、智的内涵成分，因襲的觀念又占了很重的比例。
曹雪芹則把比重放在情、韻上面，把賢、智也給以更複雜的内容，如許襲人為賢，以寶钗為智。
對賢、智有他獨特的評價，決不把賢、智奉為最高标準。
道學的賢，他更是深惡痛絕。
和徐秋濤的标準也大大不同。
徐秋濤的賢，譬如包括“不妒”之類的内容，還未曾擺脫舊思想的羁絆。
曹雪芹則和他相反。
寫黛玉硬是善妒，所以授人以“小性子”的話柄。
可是黛玉的個性，也正在這裡突出得最鮮明。
李贽說：“求豪傑必在于狂狷，必在于破綻之夫。
若皆鄉願之徒遂以為聖人，則聖門之得道者多矣。
此等豈複有人氣者，而盡指以為聖人，益可悲矣夫。
”把這種觀點借來，用在分析《女才子書》和《紅樓夢》的人物形象及精神世界上，就可看出曹雪芹和徐秋濤也有這種認識。
他們所描繪的藝術形象，也大都符合這個标準。
但是，徐秋濤的筆墨未曾放開，這正反映出他的思想也未曾放開。
可是，表現在曹雪芹身上，就不僅是放開，而是超邁前人，獨步古今了。
我們知道，曹雪芹可以稱得上雜學家。
本來中國古代思想分類上，就有“雜家”這一流派。
明清之際，“雜學”這一門，又極突出。
曹雪芹的“雜學”實際上是和“時文”對舉的，并不能用字面來測度它。
那樣就會造成錯覺，以為駁雜不純就是雜學。
雜學家既是對抗時文的，當然也必然無意科舉了。
他們的精力也必然轉向另一方面，用各種知識來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
徐秋濤大概是個落第舉子，紫袍朝服對他已經無緣，因此，他也追慕屈子之後，以香草美人來寄托自己的情懷。
在明末清初，蘇杭一帶，紡織業甲冠全國，市民思想正在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