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和《女才子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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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雲亦雲,誰都可能随手拈來,但和“金钗十二”、“夢亦可憑”等聯系起來看,就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徐秋濤說他年輕時,曾乘白雲,到了高山“園峤”,蹑而窺之,則從瓊樓桂殿看到玉函金筒之文,乃袖之而歸。

    當即《女才子書》了。

     人聞此說,未免既妄且誕。

    但作者自雲:“顧以五夜藜窗,十年芸帙,……豈今二毛種種,猶局促作轅下駒,不猶之乎遐想仙境,而十洲三島,有必不能已者。

    回念當時,激昂青雲,一種邁往之志恍在春風一夢中耳。

    ”如今“弦冷高山,子期未遇,弊裘踽踽,抗塵容于圜阓之中,遂為吳侬面目”。

    于是援筆作書,“乃得為風月主人,煙花總管,檢點金钗,品題羅袖”。

     《紅樓夢》緣起青埂峰下一塊女娲補天遺石,上面字迹分明,編述曆曆,抄下來便是一部《石頭記》。

    又曾數次改名:《情僧錄》、《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钗》等,都是它的别名。

    而《女才子書》也曾有過《閨秀佳話》、《美人書》、《情史續傳》等幾個書名。

    這能說是一種巧合嗎? 兩書都想使閨閣昭傳,又都着眼一個“情”字。

    在這方面,他們都有相通相承的蛛絲馬迹供我們索尋。

    《女才子書》對“閨閣名媛,已經載之史傳者,雖美弗錄,唯以轶事幽蹤,點次成編”。

    并稱“稗史至今日,濫觞已極,唯以唐人筆墨,另施面目。

    海内巨眼,自應賞鑒”。

    “以雕蟲餘技而譜是書,特以寄其牢騷抑郁之慨耳”。

    他的生活經曆,當然不能和曹雪芹相比,由于未能平步青雲,拘拘于“轅下駒”的命運,驅使他用藝術來發洩自己的思想感情,用小說寄托胸中塊壘,這創作動機,便和曹雪芹有相同的地方。

     《女才子書》作者自稱為“情癡”,“然于桃葉之下,未嘗涉迹”。

    在這裡,他表明自己的“情”,不是卑俗的“情”,所歌頌的“情”,則是和“才、識”聯結在一起的。

    他對于紅拂、文君的行為,極口稱贊。

    分析他們“行杈私匹,固難與道學言,即歆慕之者,亦不過重其情而已矣,而不知其奔也,以才識而佐其情也”。

    這些論點,不難看出他思想的一個方面。

    特别是對他所處的時代來說,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

     在卷八《郝湘娥》中,記湘娥詠《虞美人》詩: 莫笑重瞳霸業湮, 漢家遺迹已無存。

     甯知不及原頭草, 直到于今喚美人。

     這和《紅樓夢》六十四回中,黛玉寫的《五美吟》中詠虞姬詩來對看: 腸斷烏骓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兩詩都是歌頌虞姬不單重情,而且有膽有識,勝過項羽、黥布、彭越等“須眉人物”千萬倍。

     湘娥的詩,不能即斷為徐秋濤的手筆,但他欣賞她的見解,是無可置疑的。

    通過這些,我們進一步理解到,徐秋濤願做風月主人,絕不是為了玩弄女性;願做煙花總管,絕不是為了逞“一時之欲”。

    他提倡愛情要以才識做基礎,所以他為自己的書定名為《女才子書》。

    他認為配得上“美人”稱号的,也不能單以貌做唯一标準,必須有内在的東西,才能進入他所評選的美人行列。

    他在《鄭玉姬》中,借王百彀之口,為“美人定案”的标準:“夫所謂美人者,有情、有才、有韻,三者缺一不可,而豈一端之美,足稱絕色”! 從這方面,也看到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時,是融會不少前人的作品,以為己用。

    并且根據他的認識,重新作出适當的估價,才能超邁前人。

     當然,如果僅從這些方面來考察《紅樓夢》和《女才子書》,兩者有某種相通的地方,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從作者思想的影響和發展,來加以考察。

     釣鳌叟對《女才子書》卷九《王琰》的評論說:“自世風日下,而賢能才節往往不鐘于男子,而鐘于婦人,……”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宗法社會中,能發這種議論,能寫這樣的小說,自然不可等閑視之。

    徐秋濤還有個觀點,認為史家異口同聲說,因為西施而使吳國傾覆,因為昭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