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和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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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一過，敦誠有感于此，寫了以上兩句詩。
敦誠贊曹雪芹的詩作是：“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披樊籬。
”可證他自己也是追尋李賀的詩路的。
沈亞之的作品有的已經失傳，據說他的詩也是“險崛”的一路，這都和曹雪芹的藝術觀點有相近的地方。
但紀昀對曹雪芹似沒有提及，這也是值得探讨的。
五、對屈原的共同理解 曹雪芹和戴震，兩人對于屈原的評價，同樣都是不同凡響的。
據俞平伯統計，《紅樓夢》引用《離騷》、《楚辭》的詞句有八處之多。
朱熹說，屈原為人“不可以為法”，屈原的思想不是周公孔子的思想，是不足為訓的。
和朱熹相反，戴震談到屈原時說：“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于至純。
”對自己作《屈原賦注》的目的，明白說出，是為了使讀《楚辭》的人“明其學，觀其心，不受後人皮傅用相眩疑”。
這也是為屈原思想作明辯，使屈原的真實思想不緻受到朱熹的歪曲。
這說明戴震看得多麼深遠透徹。
《紅樓夢》寫寶玉在《芙蓉诔》裡引用了屈原不同世俗的論點：被舜殛于羽山的鲧，由于“婞直”而身亡。
以鲧的死同晴雯的死相比，認為都是“直烈遭厄”。
在這裡戴震的“至純”的觀點，也正和曹雪芹的“直烈”觀點會合為一事。
曹雪芹由于親聞親見了許多曆史真實，抑制不住内心的沖動，而執筆寫出了《紅樓夢》這樣一部千古至文，從而成為如陳獨秀所說的“蓋世文豪”。
戴震寫《原善》，也是由于“習所見聞，積非我是”，是針對當時社會思想的痼疾而發的。
和曹雪芹寫作《紅樓夢》一樣，也是他觀察世态的總結。
戴震寫成《疏證》，自覺“樂不可言，吃飯也别有甘味”。
因為他體會到自己使命的完成。
曹雪芹則用詩人的筆法寫道：“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也是希望世人能夠理解他寫書的真正目的所在。
他們生存的意義，何等相似！ 戴震死後，他的同鄉姚鼐罵他說：“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争名，安得不為天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錦莊、戴東原（震），卒皆身滅祠絕，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
” 梁恭辰在《北東園筆錄》中也曾詛咒曹雪芹說：“唯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為憐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陳其元在《庸閑齋筆記》裡說：“此書乃康熙年間江甯織造曹楝亭之子曹雪芹所撰，……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勳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為逆，勳被誅，覆其宗。
世以為是書撰之果報矣。
” 這些人都以戴震和曹雪芹絕祠而高興得忘乎所以。
在這一點上，也可見他倆觸動封建社會何等深廣，使衛道之士對他倆發出了同樣的詛咒聲音來！仇者的可笑可憐，隻能證明：曹雪芹和戴震有同等的偉大這一曆史事實。
他們死後受到如此詛咒，生前當然也不會不受到冷遇。
秦蕙田提議起用戴震和錢大昕負責刊正韻書，都被乾隆駁回。
乾隆還下谕禁止戴震講學。
他的《原善》，也不得不“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戴震的友人錢大昕說：“休甯戴震少不譽于鄉曲”，“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
汪中也說，戴震“自奮于末流，常為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
《八旗文志》裡面居然沒有曹雪芹的名字，可是曹雪芹的光輝，正與時俱增。
至于在思想方面，單就“性才一本”這一點略加考查，就可以看到，曹雪芹與戴震都是相近的。
這裡就不作具體分析了。
戴震青年時，曾就學于大商人汪梧風的“不速園”，幼年随父做過小商販，平生足迹都在一些大商埠活動，出入于徽州、南京、甯波、揚州、太原、北京一帶。
他的遊蹤幾乎也有和曹雪芹遊蹤相比拟的地方。
因此，他們兩人揭出的某些根本觀點，和那時代興起的市民階層适應，也是毫不足奇了。
綜上所述，曹雪芹和戴震雖然出身截然不同，但他們在人生道路上，走到成熟期的時候，卻表現出某種相同的思想特征來。
曹雪芹和戴震呼吸同時代空氣，有着相應的時代振幅。
這一點，是值得探讨的。
曹雪芹是位偉大的藝術家，對于他的思想脈絡，在向縱深探求的同時，向橫闊的方面作些考察，也是必要的。
正如我們讀《十日談》或《源氏物語》時，如果能探求一些薄伽丘和但丁的關系，紫式部和白居易的關系，在這些方面作些發掘，就會使薄伽丘和紫式部這些人的面貌，更清楚地呈現出來。
1982年6月于北京 （原載《江淮學刊》，1982年第4期，1982年7月）
敦誠贊曹雪芹的詩作是：“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披樊籬。
”可證他自己也是追尋李賀的詩路的。
沈亞之的作品有的已經失傳，據說他的詩也是“險崛”的一路，這都和曹雪芹的藝術觀點有相近的地方。
但紀昀對曹雪芹似沒有提及，這也是值得探讨的。
五、對屈原的共同理解 曹雪芹和戴震，兩人對于屈原的評價，同樣都是不同凡響的。
據俞平伯統計，《紅樓夢》引用《離騷》、《楚辭》的詞句有八處之多。
朱熹說，屈原為人“不可以為法”，屈原的思想不是周公孔子的思想，是不足為訓的。
和朱熹相反，戴震談到屈原時說：“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于至純。
”對自己作《屈原賦注》的目的，明白說出，是為了使讀《楚辭》的人“明其學，觀其心，不受後人皮傅用相眩疑”。
這也是為屈原思想作明辯，使屈原的真實思想不緻受到朱熹的歪曲。
這說明戴震看得多麼深遠透徹。
《紅樓夢》寫寶玉在《芙蓉诔》裡引用了屈原不同世俗的論點：被舜殛于羽山的鲧，由于“婞直”而身亡。
以鲧的死同晴雯的死相比，認為都是“直烈遭厄”。
在這裡戴震的“至純”的觀點，也正和曹雪芹的“直烈”觀點會合為一事。
曹雪芹由于親聞親見了許多曆史真實，抑制不住内心的沖動，而執筆寫出了《紅樓夢》這樣一部千古至文，從而成為如陳獨秀所說的“蓋世文豪”。
戴震寫《原善》，也是由于“習所見聞，積非我是”，是針對當時社會思想的痼疾而發的。
和曹雪芹寫作《紅樓夢》一樣，也是他觀察世态的總結。
戴震寫成《疏證》，自覺“樂不可言，吃飯也别有甘味”。
因為他體會到自己使命的完成。
曹雪芹則用詩人的筆法寫道：“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也是希望世人能夠理解他寫書的真正目的所在。
他們生存的意義，何等相似！ 戴震死後，他的同鄉姚鼐罵他說：“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争名，安得不為天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錦莊、戴東原（震），卒皆身滅祠絕，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
” 梁恭辰在《北東園筆錄》中也曾詛咒曹雪芹說：“唯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為憐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陳其元在《庸閑齋筆記》裡說：“此書乃康熙年間江甯織造曹楝亭之子曹雪芹所撰，……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勳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為逆，勳被誅，覆其宗。
世以為是書撰之果報矣。
” 這些人都以戴震和曹雪芹絕祠而高興得忘乎所以。
在這一點上，也可見他倆觸動封建社會何等深廣，使衛道之士對他倆發出了同樣的詛咒聲音來！仇者的可笑可憐，隻能證明：曹雪芹和戴震有同等的偉大這一曆史事實。
他們死後受到如此詛咒，生前當然也不會不受到冷遇。
秦蕙田提議起用戴震和錢大昕負責刊正韻書，都被乾隆駁回。
乾隆還下谕禁止戴震講學。
他的《原善》，也不得不“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戴震的友人錢大昕說：“休甯戴震少不譽于鄉曲”，“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
汪中也說，戴震“自奮于末流，常為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
《八旗文志》裡面居然沒有曹雪芹的名字，可是曹雪芹的光輝，正與時俱增。
至于在思想方面，單就“性才一本”這一點略加考查，就可以看到，曹雪芹與戴震都是相近的。
這裡就不作具體分析了。
戴震青年時，曾就學于大商人汪梧風的“不速園”，幼年随父做過小商販，平生足迹都在一些大商埠活動，出入于徽州、南京、甯波、揚州、太原、北京一帶。
他的遊蹤幾乎也有和曹雪芹遊蹤相比拟的地方。
因此，他們兩人揭出的某些根本觀點，和那時代興起的市民階層适應，也是毫不足奇了。
綜上所述，曹雪芹和戴震雖然出身截然不同，但他們在人生道路上，走到成熟期的時候，卻表現出某種相同的思想特征來。
曹雪芹和戴震呼吸同時代空氣，有着相應的時代振幅。
這一點，是值得探讨的。
曹雪芹是位偉大的藝術家，對于他的思想脈絡，在向縱深探求的同時，向橫闊的方面作些考察，也是必要的。
正如我們讀《十日談》或《源氏物語》時，如果能探求一些薄伽丘和但丁的關系，紫式部和白居易的關系，在這些方面作些發掘，就會使薄伽丘和紫式部這些人的面貌，更清楚地呈現出來。
1982年6月于北京 （原載《江淮學刊》，1982年第4期，198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