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和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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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近代科學知識的。
戴震寫過《七經小記》，他想從語言學、天文、數學、社會政治、地理工程、道德倫理、哲學等許多方面加以考查，企圖系統地提出理論。
《七經小記》的計劃雖未完成，但戴震這種融會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意圖和途徑，則是很有意義的。
康熙對于西洋的曆法和數學是很重視的，他自己就學代數學。
“Aigebra”意思是“東來法”，康熙對此常常引以為榮。
李煦和曹家，很長時間經辦外洋對皇家的貢品，因此，曹雪芹從小也有機會接觸到外來的新鮮事物。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描寫帶“機括”的大玻璃鏡、自動報時鐘、西洋自行船“模型”、千裡鏡、洋煙、有立體感的西洋赤身女子畫像……也都是得自他親見親聞的。
據趙崗先生統計，曹寅藏書中有關外國史地的，有十八種之多，内有《東鑒》和《華夷議語》兩種。
曹雪芹很有可能見過這些書。
但是，曹雪芹是文學家。
在接觸到外洋事物時，敏感的曹雪芹自會從繪畫中的西洋透視法，帶翅膀的赤身天使，以及鐘表上的花紋圖案等等，開闊他對新美學的感受，喚起他對新世界、新天地更多的想象。
寶琴口誦的最後兩句：“漢南春曆曆，焉得不關心！”我覺得就不太像是寫西洋女孩兒的口氣，反而像是曹雪芹在抒發自己的感情！中土以外，春光曆曆，也是要納入曹雪芹的心靈境界以内呢！ 在文學方面，吳世昌從“大荒山”、“無稽崖”這些命名的淵源，指出“曹雪芹有沒有從當時的傳教士那裡得知像《天路曆程》或《十日談》這一類的書，那很難說”。
我認為曹雪芹看過《新舊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聖經》中寫“馬大拉的馬利亞”身上有魔鬼附體，但經過耶稣感化，使她純化了。
尤三姐的塑造原型，和程刻本是不同的。
這從标榜“蘭墅閱過”的“稿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那原來的造型，是否受到《聖經》上有關馬大拉的影響似乎也很值得探讨。
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徐啟光時代已有鮮明的結合，在戴震和曹雪芹等人身上是不是又有了新的交叉點呢？ 三、不是巧合的巧合 曹雪芹寫《石頭記》花費了十年心血。
戴震在《原善》成書以後，于1766年開始着筆，用十年時間，寫了《緒言》一書，寫此書的動機，用戴震自己的話來說，是“發狂打破儒家中太極圖”。
寫成以後，他對此書重新作了增删。
1777年改定後，易名為《孟子字義疏證》，成為他哲學思想的代表作。
寫作實踐的過程，也是探索追求的過程。
他們都以不同的方法在積蓄力量，創造最有力的武器。
都是以挖封建社會的牆腳作為最終的目的的。
我們說曹雪芹和戴震都在自己的代表作中花費了十年心血，可以說是個“巧合”。
但是，曹雪芹和戴震用去的都是畢生心血，這就不再是什麼“巧合”了。
另外，曹雪芹寫《紅樓夢》時，披着“不幹朝政”的外衣。
《孟子字義疏證》也是表面披着“經言”的外衣，骨子裡表述自家獨特思想。
戴震在《疏證》姐妹篇《原善》序言中也說：“餘始為《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複援據輕言，疏通證之。
”這不是明白告訴世人，要了解戴震的真實思想，須在“經言”的特殊解釋中才能得到嗎？他怕人們“習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覺”。
這些“先入之言”，就是指老莊釋氏之言，早已浸淫于人的心目之中。
他反對“以神為有天地之本”。
戴震對自己的哲學思想的獨創性，是清醒的。
在反對老莊釋氏的同時，也反對以禮教為代表的儒家。
我們看到，文學家曹雪芹和哲學家戴震兩人之間，有這些相似相通之處，他們處心積慮地要使自己的背叛封建社會利益的思想，能夠為後人所理解，他們企圖不被别人“所蔽”。
四、“生死一之”的精神 曹雪芹和戴震，他們都是可以往上爬的。
但是，他們都舍棄了這條路，卻有意地向下層接近。
雖然是有限度的，但由于他們是有意做的，所以是可貴的。
也可以說，他們走了他們自己的道路。
戴震避難到北京時，做王安國兒子王念孫的教師。
在這以前，還做過《四庫全書》總編輯紀昀家的西席。
王念孫後來成為知名的學者，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戴震在紀昀家可能為時不久，就和紀昀鬧翻。
紀昀對戴震甚至要“攘臂扔之”，紀昀罵戴震是“诽謗清身之士，助長流污之行”的人。
曹雪芹生平好友愛新覺羅·敦誠的《四松堂集》，曾由紀昀作序。
紀昀稱敦誠的著作“自成一家”。
稱贊他的為人時說“其亦人傑也哉”。
敦誠在《過寅圃墓感作》二首中，有“誰編昌谷飄殘帙，漸說當年沈亞之”之句。
敦敏曾把敦誠的詩抄
戴震寫過《七經小記》，他想從語言學、天文、數學、社會政治、地理工程、道德倫理、哲學等許多方面加以考查，企圖系統地提出理論。
《七經小記》的計劃雖未完成，但戴震這種融會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意圖和途徑，則是很有意義的。
康熙對于西洋的曆法和數學是很重視的，他自己就學代數學。
“Aigebra”意思是“東來法”，康熙對此常常引以為榮。
李煦和曹家，很長時間經辦外洋對皇家的貢品，因此，曹雪芹從小也有機會接觸到外來的新鮮事物。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描寫帶“機括”的大玻璃鏡、自動報時鐘、西洋自行船“模型”、千裡鏡、洋煙、有立體感的西洋赤身女子畫像……也都是得自他親見親聞的。
據趙崗先生統計，曹寅藏書中有關外國史地的，有十八種之多，内有《東鑒》和《華夷議語》兩種。
曹雪芹很有可能見過這些書。
但是，曹雪芹是文學家。
在接觸到外洋事物時，敏感的曹雪芹自會從繪畫中的西洋透視法，帶翅膀的赤身天使，以及鐘表上的花紋圖案等等，開闊他對新美學的感受，喚起他對新世界、新天地更多的想象。
寶琴口誦的最後兩句：“漢南春曆曆，焉得不關心！”我覺得就不太像是寫西洋女孩兒的口氣，反而像是曹雪芹在抒發自己的感情！中土以外，春光曆曆，也是要納入曹雪芹的心靈境界以内呢！ 在文學方面，吳世昌從“大荒山”、“無稽崖”這些命名的淵源，指出“曹雪芹有沒有從當時的傳教士那裡得知像《天路曆程》或《十日談》這一類的書，那很難說”。
我認為曹雪芹看過《新舊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聖經》中寫“馬大拉的馬利亞”身上有魔鬼附體，但經過耶稣感化，使她純化了。
尤三姐的塑造原型，和程刻本是不同的。
這從标榜“蘭墅閱過”的“稿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那原來的造型，是否受到《聖經》上有關馬大拉的影響似乎也很值得探讨。
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徐啟光時代已有鮮明的結合，在戴震和曹雪芹等人身上是不是又有了新的交叉點呢？ 三、不是巧合的巧合 曹雪芹寫《石頭記》花費了十年心血。
戴震在《原善》成書以後，于1766年開始着筆，用十年時間，寫了《緒言》一書，寫此書的動機，用戴震自己的話來說，是“發狂打破儒家中太極圖”。
寫成以後，他對此書重新作了增删。
1777年改定後，易名為《孟子字義疏證》，成為他哲學思想的代表作。
寫作實踐的過程，也是探索追求的過程。
他們都以不同的方法在積蓄力量，創造最有力的武器。
都是以挖封建社會的牆腳作為最終的目的的。
我們說曹雪芹和戴震都在自己的代表作中花費了十年心血，可以說是個“巧合”。
但是，曹雪芹和戴震用去的都是畢生心血，這就不再是什麼“巧合”了。
另外，曹雪芹寫《紅樓夢》時，披着“不幹朝政”的外衣。
《孟子字義疏證》也是表面披着“經言”的外衣，骨子裡表述自家獨特思想。
戴震在《疏證》姐妹篇《原善》序言中也說：“餘始為《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複援據輕言，疏通證之。
”這不是明白告訴世人，要了解戴震的真實思想，須在“經言”的特殊解釋中才能得到嗎？他怕人們“習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覺”。
這些“先入之言”，就是指老莊釋氏之言，早已浸淫于人的心目之中。
他反對“以神為有天地之本”。
戴震對自己的哲學思想的獨創性，是清醒的。
在反對老莊釋氏的同時，也反對以禮教為代表的儒家。
我們看到，文學家曹雪芹和哲學家戴震兩人之間，有這些相似相通之處，他們處心積慮地要使自己的背叛封建社會利益的思想，能夠為後人所理解，他們企圖不被别人“所蔽”。
四、“生死一之”的精神 曹雪芹和戴震，他們都是可以往上爬的。
但是，他們都舍棄了這條路，卻有意地向下層接近。
雖然是有限度的，但由于他們是有意做的，所以是可貴的。
也可以說，他們走了他們自己的道路。
戴震避難到北京時，做王安國兒子王念孫的教師。
在這以前，還做過《四庫全書》總編輯紀昀家的西席。
王念孫後來成為知名的學者，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戴震在紀昀家可能為時不久，就和紀昀鬧翻。
紀昀對戴震甚至要“攘臂扔之”，紀昀罵戴震是“诽謗清身之士，助長流污之行”的人。
曹雪芹生平好友愛新覺羅·敦誠的《四松堂集》，曾由紀昀作序。
紀昀稱敦誠的著作“自成一家”。
稱贊他的為人時說“其亦人傑也哉”。
敦誠在《過寅圃墓感作》二首中，有“誰編昌谷飄殘帙，漸說當年沈亞之”之句。
敦敏曾把敦誠的詩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