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和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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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和戴震在思想上，有某些相通的事實，早已為人們發現，我這裡隻想作些補充。
任繼愈在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中曾說過：“戴震對程朱哲學這種批判，具有啟蒙性質。
既和黃宗羲的鮮明的民主政治思想相近，也同《紅樓夢》中的某些思想相通。
要求解除某些封建束縛，反抗封建等級制度，控訴封建禮教、倫理綱常的壓制迫害，在某種程度上向往自由、個性解放等……這些都為曹雪芹的文學巨著和戴震的哲學巨著所共同地憧憬。
同時，也正反映着封建社會的階級鬥争和封建禮教的黑暗、反動和衰敗。
“……《紅樓夢》中那許多被這個‘理’所壓制，所迫害，所扼殺的年輕生命，不正以生動的典型形象證實着戴震的論斷嗎？曹雪芹以藝術形象的形式控訴封建主義的罪惡，戴震則以哲學理論的形式同樣喊出了反對以理殺人的正義呼聲。
” 友人寄給我安徽戴震研究者們寫的《戴震傳略》裡面，也曾有過這樣的話：“據段玉裁回憶，戴震寫《原善》開始于離家前後，在反動勢力迫害下，在陰森恐怖的社會裡，戴震沒有退縮，而是頑強地、巧妙地向着封建反動勢力鬥争，這種戰鬥的性格，正與他同時期的偉大現實主義作家曹雪芹是共同的。
” 我現在試着把曹雪芹和戴震兩人某些共同的地方勾勒出來，作個初步的探索。
也許對這方面感興趣的讀者，會有些可作參考的地方。
一、他們有着同時代的“機括” 在我國思想史上，這是一個光輝的範例：在同一時代，一位作家、藝術家，以藝術手法創造光彩照人的形象；一位哲學家，以邏輯語言組成他正确的理論。
當他們把自己創造性的思想揭示給人時，人們發現他們兩人的思想卻有着某些不約而同的東西。
這個偉大的作家，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這個偉大的思想家，就是《孟子字義疏證》的作者戴震。
曹雪芹的身世，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事兒了，不必多說。
不過，我想插入一段旁證，來說明這一點。
曹雪芹同時代的吳敬梓也有和曹雪芹類似的遭遇。
吳敬梓在儒林中很少看到的那些真正遵守“禮義”這個“神聖法規”的缙紳先生們，卻忘記了荊楚的祖先泰伯。
有些迂腐老成的士大夫則想建造泰伯祠，用來倡導“禮義”。
結果，隻是給當地封建地主們出了一次大風頭（在吳敬梓眼中出了一次大醜）。
随後，泰伯又被他們忘得幹幹淨淨。
至于他“披荊斬棘”的功業，不過為統治者過驕奢淫逸的生活開辟了通道而已。
但在不懂“禮義”的老百姓身上，卻能從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質樸的“禮義”來。
曹雪芹和戴震出生在兩個不同的家庭裡。
戴震很小就和父親做過小本生意，因此接觸人的面自然會廣泛得多，使他能夠了解人民的疾苦和需要。
在明代“徽商遍天下”的情勢中，休甯出現了工商繁榮的景象，在雍、乾時代又得到更大的發展。
瓷、茶、鹽三種貨物，在二百年前早已成為徽商的主要經營商品。
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很有成就的畫家和文學家。
安徽的戲班開始在北京走紅，安徽的人才也向北京大量輸送。
直到清末民初還有桐城學派牢固的地位和影響呢！ 在這裡，還須提起一段史實：朱熹這個被康熙列入“十哲”的人物，剛好是安徽婺源人。
戴震則是休甯人。
戴震十歲才會說話，因此在村塾讀書的時間必然較晚，稍長又經常随父做小生意，二十歲後，就靠當塾師自力謀生。
可見他的知識學問更多的是靠總結社會，刻苦自學得來的。
就是這麼一個微末的教師，敢于站起來反對列為“國學”的程朱理學。
這絕不是來自他的天才，而是來自他對社會的深刻認識，來自時代賦予他的使命。
因此，我們不難看到，曹雪芹和戴震兩人的行動本身，就描繪出一種共同特色來。
他們都敢于公然反對程朱理學，唯有來自普通人的要求和願望，對他們才有強烈的吸引力。
這是不以他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而是要從決定時代的主要因素所引起的矛盾中，才可以找出它的必然來。
二、“西來法”和“東來法”的交叉點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對當時傳人中國的西方科學知識，都曾加以注意。
當時的科學，是由一些傳教士帶來的，因此不能做到有系統的輸入。
但是，對于這些缺乏系統的科學知識，戴震卻能有意識地把它們運用到中國的實踐中來。
戴震二十歲便運用西人“龍尾車法”作《嬴旋車記》；二十二歲就作《籌算》，整理中國古代“九章算法”。
以後，又寫成有關天文、曆算、地理、工程、水利等著作。
可以說，科學實踐對他的哲學理論很有影響。
戴震整理中國古代文化，也是運用了當時傳入中國
任繼愈在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中曾說過：“戴震對程朱哲學這種批判，具有啟蒙性質。
既和黃宗羲的鮮明的民主政治思想相近，也同《紅樓夢》中的某些思想相通。
要求解除某些封建束縛，反抗封建等級制度，控訴封建禮教、倫理綱常的壓制迫害，在某種程度上向往自由、個性解放等……這些都為曹雪芹的文學巨著和戴震的哲學巨著所共同地憧憬。
同時，也正反映着封建社會的階級鬥争和封建禮教的黑暗、反動和衰敗。
“……《紅樓夢》中那許多被這個‘理’所壓制，所迫害，所扼殺的年輕生命，不正以生動的典型形象證實着戴震的論斷嗎？曹雪芹以藝術形象的形式控訴封建主義的罪惡，戴震則以哲學理論的形式同樣喊出了反對以理殺人的正義呼聲。
” 友人寄給我安徽戴震研究者們寫的《戴震傳略》裡面，也曾有過這樣的話：“據段玉裁回憶，戴震寫《原善》開始于離家前後，在反動勢力迫害下，在陰森恐怖的社會裡，戴震沒有退縮，而是頑強地、巧妙地向着封建反動勢力鬥争，這種戰鬥的性格，正與他同時期的偉大現實主義作家曹雪芹是共同的。
” 我現在試着把曹雪芹和戴震兩人某些共同的地方勾勒出來，作個初步的探索。
也許對這方面感興趣的讀者，會有些可作參考的地方。
一、他們有着同時代的“機括” 在我國思想史上，這是一個光輝的範例：在同一時代，一位作家、藝術家，以藝術手法創造光彩照人的形象；一位哲學家，以邏輯語言組成他正确的理論。
當他們把自己創造性的思想揭示給人時，人們發現他們兩人的思想卻有着某些不約而同的東西。
這個偉大的作家，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這個偉大的思想家，就是《孟子字義疏證》的作者戴震。
曹雪芹的身世，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事兒了，不必多說。
不過，我想插入一段旁證，來說明這一點。
曹雪芹同時代的吳敬梓也有和曹雪芹類似的遭遇。
吳敬梓在儒林中很少看到的那些真正遵守“禮義”這個“神聖法規”的缙紳先生們，卻忘記了荊楚的祖先泰伯。
有些迂腐老成的士大夫則想建造泰伯祠，用來倡導“禮義”。
結果，隻是給當地封建地主們出了一次大風頭（在吳敬梓眼中出了一次大醜）。
随後，泰伯又被他們忘得幹幹淨淨。
至于他“披荊斬棘”的功業，不過為統治者過驕奢淫逸的生活開辟了通道而已。
但在不懂“禮義”的老百姓身上，卻能從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質樸的“禮義”來。
曹雪芹和戴震出生在兩個不同的家庭裡。
戴震很小就和父親做過小本生意，因此接觸人的面自然會廣泛得多，使他能夠了解人民的疾苦和需要。
在明代“徽商遍天下”的情勢中，休甯出現了工商繁榮的景象，在雍、乾時代又得到更大的發展。
瓷、茶、鹽三種貨物，在二百年前早已成為徽商的主要經營商品。
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很有成就的畫家和文學家。
安徽的戲班開始在北京走紅，安徽的人才也向北京大量輸送。
直到清末民初還有桐城學派牢固的地位和影響呢！ 在這裡，還須提起一段史實：朱熹這個被康熙列入“十哲”的人物，剛好是安徽婺源人。
戴震則是休甯人。
戴震十歲才會說話，因此在村塾讀書的時間必然較晚，稍長又經常随父做小生意，二十歲後，就靠當塾師自力謀生。
可見他的知識學問更多的是靠總結社會，刻苦自學得來的。
就是這麼一個微末的教師，敢于站起來反對列為“國學”的程朱理學。
這絕不是來自他的天才，而是來自他對社會的深刻認識，來自時代賦予他的使命。
因此，我們不難看到，曹雪芹和戴震兩人的行動本身，就描繪出一種共同特色來。
他們都敢于公然反對程朱理學，唯有來自普通人的要求和願望，對他們才有強烈的吸引力。
這是不以他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而是要從決定時代的主要因素所引起的矛盾中，才可以找出它的必然來。
二、“西來法”和“東來法”的交叉點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對當時傳人中國的西方科學知識，都曾加以注意。
當時的科學，是由一些傳教士帶來的，因此不能做到有系統的輸入。
但是，對于這些缺乏系統的科學知識，戴震卻能有意識地把它們運用到中國的實踐中來。
戴震二十歲便運用西人“龍尾車法”作《嬴旋車記》；二十二歲就作《籌算》，整理中國古代“九章算法”。
以後，又寫成有關天文、曆算、地理、工程、水利等著作。
可以說，科學實踐對他的哲學理論很有影響。
戴震整理中國古代文化，也是運用了當時傳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