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和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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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尚書·洪範》“乂用明”和“攸好德”的語義上，也可以反映“明”和“德”的古老聯系來。
對“物”的本“性”有了認識，就謂之“明”，反之就謂之“昧”。
“昧”也就是“暗”。
“乂”通治，使事物本然顯示出來才能得治，使事物的本然不受損害，才能達到治。
“治”與“理”通。
《大學》開頭就提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是指事物的本性，未被蒙蔽的本性。
而“明明德”，則要求人們去揭示那些原已顯示出的事物的本性來。
《大學》的目的正是為了窮極事物的“真理”（至善），窮極事物的“真理”即是“明明德”。
《大學》思想中的這個認識的動機是什麼，在這兒不必探讨。
如何成為孔子的思想，在這兒也不作探讨。
我隻想到曹雪芹借賈寶玉之口，唯獨對“明明德”這三個字加以肯定，這說明曹雪芹對“德”的理解是按古代哲人史伯這一派的解釋發展下來的。
處在新舊交替時代中的曹雪芹，提出了“明明德”，正是要求重新認識那些本來被人們認為已經認識的事物。
這就是曹雪芹的偉大之處。
也就是說，他主張對事物要還它以本來面目，不要按老“規矩”、老“套頭”來行事，而要對曆史作重新的估價。
借“明明德”以闡發自己新的思想，這種做法，正和戴震從解釋《孟子》字義來闡明自己的唯物思想一樣，可以說是不謀而合！另外，我以為也正是曹雪芹對“明明德”一語感悟至深，因此對說出此話的孔夫子才贊譽為“亘古一人”！ 當然，曹雪芹和戴震也并不完全是假借孔子和孟子的名義，來宣傳自己的思想的。
但也很難想象，思想的傳統影響和曆史生活的局限，在他們身上已經得到全面的突破。
但我們不妨說，是曹、戴二人，取得古代哲學思想的“合理内核”，而這個“内核”，幾千年來被人們囫囵吞到肚裡去了。
在時代的大轉折中，戴震、曹雪芹等人開始把它取出來，要揭示出它本來的面目。
這樣，我們就找到了哲學家戴震和文學家曹雪芹在思想上的某些共同點，和勇于探索的性格相近的特點了。
曹雪芹不是哲學家，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哲學思想。
我想就賈寶玉口中的這兩句話，來窺探一些雪芹的思想，對我自己說來，對認識《紅樓夢》和曹雪芹都會有點兒幫助。
因為，決定一部作品，首先是看在産生它的那個曆史時代中，它所體現出的思想，到底達到一個什麼樣的高度。
我對曹雪芹思想的理解，隻不過是我個人極為粗糙的一些想法。
對“明明德”這個問題的看法，曹雪芹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呢？他曾給過我們這樣一個命題：“假作真來真亦假。
”因此說他想用賈寶玉的話“來瞞混過去多少讀者”，在邏輯上也是通的。
我也未嘗沒有這樣想過。
但是，後來，在對“明明德”的認識和理解上，我認為他說的不僅是真話，而且表現了曹雪芹之所以為曹雪芹。
唯其真，他才更偉大；也正由于是真的，他才能和戴震等思想家不謀而合，也就會看到他們同樣的思維方法，同樣的傳播自己思想的态度。
也就是說，他們既有真知，又有膽識。
（原載《江淮學刊》4期，1982年7月）
對“物”的本“性”有了認識，就謂之“明”，反之就謂之“昧”。
“昧”也就是“暗”。
“乂”通治，使事物本然顯示出來才能得治，使事物的本然不受損害，才能達到治。
“治”與“理”通。
《大學》開頭就提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是指事物的本性，未被蒙蔽的本性。
而“明明德”，則要求人們去揭示那些原已顯示出的事物的本性來。
《大學》的目的正是為了窮極事物的“真理”（至善），窮極事物的“真理”即是“明明德”。
《大學》思想中的這個認識的動機是什麼，在這兒不必探讨。
如何成為孔子的思想，在這兒也不作探讨。
我隻想到曹雪芹借賈寶玉之口，唯獨對“明明德”這三個字加以肯定，這說明曹雪芹對“德”的理解是按古代哲人史伯這一派的解釋發展下來的。
處在新舊交替時代中的曹雪芹，提出了“明明德”，正是要求重新認識那些本來被人們認為已經認識的事物。
這就是曹雪芹的偉大之處。
也就是說，他主張對事物要還它以本來面目，不要按老“規矩”、老“套頭”來行事，而要對曆史作重新的估價。
借“明明德”以闡發自己新的思想，這種做法，正和戴震從解釋《孟子》字義來闡明自己的唯物思想一樣，可以說是不謀而合！另外，我以為也正是曹雪芹對“明明德”一語感悟至深，因此對說出此話的孔夫子才贊譽為“亘古一人”！ 當然，曹雪芹和戴震也并不完全是假借孔子和孟子的名義，來宣傳自己的思想的。
但也很難想象，思想的傳統影響和曆史生活的局限，在他們身上已經得到全面的突破。
但我們不妨說，是曹、戴二人，取得古代哲學思想的“合理内核”，而這個“内核”，幾千年來被人們囫囵吞到肚裡去了。
在時代的大轉折中，戴震、曹雪芹等人開始把它取出來，要揭示出它本來的面目。
這樣，我們就找到了哲學家戴震和文學家曹雪芹在思想上的某些共同點，和勇于探索的性格相近的特點了。
曹雪芹不是哲學家，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哲學思想。
我想就賈寶玉口中的這兩句話，來窺探一些雪芹的思想，對我自己說來，對認識《紅樓夢》和曹雪芹都會有點兒幫助。
因為，決定一部作品，首先是看在産生它的那個曆史時代中，它所體現出的思想，到底達到一個什麼樣的高度。
我對曹雪芹思想的理解，隻不過是我個人極為粗糙的一些想法。
對“明明德”這個問題的看法，曹雪芹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呢？他曾給過我們這樣一個命題：“假作真來真亦假。
”因此說他想用賈寶玉的話“來瞞混過去多少讀者”，在邏輯上也是通的。
我也未嘗沒有這樣想過。
但是，後來，在對“明明德”的認識和理解上，我認為他說的不僅是真話，而且表現了曹雪芹之所以為曹雪芹。
唯其真，他才更偉大；也正由于是真的，他才能和戴震等思想家不謀而合，也就會看到他們同樣的思維方法，同樣的傳播自己思想的态度。
也就是說，他們既有真知，又有膽識。
（原載《江淮學刊》4期，198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