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情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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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天下第一淫人”的賈寶玉立傳,沒有涵天蓋地的膽量,能做到嗎?沒有為提高人性素質而争到底的勇氣,能這樣嗎?關于“意淫”,警幻仙姑認為隻有寶玉做到了,但并沒有作更多的說話。
因為《紅樓夢》會為之作注解。
曹雪芹曾自号“夢阮”,阮就是阮籍。
像孔子夢見周公一樣。
曹雪芹也可以說是“從阮”了。
阮籍,這人與衆不同,鄰家有個女孩死了,她生時很漂亮,和阮籍既沒有說過話,更沒有什麼過從,但阮籍卻為她送葬。
他去吃酒的酒館掌櫃的妻子很美,阮籍酒後常常卧在她旁邊睡着。
掌櫃暗中考查,什麼事也沒有。
阮籍的嫂嫂回娘家,阮籍也要為她送行。
阮籍這種心理行為可以認為是“意淫”的濫觞。
阮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不是一個蒼白的五陵少年,他更不是一個逐酒尋樂的浪蕩公子。
他是一個充滿理想有大抱負的人,阮籍為我們提供了與曹雪芹同調的曆史人物。
曹雪芹提出“情身”,可見他是主張靈肉一緻的,他不同于柏拉圖式的戀愛觀。
從他筆下寫出賈寶玉泛愛衆而心勞,情專一而淚盡;心勞而無補于人,淚盡而自我毀滅。
《紅樓夢》是一幕驚心動魄的大悲劇,它揭示出作者一個邁古超今的大主張,也就是曹雪芹的“情欲觀”。
王夫之曾提出:“飲食男女之欲,人人之大共”,“欲即天之理”,天理就是人欲。
戴震則說:“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
”他認為“欲、情、感,都同感接與物”。
戴震比曹雪芹要晚些,但他們的時代背景,都在一個平面上。
他們無異為《紅樓夢》作了哲理性的評注,作了脂硯等人所達不到的評注。
至于“食色,性也”這句話,不管是王侯老爺,還是販夫走卒,都能張口說出。
曹雪芹是任性、适情、認理的人,但人們反以為他性格乖張,不适世故。
實在由于曹雪芹反對矯情。
例證之一,比如把茄子做成茄鲞,要費十幾道工作程序,做出來使種茄的人瞠目結舌,認它不得,吃不出茄味來,連說:“罪過!罪過!”使一個鮮嫩的茄子經過了十幾道輪回,脫化成為茄鲞時,早已失掉了茄性,成為另外一個負數的茄子了。
例證之二,“大觀園”裡出現“稻香村”一景,從賈政到清客都連連誇好,衆人也想要寶玉說好,可是寶玉偏不。
因為這種田莊,是穿鑿扭捏而成,非天然而為。
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
他借寶玉之口,反對矯情。
曹雪芹主張自然,任性适情。
對一般事物如此,對愛情更是如此,諸凡穿鑿、扭捏而成的,他最為痛恨,都深惡痛絕。
他最反對因襲理數。
關于《紅樓夢》鬧過許多悲喜劇,有人把它作鴉片,要輸出它去贻害外洋,有人把它作為女皇的墊腳石,但曆來也有各家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抒發他們的勞動成果,幫助我們從多方面去欣賞理解這部驚天動地的偉大作品。
《紅樓夢》的可貴性,還在它不僅在思想的長河裡劃動前進的筏子,而且用形象來說明問題。
《紅樓夢》中幾乎沒有任何說教,出場的和尚、道士,以及清客(腐儒),幾乎都是否定的人物,隻有警幻仙姑的話,才最具有權威性。
因為她是情欲觀的代表人物,是代表情欲的女神,是萬豔千紅的表率,但她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把她的妹妹引見給寶玉,教他們并不是按照仙家箓條行事,而是從人世間的自然活動開始。
莎士比亞借角色之口,來表現他演說的天才,這一點,已使托爾斯泰感到不耐煩。
而托爾斯泰更有意思,他常常以作者口吻來解釋他創作的人物形象。
《紅樓夢》卻牢牢把握住人物的心理活動,對他們的内心作出無微不至的跟蹤。
人們愈讀愈發現它剖析得深透,表現得細膩,點撥得驚人。
憑着這一點,使《紅樓夢》永遠站在藝術的峰頂上,而且會越來越受到人類的欣賞和了解。
(原載台灣《中華日報》副刊,1991年7月17日)
因為《紅樓夢》會為之作注解。
曹雪芹曾自号“夢阮”,阮就是阮籍。
像孔子夢見周公一樣。
曹雪芹也可以說是“從阮”了。
阮籍,這人與衆不同,鄰家有個女孩死了,她生時很漂亮,和阮籍既沒有說過話,更沒有什麼過從,但阮籍卻為她送葬。
他去吃酒的酒館掌櫃的妻子很美,阮籍酒後常常卧在她旁邊睡着。
掌櫃暗中考查,什麼事也沒有。
阮籍的嫂嫂回娘家,阮籍也要為她送行。
阮籍這種心理行為可以認為是“意淫”的濫觞。
阮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不是一個蒼白的五陵少年,他更不是一個逐酒尋樂的浪蕩公子。
他是一個充滿理想有大抱負的人,阮籍為我們提供了與曹雪芹同調的曆史人物。
曹雪芹提出“情身”,可見他是主張靈肉一緻的,他不同于柏拉圖式的戀愛觀。
從他筆下寫出賈寶玉泛愛衆而心勞,情專一而淚盡;心勞而無補于人,淚盡而自我毀滅。
《紅樓夢》是一幕驚心動魄的大悲劇,它揭示出作者一個邁古超今的大主張,也就是曹雪芹的“情欲觀”。
王夫之曾提出:“飲食男女之欲,人人之大共”,“欲即天之理”,天理就是人欲。
戴震則說:“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
”他認為“欲、情、感,都同感接與物”。
戴震比曹雪芹要晚些,但他們的時代背景,都在一個平面上。
他們無異為《紅樓夢》作了哲理性的評注,作了脂硯等人所達不到的評注。
至于“食色,性也”這句話,不管是王侯老爺,還是販夫走卒,都能張口說出。
曹雪芹是任性、适情、認理的人,但人們反以為他性格乖張,不适世故。
實在由于曹雪芹反對矯情。
例證之一,比如把茄子做成茄鲞,要費十幾道工作程序,做出來使種茄的人瞠目結舌,認它不得,吃不出茄味來,連說:“罪過!罪過!”使一個鮮嫩的茄子經過了十幾道輪回,脫化成為茄鲞時,早已失掉了茄性,成為另外一個負數的茄子了。
例證之二,“大觀園”裡出現“稻香村”一景,從賈政到清客都連連誇好,衆人也想要寶玉說好,可是寶玉偏不。
因為這種田莊,是穿鑿扭捏而成,非天然而為。
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
他借寶玉之口,反對矯情。
曹雪芹主張自然,任性适情。
對一般事物如此,對愛情更是如此,諸凡穿鑿、扭捏而成的,他最為痛恨,都深惡痛絕。
他最反對因襲理數。
關于《紅樓夢》鬧過許多悲喜劇,有人把它作鴉片,要輸出它去贻害外洋,有人把它作為女皇的墊腳石,但曆來也有各家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抒發他們的勞動成果,幫助我們從多方面去欣賞理解這部驚天動地的偉大作品。
《紅樓夢》的可貴性,還在它不僅在思想的長河裡劃動前進的筏子,而且用形象來說明問題。
《紅樓夢》中幾乎沒有任何說教,出場的和尚、道士,以及清客(腐儒),幾乎都是否定的人物,隻有警幻仙姑的話,才最具有權威性。
因為她是情欲觀的代表人物,是代表情欲的女神,是萬豔千紅的表率,但她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把她的妹妹引見給寶玉,教他們并不是按照仙家箓條行事,而是從人世間的自然活動開始。
莎士比亞借角色之口,來表現他演說的天才,這一點,已使托爾斯泰感到不耐煩。
而托爾斯泰更有意思,他常常以作者口吻來解釋他創作的人物形象。
《紅樓夢》卻牢牢把握住人物的心理活動,對他們的内心作出無微不至的跟蹤。
人們愈讀愈發現它剖析得深透,表現得細膩,點撥得驚人。
憑着這一點,使《紅樓夢》永遠站在藝術的峰頂上,而且會越來越受到人類的欣賞和了解。
(原載台灣《中華日報》副刊,1991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