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金裘和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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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夜記人們看到把“雀金裘”和“澳門”聯系起來,未免覺得有些奇怪。其實,這兒絲毫也沒有嘩衆取寵的意思,隻不過順理成章,略舉一段兒實事而已。

    如果我們想到清朝到中國來的傳教士,有許多是間道澳門,再想到,康熙皇帝就曾考慮過,在天主教和佛教兩大宗教間到底如何抉擇的事實;如果,再想到,澳門曾被皇帝劃為傳教士可以長期居住的地區,那麼,我們從“澳門”的地位來聯想到《紅樓夢》裡面的事物,就不覺得有什麼出人意外之處了。

    因為《紅樓夢》有個特點,外國物品,已經成為“大觀園”中主要人物日常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照明、化裝、醫藥、食品、穿着、玩好、饋贈……許多方面,都和外洋物品聯系得緊,烘托出一片光色迷離,氣象雍容的貴族生活氣息來。

    這些外洋物品,方豪先生在教“中外文化交通史”時,便曾經注意到。他在作《紅樓夢新考》以後,又擴充資料寫成《從‘紅樓夢’所記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一文中,以這為“機括”,安設一面鏡子,這面鏡子不但反映出曹雪芹的藝術魅力,真如“文藝複興”時的大畫家、大雕塑家制作的藝術群像一般,是與時俱在,永遠不朽的。同時,使人從這些貢品珍異中,便可以看出曹雪芹的家世和生活方式,以及二百年前的最重要的時代特征來。這些消費品,是怎樣以“貢品”的形式,出現在天朝上苑,後來又以怎樣的形式,把我國開辟成廣闊的市場的。

    這些題外話,有待将來再行探讨。現在單就最有趣的一點,“雀金裘”和“澳門”的地理關系來談談。現在容我引用方豪先生一段話如下:

    “《紅樓夢》中之外國衣料,若洋绉、若洋錦、若哆啰呢等,胥為當時豪富所可染指,非極難得者。”

    但黛玉的鶴氅和寶玉的孔雀毛氅,卻在同時代的文獻中,也找不到同名的物品。《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09頁)記1583年1月6日(萬曆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肇慶府廣東總督陳瑞“以二位司铎遠道來臨,覺得是中國的最大榮幸,并且因為他們有求必應,又求他們差人從澳門給送十件最美麗的羽翎來,以為送入北京作禮品”。不知是不是和孔雀氅或鶴氅屬于同一類。二司铎是指羅明堅(MichaelRuggieri)和巴濟(FranciscusPasio)。

    王士祯《香祖筆記》亦有一條說:“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翮毛織成。”

    曾有朋友告訴我:“羽紗、羽緞都是毛織物,也就是哔叽。”可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荷蘭貢品分列“鳥羽緞四疋,新機哔叽緞八疋,中哔叽十二疋”。康熙三十九年(1700)冬十月,帝獻祝皇太後六十聖壽的禮物中,亦分列“羽緞一疋,哆啰呢一疋,璧機緞一疋”,可知必不是同一物。璧機就是哔叽。

    知道了上述情形,我們再來看這稀奇物兒——雀金裘。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補雀金裘”中所寫的“雀金裘”,在曹雪芹筆下,是這樣形容的:

    賈母見寶玉身上穿着荔色哆啰呢的天馬箭袖,大紅猩猩氈盤金彩繡石青妝緞沿邊的排穗褂子。賈母道:“下雪呢麼?”寶玉道:“天陰着,還沒下呢!”賈母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烏雲豹的氅衣給他吧。”鴛鴦答應去了,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碧輝煌,碧彩閃灼,又不似寶琴所披之凫靥裘。隻聽賈母道:“這叫作‘雀金呢’,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把那一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

    賈母口中稱這羽毛織品為“雀金呢”應該是正名。那麼可見它是一種呢面,用孔雀毛撚成線織得的。既然命名為“呢”,晴雯在織補完畢,又用小牙刷慢慢地剔起絨毛來,可見它是比較厚實,與前兒賈母給寶琴那件野鴨子的,應是同屬于呢料的,隻是一個是用野鴨子羽毛,一個用的是孔雀羽毛,所撚的線身份不同美麗程度不同。

    我們前邊已說過,肇慶府廣東總督曾經向兩位司铎,要他們差人從澳門給送十件最美麗的羽翎來,以它送入北京作禮物。這十件羽翎,我們還不能确定它是否和雀金呢同屬。但從口氣上判斷,恐怕不是十支羽毛,而是十件鳥羽織成的呢緞一類的物品,并且着重指出:要其中最美麗的,那麼,必然也要有“雀金呢”在内吧!

    據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有上谕:“差董邦殿、李煦同安多住澳。”安多是比國教士。

    李家所經曆的生活,幾乎和曹家是如出一轍。如果薛蟠能在無錫買泥娃娃回來,倘若賈蓉去到南邊,同樣也會帶回泥娃娃來的,李家的事通過曹寅的妻子李夫人,那也就和曹家的事,沒有什麼兩樣了。

    因雲,李煦到過澳門,雀金呢必是“李家得自教士,或自行購買得來的”。反正都是一樣,中介人是澳門的傳教士,所以《紅樓夢》的“雀金裘”特意由作者表出,隻有賈母認得最真,說得最确。而又由賈母手中當作一件稀罕物兒,賜給寶玉。這都顯示出曹雪芹構思的深心來,也反映出曆史的真實來。

    1982年5月27日于北京

    (原載《澳門時報》,1982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