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忏悔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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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姿态表達自己的痛苦。
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穿大觀園裡的鬼魅們對她是絕對不利的，自己的母親又死得很早，她是明白自己的處境的，她甚至要和薛姨媽聯合，但是薛姨媽哄騙了她的眼淚之後，就舍棄了她，而且為着自己的女兒布置了進攻的陣線，是林妹妹最大的敵人。
在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清了這些個現實的時候，賈寶玉不但不來積極地援助她，而且他還糊裡糊塗地自安于現狀，态度模棱、意志薄弱，結果給人乘機而入的機會。
林妹妹面對着整個的市儈集團孤軍作戰，不能夠得到援軍，終至“以身殉之”了。
在林妹妹死了之後，賈寶玉越想越看出環境的可怕，越想越覺得林妹妹的可憐，越想越覺得自己當時的糊塗。
市儈主義的集團終于把“反市儈主義”的聯合戰線拆散了！這是《紅樓夢》悲劇的頂點。
林妹妹沒有錯，她貫徹了她的主義。
賈寶玉徘徊瞻顧，不決然地和市儈主義者宣戰，也正是他的市儈的特色，而終于作了市儈主義的犧牲。
所好的他還能正視現實，所以終能看出這悲劇的本質，而站到反市儈主義者這面，終于完成了反市儈主義的聯合。
在托爾斯泰時代，俄國出現了很多忏悔貴族，許多偉大的文學家們差不多都是。
尤其是在屠格涅夫的篇章裡，他表現着一種對于農民的含着眼淚的眷愛。
他差不多把所有的家财都還給農奴。
這些中國的羅亭，外國的曹雪芹，他們都是在最後的一瞬間，放棄了維護市儈主義的立場，而宣言了自己明澈的态度。
他們施舍了财産，固然不能解決問題的本身，但是卻對封建貴族的統治的完美作了一個大破壞。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的男女青年“到民間去”的運動，風起雲湧，像中國的“一二·九”運動一樣，他們到烏拉爾去、伏爾加去、南方去、頓河去，号召農民和工人起來反抗殘暴昏庸的政治。
在落後的俄國，這種莊嚴的感情成了一種民族的痛苦的象征。
貴族的忏悔，就是在于他們應接受了新的号召。
為什麼俄國十九世紀會出現了許多忏悔貴族，是因為農業社會的秩序的變更，喚醒他們對于新興工業社會秩序的服從。
他們意識到他們已經不是“自然”的寵兒，神權主義已經是淡薄了。
貴族的忏悔是在人力已經開始足以控制自然的時候，才能夠發生。
像俄國的那樣的忏悔貴族，在中國是沒有的，像托爾斯泰，最後放棄了他的堡邸，出亡在西伯利亞的荒村，在風雪裡悄悄地死亡，對于中國的封建貴族是不堪想象的事。
因為中國的封建貴族并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市儈主義。
這個原因很複雜：第一，因為清朝的統治是一個帝國主義征服下的統治，旗人的貴族是異族，民人的貴族，對滿洲帝王也是奴才，他們對于人民的感情是絕對的。
第二，是中國儒教的思想，儒教是一種市民宗教，還比不上俄國的正教是農民社會的宗教，儒教是一個“沒有信仰”的宗教，這一點正說明它是一個市儈的說教，所以儒教教得人寡廉鮮恥、男盜女娼了。
第三，中國的農業社會已經有幾千年的曆史，曆代的學者都是為了這善良的秩序而歌唱，認為這個制度本身是沒有罪惡的，永遠不會倒的，所以更用不着為迎接新興的制度來忏悔。
第四，中國人對什麼都沒有執著感，有人派定這是黃老的彌天大罪，那是儒家的栽贓。
其實，這是暴君專制的結果。
因此中國人對什麼都沒信仰，所以忏悔的心情也薄弱。
由于這種種原因，中國沒有忏悔貴族。
五四運動是開蒙了，“一二·九”運動是深入民間了，救亡的青年男女在風沙裡奔馳着，中國的貴族在酒吧間裡向舞女忏悔，他們在××買好了地皮，讓兒子取得了外國國籍，他們準備了自己的白俄的命運了。
中國的解放是中國現在每個人的責任，因為中國是一個民族解放的運動，中國的命運的完成是在于統一戰線的完成。
殖民地次殖民裡，“人的覺醒”和“硬骨頭”的性格是最可珍貴的。
幽囚在明代古屋的張學良的執著，由于他是農民的兒子，他有着土地的執拗的緣故。
蕭伯納說他是一個“很爽快的男子漢”，蕭的太太說他是“×××的人”，有人告訴我，延安方面要求放他出來。
在中國貴族的忏悔是不可以的，要一忏悔便有藏之古屋而不得出來的危險，因為取得了反市儈主義的戰鬥的聯盟的緣故。
釋迦牟尼說：“衆生皆可成佛！”耶稣基督說：“真理的門永遠開着！”魯迅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1941年3月25日寫 （原載香港《時代批評》，1941年第69期）
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穿大觀園裡的鬼魅們對她是絕對不利的，自己的母親又死得很早，她是明白自己的處境的，她甚至要和薛姨媽聯合，但是薛姨媽哄騙了她的眼淚之後，就舍棄了她，而且為着自己的女兒布置了進攻的陣線，是林妹妹最大的敵人。
在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清了這些個現實的時候，賈寶玉不但不來積極地援助她，而且他還糊裡糊塗地自安于現狀，态度模棱、意志薄弱，結果給人乘機而入的機會。
林妹妹面對着整個的市儈集團孤軍作戰，不能夠得到援軍，終至“以身殉之”了。
在林妹妹死了之後，賈寶玉越想越看出環境的可怕，越想越覺得林妹妹的可憐，越想越覺得自己當時的糊塗。
市儈主義的集團終于把“反市儈主義”的聯合戰線拆散了！這是《紅樓夢》悲劇的頂點。
林妹妹沒有錯，她貫徹了她的主義。
賈寶玉徘徊瞻顧，不決然地和市儈主義者宣戰，也正是他的市儈的特色，而終于作了市儈主義的犧牲。
所好的他還能正視現實，所以終能看出這悲劇的本質，而站到反市儈主義者這面，終于完成了反市儈主義的聯合。
在托爾斯泰時代，俄國出現了很多忏悔貴族，許多偉大的文學家們差不多都是。
尤其是在屠格涅夫的篇章裡，他表現着一種對于農民的含着眼淚的眷愛。
他差不多把所有的家财都還給農奴。
這些中國的羅亭，外國的曹雪芹，他們都是在最後的一瞬間，放棄了維護市儈主義的立場，而宣言了自己明澈的态度。
他們施舍了财産，固然不能解決問題的本身，但是卻對封建貴族的統治的完美作了一個大破壞。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的男女青年“到民間去”的運動，風起雲湧，像中國的“一二·九”運動一樣，他們到烏拉爾去、伏爾加去、南方去、頓河去，号召農民和工人起來反抗殘暴昏庸的政治。
在落後的俄國，這種莊嚴的感情成了一種民族的痛苦的象征。
貴族的忏悔，就是在于他們應接受了新的号召。
為什麼俄國十九世紀會出現了許多忏悔貴族，是因為農業社會的秩序的變更，喚醒他們對于新興工業社會秩序的服從。
他們意識到他們已經不是“自然”的寵兒，神權主義已經是淡薄了。
貴族的忏悔是在人力已經開始足以控制自然的時候，才能夠發生。
像俄國的那樣的忏悔貴族，在中國是沒有的，像托爾斯泰，最後放棄了他的堡邸，出亡在西伯利亞的荒村，在風雪裡悄悄地死亡，對于中國的封建貴族是不堪想象的事。
因為中國的封建貴族并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市儈主義。
這個原因很複雜：第一，因為清朝的統治是一個帝國主義征服下的統治，旗人的貴族是異族，民人的貴族，對滿洲帝王也是奴才，他們對于人民的感情是絕對的。
第二，是中國儒教的思想，儒教是一種市民宗教，還比不上俄國的正教是農民社會的宗教，儒教是一個“沒有信仰”的宗教，這一點正說明它是一個市儈的說教，所以儒教教得人寡廉鮮恥、男盜女娼了。
第三，中國的農業社會已經有幾千年的曆史，曆代的學者都是為了這善良的秩序而歌唱，認為這個制度本身是沒有罪惡的，永遠不會倒的，所以更用不着為迎接新興的制度來忏悔。
第四，中國人對什麼都沒有執著感，有人派定這是黃老的彌天大罪，那是儒家的栽贓。
其實，這是暴君專制的結果。
因此中國人對什麼都沒信仰，所以忏悔的心情也薄弱。
由于這種種原因，中國沒有忏悔貴族。
五四運動是開蒙了，“一二·九”運動是深入民間了，救亡的青年男女在風沙裡奔馳着，中國的貴族在酒吧間裡向舞女忏悔，他們在××買好了地皮，讓兒子取得了外國國籍，他們準備了自己的白俄的命運了。
中國的解放是中國現在每個人的責任，因為中國是一個民族解放的運動，中國的命運的完成是在于統一戰線的完成。
殖民地次殖民裡，“人的覺醒”和“硬骨頭”的性格是最可珍貴的。
幽囚在明代古屋的張學良的執著，由于他是農民的兒子，他有着土地的執拗的緣故。
蕭伯納說他是一個“很爽快的男子漢”，蕭的太太說他是“×××的人”，有人告訴我，延安方面要求放他出來。
在中國貴族的忏悔是不可以的，要一忏悔便有藏之古屋而不得出來的危險，因為取得了反市儈主義的戰鬥的聯盟的緣故。
釋迦牟尼說：“衆生皆可成佛！”耶稣基督說：“真理的門永遠開着！”魯迅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1941年3月25日寫 （原載香港《時代批評》，1941年第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