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茶叙
關燈
小
中
大
，曹雪芹又不要人們隻從字面上去理解，他又造出“幻境”、“通靈”來，真真假假，有有無無，杜撰發明，自我作古。
曹雪芹借着太君的口，駁斥了曆來“言情”小說的陳詞濫調；又借賈雨村的嘴巴說出對邪正的看法，使自己獨立思考得到共識。
從曹丕、劉勰，到後來的袁宏道，都是從文體氣韻來立論。
李贽、袁宏道等敢于打破舊傳統，但也無力建立新傳統。
曹雪芹時代還沒有聽過寫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之類的論點。
當然，暗合容或有之。
但是，現實主義這個寶葫蘆，我認為還不能把曹雪芹裝得下。
曹雪芹自己也說，他是在“追蹤蹑迹，不敢稍加穿鑿”。
那麼，曹雪芹一直被奉為現實主義大師，不是很合榫嗎？但他的故事又是開始于“大荒山”、“無稽崖”的，整個故事就是紮根在這無稽無考的地方，主角又是一塊頑石、一株绛珠草所化。
曹雪芹就是對他們落入“大觀園”中所作的細緻的追蹤蹑迹。
這些就不是寫實主義所能概括得了的。
從文字實質和作者的說話裡，依我分析，作者追求的是一種“意象”。
這裡，用不着指他歸屬于什麼主義，如果一定要加上“主義”二字，我認為隻能是“曹雪芹主義”才是合适的。
《紅樓夢》是立體的，它的空間廣闊，時間緊縮，所以在作者腦子裡已形成一種細緻的層次感。
像孫思邈行醫抓藥似的，戥子精細，分量不苟，而且藥材分别包成小包，标識藥名，哪味藥先熬，哪味藥後煎，還說明藥劑以什麼作“引子”，這才投入藥壺中去。
而藥方隻是按病開出的，所以《紅樓夢》裡的人物有主次，情節有簡繁之分。
這從“金陵十二钗”有正、副、又副的區分，以及曹雪芹拟定的“情榜”中都可看出。
《紅樓夢》是多層次事物、人物、情感的組合，對人物的評語，都透露出象征表現的意味，而用流行的說法加以概括。
特别是人物的地位，曹雪芹已經沖破階級觀，在小說中以人物的發展，與事物的發展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從人物對事物的輕重影響來抒寫。
人物是情的化身，事物是情通過社會活動而表現出來的。
所以賈寶玉落得個“無事忙”，因為他認為不管什麼事，都和他有牽連。
曹雪芹認為“情”是生命的根，所以木石的根就種在“青埂峰”。
佛家認為，剪斷千萬諸般煩惱絲遁入空門，便能解脫。
老子說過：“道之為物……其中有情，其情甚真，其中有信。
”“情”原作“精”，精與情通用。
高亨定“精”為“情”，并列舉《莊子》、《荀子》來論證。
我同意高亨的說法。
老子說，“其中有信”的“信”，王弼注：“信，驗也”。
古詩雲：“常存抱柱信”是寫情的。
有“信”才有“情”。
信，是可以驗證的。
可以驗證的，就是真實不虛，不空不幻。
這些，都是針對“情”來提出解決問題的。
因為社會的不合理，才使情成為“幻”，落為“空”。
要戰勝“幻”和“空”，還得依靠“真情”才行。
《紅樓夢》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讨，這就是賈府的家政問題。
書中有個王鳳姐兼管兩府的作為，可以理出一條線來。
“一喉兩歌”也有人認為是主題之一。
秦可卿托夢給鳳姐諄諄囑咐的也是這個問題，寶钗進園不久，想辦的也是這個問題。
過去一般人都不願接觸這個問題，因為那樣會導緻人們認為曹雪芹還希望“大廈”不緻忽喇喇傾倒。
據說，在東洋有人講經濟管理，就從《紅樓夢》裡找些例子。
日本人慣于在文藝領域找尋文藝以外的東西。
我們假如要把“家政”換成“國政”來看，就不會擔心這種論點過于庸俗化。
從榮甯二府的門縫裡來看當朝國家，就可以從秦可卿、王熙鳳和薛寶钗身上，感到她們已經看到賈府經濟的調度失調，窟窿越來越大，不待查抄，也會衰敗的…… 當然，把《紅樓夢》看成是講述治理之道，是作繭自縛。
但是，在治理上她們是有眼光、有能力的。
秦可卿和薛寶钗沒有機會顯露出來，王熙風已有大顯身手的機會。
但是，王熙風是“女身”，她的舞台就不可運用整個社會關系網絡，她雖然不必像薛姨媽那樣，有時還要隔着簾子和男人說話，但毫無例外的，她在性格上必然也要受制于千百年來所養成的許多女性弱點，所以榮甯二府的結局是無可挽回的。
有的讀者，對王熙鳳深惡痛絕，對王熙鳳後來的下場，越慘越稱快。
電視劇《紅樓夢》把死後的王熙鳳在雪地上拖得那麼久，也是想滿足人們的這種心理。
有人認為她和寶玉也有關系，因而更恨她。
實際上，曹雪芹對她是同情的。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可話總是說不完的，何況我們這份小小的“茶叙”呢，就到此為止吧！ （原載台灣《幼獅文藝》，1994年第1期，總481期）
曹雪芹借着太君的口，駁斥了曆來“言情”小說的陳詞濫調；又借賈雨村的嘴巴說出對邪正的看法，使自己獨立思考得到共識。
從曹丕、劉勰，到後來的袁宏道，都是從文體氣韻來立論。
李贽、袁宏道等敢于打破舊傳統，但也無力建立新傳統。
曹雪芹時代還沒有聽過寫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之類的論點。
當然，暗合容或有之。
但是，現實主義這個寶葫蘆，我認為還不能把曹雪芹裝得下。
曹雪芹自己也說，他是在“追蹤蹑迹，不敢稍加穿鑿”。
那麼，曹雪芹一直被奉為現實主義大師，不是很合榫嗎？但他的故事又是開始于“大荒山”、“無稽崖”的，整個故事就是紮根在這無稽無考的地方，主角又是一塊頑石、一株绛珠草所化。
曹雪芹就是對他們落入“大觀園”中所作的細緻的追蹤蹑迹。
這些就不是寫實主義所能概括得了的。
從文字實質和作者的說話裡，依我分析，作者追求的是一種“意象”。
這裡，用不着指他歸屬于什麼主義，如果一定要加上“主義”二字，我認為隻能是“曹雪芹主義”才是合适的。
《紅樓夢》是立體的，它的空間廣闊，時間緊縮，所以在作者腦子裡已形成一種細緻的層次感。
像孫思邈行醫抓藥似的，戥子精細，分量不苟，而且藥材分别包成小包，标識藥名，哪味藥先熬，哪味藥後煎，還說明藥劑以什麼作“引子”，這才投入藥壺中去。
而藥方隻是按病開出的，所以《紅樓夢》裡的人物有主次，情節有簡繁之分。
這從“金陵十二钗”有正、副、又副的區分，以及曹雪芹拟定的“情榜”中都可看出。
《紅樓夢》是多層次事物、人物、情感的組合，對人物的評語，都透露出象征表現的意味，而用流行的說法加以概括。
特别是人物的地位，曹雪芹已經沖破階級觀，在小說中以人物的發展，與事物的發展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從人物對事物的輕重影響來抒寫。
人物是情的化身，事物是情通過社會活動而表現出來的。
所以賈寶玉落得個“無事忙”，因為他認為不管什麼事，都和他有牽連。
曹雪芹認為“情”是生命的根，所以木石的根就種在“青埂峰”。
佛家認為，剪斷千萬諸般煩惱絲遁入空門，便能解脫。
老子說過：“道之為物……其中有情，其情甚真，其中有信。
”“情”原作“精”，精與情通用。
高亨定“精”為“情”，并列舉《莊子》、《荀子》來論證。
我同意高亨的說法。
老子說，“其中有信”的“信”，王弼注：“信，驗也”。
古詩雲：“常存抱柱信”是寫情的。
有“信”才有“情”。
信，是可以驗證的。
可以驗證的，就是真實不虛，不空不幻。
這些，都是針對“情”來提出解決問題的。
因為社會的不合理，才使情成為“幻”，落為“空”。
要戰勝“幻”和“空”，還得依靠“真情”才行。
《紅樓夢》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讨，這就是賈府的家政問題。
書中有個王鳳姐兼管兩府的作為，可以理出一條線來。
“一喉兩歌”也有人認為是主題之一。
秦可卿托夢給鳳姐諄諄囑咐的也是這個問題，寶钗進園不久，想辦的也是這個問題。
過去一般人都不願接觸這個問題，因為那樣會導緻人們認為曹雪芹還希望“大廈”不緻忽喇喇傾倒。
據說，在東洋有人講經濟管理，就從《紅樓夢》裡找些例子。
日本人慣于在文藝領域找尋文藝以外的東西。
我們假如要把“家政”換成“國政”來看，就不會擔心這種論點過于庸俗化。
從榮甯二府的門縫裡來看當朝國家，就可以從秦可卿、王熙鳳和薛寶钗身上，感到她們已經看到賈府經濟的調度失調，窟窿越來越大，不待查抄，也會衰敗的…… 當然，把《紅樓夢》看成是講述治理之道，是作繭自縛。
但是，在治理上她們是有眼光、有能力的。
秦可卿和薛寶钗沒有機會顯露出來，王熙風已有大顯身手的機會。
但是，王熙風是“女身”，她的舞台就不可運用整個社會關系網絡，她雖然不必像薛姨媽那樣，有時還要隔着簾子和男人說話，但毫無例外的，她在性格上必然也要受制于千百年來所養成的許多女性弱點，所以榮甯二府的結局是無可挽回的。
有的讀者，對王熙鳳深惡痛絕，對王熙鳳後來的下場，越慘越稱快。
電視劇《紅樓夢》把死後的王熙鳳在雪地上拖得那麼久，也是想滿足人們的這種心理。
有人認為她和寶玉也有關系，因而更恨她。
實際上，曹雪芹對她是同情的。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可話總是說不完的，何況我們這份小小的“茶叙”呢，就到此為止吧！ （原載台灣《幼獅文藝》，1994年第1期，總4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