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忏悔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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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在一個大苦悶的時代，閉着，閉着，到後來一定要來一個大爆發，而得到大覺悟。
十九世紀英國産業活動急劇地進行着，旋風卷葉似的卷走了舊世界的面貌，把世界完全改裝了，它帶給了人類一種全新的認識。
好像一座新的異教大神突然地出現在土地上一樣。
這時最感到沖動的，是那些農業國家。
他們對于這新的變動感到新奇激動，又猜疑懼怕。
當時的半亞洲的俄國和歐洲的德國，他們都是落後的，都是鄉願式地躲在狹隘的農業社會裡不願出頭的。
但是新的浪潮來了，英國社會的産業活動帶給他們以新的遠景。
他們看見了，他們就不能不思索了。
他們對于新的追求是迫切的，急不可待的。
大概一個新時代的變革，最初的表現，最大的部分要寄托在人的感情上面，到後來感情凝固了，結成理智的實體，行動才達到了決定的階段。
但是在一個新的變革之前，表現得最清楚的卻是感情的激變，列甯說：“心境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事情！”感情常常是意識的綜合，它受意識的決定，而且也能決定意識的。
在盧梭時代的法國，小資産階級站起來争取“人的自覺”時，這種震撼心魄的劇烈的鬥争，是寄托在一個鄉下的小紳士和對于一個妓女的愛情的争取裡。
亞猛要求向一個隻有貴族階級才可玩弄的一個指定的妓女要求愛情，是他對于貴族階級的一種政治抗議，是小資産階級要求戀愛權利的徹底貫徹。
馬格利特用全部肉體和靈魂來響應着亞猛的革命，是馬格利特意識到人的自覺。
馬格利特終于犧牲了自己的卑賤的靈魂而完成了一個高貴的小姐的身份和權利，是馬格利特把這件事情不當作愛情事件來處理的最大的證據。
是馬格利特把愛情部分犧牲了，作到了完整的政治的說明。
但這一切是隐藏在一個感傷的愛情故事之下進行着。
在歌德時代的德國，對于虛僞的社會秩序的鬥争，是隐藏在維特對于夏綠蒂的求愛裡，而以維特的死，宣言了這個不可調協性。
維特寫道：“冒險嗎？為什麼我要用這個愚蠢的字眼？……我們的市民的，我們的虛僞的秩序……這才是真正的冒險，完全的畸形！” 維特的意思是說，他和夏綠蒂的戀愛是極自然、極平常的事，并不是什麼叛逆的冒險，而是日常生活的感情的契合。
維特的激憤，終于是以自己的生命作為了賭注，而作了新道德的殉教。
用可以死去的決然的心情宣言了人類真正的道德規律，用這種感情宣言了人的自覺的勝利。
恩格斯說：寫作“維特”的時候，歌德完成了最大的批評事業之一。
“維特”絕不是單純的傷感主義的愛情小說，像歌德的讀者從來根據“人的理解”所想的那樣。
“維特對夏綠蒂的戀愛不過是一條杠杆，不過是徹底的情緒的泛神論之悲劇的擔當者”。
維特的自殺，“不是為了戀愛，是因為抱着不幸的泛神論的意識的他，不能究明自己與世界之間的相互關系”。
“維特以藝術的技巧，告發現代社會的一切腐敗，披露社會疾痛的最深的根底，它的宗教的哲學的基礎”。
維特是用生命來向舊社會秩序攻擊着。
但是這一切的進行，是隐藏在一個感傷的愛情故事的底下進行。
在屠格涅夫時代的俄國，利沙和拉夫列茨基的戀愛，是正義和正義的聯合，利沙的走向拉夫列茨基是利沙對于正義的衛護行為。
拉夫列茨基已經是中年人了，利沙還是個小女孩，利沙是愛光與美的，而光與美在拉夫列茨基身上都已經退了色了，而利沙無條件地走向他，支持了他的頹敗的心情，支持了他的被欺騙之後的沮喪，是利沙自顧地支持了正義。
因為拉夫列茨基的夫人是俄國貴族階級的市儈主義的典型，拉夫列茨基的夫人的無恥和自私正是沙皇制度下的貴族政治的結晶，利沙鄙夷它，所以利沙和被它損害的那一面聯合；利沙的走向拉夫列茨基，是正義勝利的腳音。
利沙擔當了拉夫列茨基的夫人的讪笑和輕藐，是利沙擔當了政治的抗争，是利沙擔當了俄國未來的命運，利沙犧牲一切自己的光與美，而投向陰冷的閘門裡去，從來沒有考慮到妥協，是利沙用人的真純揭示了她對于貴族政治的徹底的憎恨。
但這一切的政治進行也是掩蓋在一個人和一個人的感情裡。
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法蘭西共和國的英勇的行進震撼了全世界，德谟克拉西的浪潮卷進了德國的土地。
這時在德國首先被喚起的是德國女人對于文學的激情。
這種形式也是很微妙的。
她們這種内心的奧秘，據亞曆山大·赫爾岑的說法，在四十年代的德國發生了一個巨大的精神的激動。
他在《一個家庭的戲劇》那篇文章裡，對于這種表緒的分析，曾作了
十九世紀英國産業活動急劇地進行着，旋風卷葉似的卷走了舊世界的面貌，把世界完全改裝了，它帶給了人類一種全新的認識。
好像一座新的異教大神突然地出現在土地上一樣。
這時最感到沖動的，是那些農業國家。
他們對于這新的變動感到新奇激動，又猜疑懼怕。
當時的半亞洲的俄國和歐洲的德國，他們都是落後的，都是鄉願式地躲在狹隘的農業社會裡不願出頭的。
但是新的浪潮來了，英國社會的産業活動帶給他們以新的遠景。
他們看見了，他們就不能不思索了。
他們對于新的追求是迫切的，急不可待的。
大概一個新時代的變革，最初的表現，最大的部分要寄托在人的感情上面，到後來感情凝固了，結成理智的實體，行動才達到了決定的階段。
但是在一個新的變革之前，表現得最清楚的卻是感情的激變，列甯說：“心境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事情！”感情常常是意識的綜合，它受意識的決定，而且也能決定意識的。
在盧梭時代的法國，小資産階級站起來争取“人的自覺”時，這種震撼心魄的劇烈的鬥争，是寄托在一個鄉下的小紳士和對于一個妓女的愛情的争取裡。
亞猛要求向一個隻有貴族階級才可玩弄的一個指定的妓女要求愛情，是他對于貴族階級的一種政治抗議，是小資産階級要求戀愛權利的徹底貫徹。
馬格利特用全部肉體和靈魂來響應着亞猛的革命，是馬格利特意識到人的自覺。
馬格利特終于犧牲了自己的卑賤的靈魂而完成了一個高貴的小姐的身份和權利，是馬格利特把這件事情不當作愛情事件來處理的最大的證據。
是馬格利特把愛情部分犧牲了，作到了完整的政治的說明。
但這一切是隐藏在一個感傷的愛情故事之下進行着。
在歌德時代的德國，對于虛僞的社會秩序的鬥争，是隐藏在維特對于夏綠蒂的求愛裡，而以維特的死，宣言了這個不可調協性。
維特寫道：“冒險嗎？為什麼我要用這個愚蠢的字眼？……我們的市民的，我們的虛僞的秩序……這才是真正的冒險，完全的畸形！” 維特的意思是說，他和夏綠蒂的戀愛是極自然、極平常的事，并不是什麼叛逆的冒險，而是日常生活的感情的契合。
維特的激憤，終于是以自己的生命作為了賭注，而作了新道德的殉教。
用可以死去的決然的心情宣言了人類真正的道德規律，用這種感情宣言了人的自覺的勝利。
恩格斯說：寫作“維特”的時候，歌德完成了最大的批評事業之一。
“維特”絕不是單純的傷感主義的愛情小說，像歌德的讀者從來根據“人的理解”所想的那樣。
“維特對夏綠蒂的戀愛不過是一條杠杆，不過是徹底的情緒的泛神論之悲劇的擔當者”。
維特的自殺，“不是為了戀愛，是因為抱着不幸的泛神論的意識的他，不能究明自己與世界之間的相互關系”。
“維特以藝術的技巧，告發現代社會的一切腐敗，披露社會疾痛的最深的根底，它的宗教的哲學的基礎”。
維特是用生命來向舊社會秩序攻擊着。
但是這一切的進行，是隐藏在一個感傷的愛情故事的底下進行。
在屠格涅夫時代的俄國，利沙和拉夫列茨基的戀愛，是正義和正義的聯合，利沙的走向拉夫列茨基是利沙對于正義的衛護行為。
拉夫列茨基已經是中年人了，利沙還是個小女孩，利沙是愛光與美的，而光與美在拉夫列茨基身上都已經退了色了，而利沙無條件地走向他，支持了他的頹敗的心情，支持了他的被欺騙之後的沮喪，是利沙自顧地支持了正義。
因為拉夫列茨基的夫人是俄國貴族階級的市儈主義的典型，拉夫列茨基的夫人的無恥和自私正是沙皇制度下的貴族政治的結晶，利沙鄙夷它，所以利沙和被它損害的那一面聯合；利沙的走向拉夫列茨基，是正義勝利的腳音。
利沙擔當了拉夫列茨基的夫人的讪笑和輕藐，是利沙擔當了政治的抗争，是利沙擔當了俄國未來的命運，利沙犧牲一切自己的光與美，而投向陰冷的閘門裡去，從來沒有考慮到妥協，是利沙用人的真純揭示了她對于貴族政治的徹底的憎恨。
但這一切的政治進行也是掩蓋在一個人和一個人的感情裡。
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法蘭西共和國的英勇的行進震撼了全世界，德谟克拉西的浪潮卷進了德國的土地。
這時在德國首先被喚起的是德國女人對于文學的激情。
這種形式也是很微妙的。
她們這種内心的奧秘，據亞曆山大·赫爾岑的說法，在四十年代的德國發生了一個巨大的精神的激動。
他在《一個家庭的戲劇》那篇文章裡，對于這種表緒的分析，曾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