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的結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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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罷《人之初》這個劇本，不禁悲從中來，作者就像一個小醜，粉墨登場，博人一笑，而他笑臉之下，卻藏着流不勝流的眼淚。生在物質文明的現代，一個人很容易淪成一個悲觀主義者。我們感覺心靈一天比一天枯竭，精神一天比一天狹隘，有什麼東西在麻痹它，在污渎它，在噎窒它。為了我們方便，舒服，我們給自己造了一個敵人，我們的生活截然劃成了兩個存在：一個是良心，一個是金錢。良心做成我們的安甯，金錢做成我們的安逸，二者形成道德的兩座守門的大獅，永遠在自相殘殺。但是，勝利的不是良心，這就是人類悲哀的源泉，也正是《人之初》所給我們的強烈的暗示。
作者是一個憤世之徒。他把諷刺提到最高的高度，用一個具有神聖使命的小學教員做活動的開始。而這位小學教員，又是全校唯一無二的良好的師資，看第一幕時候，你覺得他也許太老實(因為你缺乏他的良心)，但是你同情他，你希望你的子弟能夠得到那樣一位師資，如今你看到了第四幕——什麼!你聽聽看：
你不要救我，你還是先救你自己的窮罷!
因為他闊了，他得到一個有良心的可憐的小學教員所夢想不到的東西。他換了一個人：他的良心死了。作者告訴我們，一個有良心的人，就是一付手套也不用妄想買到。這個社會(你不須吃驚，這正是我們地球上一切高貴的社會)是鬼蜮社會，在這裡活動的是魔鬼，是死了良心的男男女女。
作者不僅在嘲弄我們，他簡直在鞭撻我們。在他原著的前頁，他引了一句理發店的夥計(不是什麼古聖昔賢的格言)的氣話：
先生，你瞧，這個社會要是繼續下去的話，會把公正的士女殺光了的。
作者悲觀的思想好比一團火。他希望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讓我說一句，他是無比的酷虐的，他不肯騙我們，随便攜給我們一種虛妄的安慰，他在結尾告訴我們另一位可憐的有良心的小學教員也搖動了。
陶：那一位是經理先生的秘書?
打字員：沒有秘書。
陶：喔!沒有秘書?
這位教訓了半天他堕落的同事的好先生，自己也入了魔道，打算扔了他清苦的生涯，來鑽營這個經理室内的肥缺。
還有比作者冷到殘忍的程度的?他活活罵夠了我們這些經不起誘惑的弱者。
謝謝我們的導演吳仞之先生，他大起膽子給《人之初》換了一個結尾。他設法删掉那最後的苦辣場面，沒有全讓良心投降，至少這個社會還沒有壞到那樣一個不可救藥的地步。有人投降了，但是有人站住了。站住的人也許是傻子，然而我們愛這頑強的傻子。吳先生改了陶的性格，改了它所賦有的意義，他要在滔滔洪流之中，給我們留下一棵中流砥柱。陶在最後象征的是良心，良善，而那位少婦，一個見風轉舵的寄生蟲，象征的是金錢享受，物質生活。而男主角張伯男正好象征我們心旌搖搖的人性。
這種修正是必然的，美好的。因為我們如今需要的，在破壞而又破壞之後，是一種積極性的建設。
導演的大膽手法是值得我們特别提出來稱道而感謝的。
(載1938年9月25日《導報·戲劇》第14期《人之初》公演特刊)
***
[1]《人之初》原是法國近代名著之一，前由鄭延谷譯為中文，曾得中法聯誼會1936年度文學獎金，後由顧種彜改編，吳仞之導演。——編者
作者是一個憤世之徒。他把諷刺提到最高的高度，用一個具有神聖使命的小學教員做活動的開始。而這位小學教員，又是全校唯一無二的良好的師資，看第一幕時候，你覺得他也許太老實(因為你缺乏他的良心)，但是你同情他，你希望你的子弟能夠得到那樣一位師資，如今你看到了第四幕——什麼!你聽聽看：
你不要救我，你還是先救你自己的窮罷!
因為他闊了，他得到一個有良心的可憐的小學教員所夢想不到的東西。他換了一個人：他的良心死了。作者告訴我們，一個有良心的人，就是一付手套也不用妄想買到。這個社會(你不須吃驚，這正是我們地球上一切高貴的社會)是鬼蜮社會，在這裡活動的是魔鬼，是死了良心的男男女女。
作者不僅在嘲弄我們，他簡直在鞭撻我們。在他原著的前頁，他引了一句理發店的夥計(不是什麼古聖昔賢的格言)的氣話：
先生，你瞧，這個社會要是繼續下去的話，會把公正的士女殺光了的。
作者悲觀的思想好比一團火。他希望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讓我說一句，他是無比的酷虐的，他不肯騙我們，随便攜給我們一種虛妄的安慰，他在結尾告訴我們另一位可憐的有良心的小學教員也搖動了。
陶：那一位是經理先生的秘書?
打字員：沒有秘書。
陶：喔!沒有秘書?
這位教訓了半天他堕落的同事的好先生，自己也入了魔道，打算扔了他清苦的生涯，來鑽營這個經理室内的肥缺。
還有比作者冷到殘忍的程度的?他活活罵夠了我們這些經不起誘惑的弱者。
謝謝我們的導演吳仞之先生，他大起膽子給《人之初》換了一個結尾。他設法删掉那最後的苦辣場面，沒有全讓良心投降，至少這個社會還沒有壞到那樣一個不可救藥的地步。有人投降了，但是有人站住了。站住的人也許是傻子，然而我們愛這頑強的傻子。吳先生改了陶的性格，改了它所賦有的意義，他要在滔滔洪流之中，給我們留下一棵中流砥柱。陶在最後象征的是良心，良善，而那位少婦，一個見風轉舵的寄生蟲，象征的是金錢享受，物質生活。而男主角張伯男正好象征我們心旌搖搖的人性。
這種修正是必然的，美好的。因為我們如今需要的，在破壞而又破壞之後，是一種積極性的建設。
導演的大膽手法是值得我們特别提出來稱道而感謝的。
(載1938年9月25日《導報·戲劇》第14期《人之初》公演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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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之初》原是法國近代名著之一，前由鄭延谷譯為中文，曾得中法聯誼會1936年度文學獎金，後由顧種彜改編，吳仞之導演。——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