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魯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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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的勤慎和修養放在一旁，有一點格外顯出他的超異：他不為書局湊數。
他為他認定的理想工作。
他也許窄，然而我們愛他如此，因為他有他深厚的性格做根據，因為雖說政治的主張決定他的選擇，所選擇的傑作卻跳出政治的主張，化入人人的心靈。
文學不是一個絕緣體一切人類的現象都是它的對象。
在這些現象之中，政治是一塊吸力最大的磁石。
在我們這時代，出乎文學，入乎政治，出乎政治，入乎文學，早已不足為奇。
奇的是文學變成一種工具，一種發洩，一種口号，單單忘掉了它自己。
文學是一切，然而我們相信，絕不會單是口号。
口号可以變成文學，文學原本就是一種發洩。
然而文學不可以變成口号，發洩可不就是文學。
所以，忽略文學的健全和關聯，我們一再嘗試，一再失敗。
我們不是缺乏生活，并非沒有經驗。
我們有一切資源，然而木是木，石是石，架不成一座大廈。
藝術是一個無情的女神，半心半意不用妄想她的青睐。
蘇聯文學顧問會要她的學徒使用“藝術描摹的語言”，同時在要求避免“記錄式的，幹燥的議論”，以及“政治的雜音”之餘，進而指示道：“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把表現往往代以議論，這是最大主要的一個缺點。
” 一個對于文學有素養的人，例如魯迅，雖說具有強烈的政治思想，明白文學和政治的關聯同距離。
他最好的說明便是他的翻譯。
三為什麼魯迅放棄小說的寫作 愛護小說心切的人，往往責難魯迅放棄小說的寫作。
但是，魯迅，甚至于愛護魯迅的人，卻很少解說這有趣的現象。
诽謗他的，每每以為他的想象枯窘了，所以他放聰明些，便不寫了。
因為他沒有興趣，也實在寫不出來了。
實際，如今魯迅去了世，任誰猜謎說夢，都難免“小人”之譏。
不想墜入這種诽謗的惡例，我們暫且提出三個假設：第一，他政治的見解不容他創作，文學出自深切的經驗，而他的過去就他看來不值一文。
他不能從正面下手。
從正面下手，他首先繳械，熱情洋溢，而世故把他的熱情逼進去所以他冷酷(因為太熱情)，謾罵(因為太愛惜)，諷刺(因為太清醒)。
他用《故事新編》結束他小說家的生涯，便是一個悲壯的證明。
他把希望寄在有為的年輕人身上。
因為他們不和他一樣，不和别人一樣，另一隻腳踩在一個陳舊的世紀。
他的光明映出他的影子。
沒有影子的光明屬于那些為未來而在現時掙紮的生龍活虎的青年。
第二，他以為雜文(破壞的，修正的，建設的)更切急需他的目标是人類的幸福，雜文的效驗來得快，也來得廣。
結論就是他重視革命事業，甚于文學方面的成就。
他特别提出章太炎的革命功績，便是一個證明。
第三，他的方面和視野太廣，在他的内心形成一種沖突，不安定，因而互相抵消，其中勝利的便是雜文所需的力量，一種碎裂，仿佛地雷的爆炸。
這三種心理的解釋，也許都無一是。
其實為什麼他放棄小說的寫作，我們可以從另外兩個問題找出相當的暗示。
這就是：為什麼他從事寫作雜文?為什麼他從事翻譯小說?把前面提出的三點揉搓在一起看，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一些線索。
和一切先覺者的存在一樣，這是一出悲劇。
他是一個撒種子的人，收獲留給未來。
他的傳記者一定會說給我們知道的。
(選自《李健吾文學評論選》，甯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1]原載1938年12月18日《星島日報·星座》。
——編者
他為他認定的理想工作。
他也許窄，然而我們愛他如此，因為他有他深厚的性格做根據，因為雖說政治的主張決定他的選擇，所選擇的傑作卻跳出政治的主張，化入人人的心靈。
文學不是一個絕緣體一切人類的現象都是它的對象。
在這些現象之中，政治是一塊吸力最大的磁石。
在我們這時代，出乎文學，入乎政治，出乎政治，入乎文學，早已不足為奇。
奇的是文學變成一種工具，一種發洩，一種口号，單單忘掉了它自己。
文學是一切，然而我們相信，絕不會單是口号。
口号可以變成文學，文學原本就是一種發洩。
然而文學不可以變成口号，發洩可不就是文學。
所以，忽略文學的健全和關聯，我們一再嘗試，一再失敗。
我們不是缺乏生活，并非沒有經驗。
我們有一切資源，然而木是木，石是石，架不成一座大廈。
藝術是一個無情的女神，半心半意不用妄想她的青睐。
蘇聯文學顧問會要她的學徒使用“藝術描摹的語言”，同時在要求避免“記錄式的，幹燥的議論”，以及“政治的雜音”之餘，進而指示道：“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把表現往往代以議論，這是最大主要的一個缺點。
” 一個對于文學有素養的人，例如魯迅，雖說具有強烈的政治思想，明白文學和政治的關聯同距離。
他最好的說明便是他的翻譯。
三為什麼魯迅放棄小說的寫作 愛護小說心切的人，往往責難魯迅放棄小說的寫作。
但是，魯迅，甚至于愛護魯迅的人，卻很少解說這有趣的現象。
诽謗他的，每每以為他的想象枯窘了，所以他放聰明些，便不寫了。
因為他沒有興趣，也實在寫不出來了。
實際，如今魯迅去了世，任誰猜謎說夢，都難免“小人”之譏。
不想墜入這種诽謗的惡例，我們暫且提出三個假設：第一，他政治的見解不容他創作，文學出自深切的經驗，而他的過去就他看來不值一文。
他不能從正面下手。
從正面下手，他首先繳械，熱情洋溢，而世故把他的熱情逼進去所以他冷酷(因為太熱情)，謾罵(因為太愛惜)，諷刺(因為太清醒)。
他用《故事新編》結束他小說家的生涯，便是一個悲壯的證明。
他把希望寄在有為的年輕人身上。
因為他們不和他一樣，不和别人一樣，另一隻腳踩在一個陳舊的世紀。
他的光明映出他的影子。
沒有影子的光明屬于那些為未來而在現時掙紮的生龍活虎的青年。
第二，他以為雜文(破壞的，修正的，建設的)更切急需他的目标是人類的幸福，雜文的效驗來得快，也來得廣。
結論就是他重視革命事業，甚于文學方面的成就。
他特别提出章太炎的革命功績，便是一個證明。
第三，他的方面和視野太廣，在他的内心形成一種沖突，不安定，因而互相抵消，其中勝利的便是雜文所需的力量，一種碎裂，仿佛地雷的爆炸。
這三種心理的解釋，也許都無一是。
其實為什麼他放棄小說的寫作，我們可以從另外兩個問題找出相當的暗示。
這就是：為什麼他從事寫作雜文?為什麼他從事翻譯小說?把前面提出的三點揉搓在一起看，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一些線索。
和一切先覺者的存在一樣，這是一出悲劇。
他是一個撒種子的人，收獲留給未來。
他的傳記者一定會說給我們知道的。
(選自《李健吾文學評論選》，甯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1]原載1938年12月18日《星島日報·星座》。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