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哭花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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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内心的潋滟，映照林黛玉之所以悲傷的觀感。
曹雪芹的手法是現實的，他所推呈的永遠是現象，他不過分刻畫，猶如現象之于宇宙，時時在不知不覺中轉變。
他所尋找的是形之于外的一切成分，例如人物的對話，代表内心的活動與性格的流露，他卻不透視進去，一筆一筆斧削。
他在卷二十三開始埋花的叙述，你以為這裡一定有若幹段美好的描寫，然而他不渲染，他最長最重的描寫也隻是：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岸下一塊石上坐着，展看《會真記》，從頭細看。
看到“落紅成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鬥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
寶玉要抖将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隻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内。
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
回來，隻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踟蹰間，隻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着花鋤，花鋤上挂着紗囊，手内拿着花帚。
以後是他們的對話。
曹雪芹要的隻是動作和對話，他不為描寫而描寫。
他的描寫永遠是從書中人物的眼睛看出來的，不是作者特地寫出來給讀者看的。
這正是現實主義的另一藝術手腕，不浪費筆墨，順着自然的程序，把事物擺在生活的表皮。
然而得到的效果，并不止于表皮。
外國小說作家，真正體驗到這裡的哲理，正式表而出之的，隻有法國十九世紀中葉的福樓拜。
福樓拜有方法補救這裡附帶的缺陷。
他可以想出種種方法解釋性格和動作。
曹雪芹也有方法掩護他的短拙。
方法之一便是《哭花詞》一類的應用。
真到卷二十七，他這才回到埋花的心理作用。
他不再正面直寫，他讓賈寶玉去聽。
而且，他不願意(心有所不忍)污渎高潔的林黛玉，如賈寶玉，如一般粗俗的作者與讀者，讓她唧哩咕噜也來一套怨天怨地的俚話： 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丫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
于是《哭花詞》出來了。
林黛玉的“委曲”依照曹雪芹，沒有散文可以傳達。
沒有比哭，一抹鼻涕，兩行眼淚，更醜陋的了。
曹雪芹用詩詞來洗雪。
林黛玉永遠不會像一個“丫頭”那樣在哭她作詩。
曹雪芹文人的心理想詩化人物現實的痛苦。
戲劇家特别明白這種道理。
散文自來派在鄙夫俗子的口裡。
林黛玉不是在哭花，她哭的是她的命運，那普天之下弱女子的桃花一般的命運。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哭花詞》的價值是内在的，不是裝飾的，不僅僅屬于文人的賣弄。
他們執行的是積極的藝術使命。
我們不妨進一步說，它的價值是心理的。
它解釋卷二十三的埋花。
因為，說到臨了，中國小說的文字的傳統，不必諱飾，自有它的缺陷。
最初我們用它記事，中間我們用它做表情，随後我們加以馴緻，用它叙述。
《石頭記》達到叙述最高的造詣。
但是，即使是在《石頭記》裡面，它不分析，也極少被用在心理的揭發。
它用動作本身去解釋。
它也不描寫。
然而經驗深廣如曹雪芹，他絕不放棄景物之于内心的影響。
曹雪芹屬于傳統，去蕪存菁，他已然高于他的傳統。
毛病在中國文字本質。
一個一個方塊，富有詩意，就是難以迎合生活的繁複的演變。
尋找字句去分析，尋找字句去描寫，還要它們是散文，是純潔的散文，這需要四萬萬人長期的共同努力。
我們這二千年出了過多的詩人，幾乎每一個人是詩人。
什麼樣的詩人!可是散文家，寥如晨星，前有莊子，次有司馬遷，後有我們這些欣欣向榮，然而不為人齒的小說家。
感謝他們的存在，我們的散文得到活的力量和榜樣。
曹雪芹盡心焉而已，他不能夠另外創造一份文字，得心應手，去為日新月異的人生服役。
他的天才底定了中國文字的叙述性，他另有聰明用詩逃避煩瑣的分析與描寫。
他是消極的。
《哭花詞》正好具有消極和積極的兩重功效。
最後，讓我修改一下我的判詞，曹雪芹真有本領，因為真有本領在知道本領的限度。
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 (選自《李健吾文學評論選》，甯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1]原載1940年6月1日《宇宙風》第100期。
——編者
曹雪芹的手法是現實的，他所推呈的永遠是現象，他不過分刻畫，猶如現象之于宇宙，時時在不知不覺中轉變。
他所尋找的是形之于外的一切成分，例如人物的對話，代表内心的活動與性格的流露，他卻不透視進去，一筆一筆斧削。
他在卷二十三開始埋花的叙述，你以為這裡一定有若幹段美好的描寫，然而他不渲染，他最長最重的描寫也隻是：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岸下一塊石上坐着，展看《會真記》，從頭細看。
看到“落紅成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鬥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
寶玉要抖将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隻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内。
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
回來，隻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踟蹰間，隻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着花鋤，花鋤上挂着紗囊，手内拿着花帚。
以後是他們的對話。
曹雪芹要的隻是動作和對話，他不為描寫而描寫。
他的描寫永遠是從書中人物的眼睛看出來的，不是作者特地寫出來給讀者看的。
這正是現實主義的另一藝術手腕，不浪費筆墨，順着自然的程序，把事物擺在生活的表皮。
然而得到的效果，并不止于表皮。
外國小說作家，真正體驗到這裡的哲理，正式表而出之的，隻有法國十九世紀中葉的福樓拜。
福樓拜有方法補救這裡附帶的缺陷。
他可以想出種種方法解釋性格和動作。
曹雪芹也有方法掩護他的短拙。
方法之一便是《哭花詞》一類的應用。
真到卷二十七，他這才回到埋花的心理作用。
他不再正面直寫，他讓賈寶玉去聽。
而且，他不願意(心有所不忍)污渎高潔的林黛玉，如賈寶玉，如一般粗俗的作者與讀者，讓她唧哩咕噜也來一套怨天怨地的俚話： 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丫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
于是《哭花詞》出來了。
林黛玉的“委曲”依照曹雪芹，沒有散文可以傳達。
沒有比哭，一抹鼻涕，兩行眼淚，更醜陋的了。
曹雪芹用詩詞來洗雪。
林黛玉永遠不會像一個“丫頭”那樣在哭她作詩。
曹雪芹文人的心理想詩化人物現實的痛苦。
戲劇家特别明白這種道理。
散文自來派在鄙夫俗子的口裡。
林黛玉不是在哭花，她哭的是她的命運，那普天之下弱女子的桃花一般的命運。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哭花詞》的價值是内在的，不是裝飾的，不僅僅屬于文人的賣弄。
他們執行的是積極的藝術使命。
我們不妨進一步說，它的價值是心理的。
它解釋卷二十三的埋花。
因為，說到臨了，中國小說的文字的傳統，不必諱飾，自有它的缺陷。
最初我們用它記事，中間我們用它做表情，随後我們加以馴緻，用它叙述。
《石頭記》達到叙述最高的造詣。
但是，即使是在《石頭記》裡面，它不分析，也極少被用在心理的揭發。
它用動作本身去解釋。
它也不描寫。
然而經驗深廣如曹雪芹，他絕不放棄景物之于内心的影響。
曹雪芹屬于傳統，去蕪存菁，他已然高于他的傳統。
毛病在中國文字本質。
一個一個方塊，富有詩意，就是難以迎合生活的繁複的演變。
尋找字句去分析，尋找字句去描寫，還要它們是散文，是純潔的散文，這需要四萬萬人長期的共同努力。
我們這二千年出了過多的詩人，幾乎每一個人是詩人。
什麼樣的詩人!可是散文家，寥如晨星，前有莊子，次有司馬遷，後有我們這些欣欣向榮，然而不為人齒的小說家。
感謝他們的存在，我們的散文得到活的力量和榜樣。
曹雪芹盡心焉而已，他不能夠另外創造一份文字，得心應手，去為日新月異的人生服役。
他的天才底定了中國文字的叙述性，他另有聰明用詩逃避煩瑣的分析與描寫。
他是消極的。
《哭花詞》正好具有消極和積極的兩重功效。
最後，讓我修改一下我的判詞，曹雪芹真有本領，因為真有本領在知道本領的限度。
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 (選自《李健吾文學評論選》，甯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1]原載1940年6月1日《宇宙風》第100期。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