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主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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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離群索居看做個人主義的一個特征，這裡有兩種看法，一個是實際的日常生活，一個是表現在文學裡面的情感思想。二者合一的個人主義，初期的浪漫主義是一個例證。說到浪漫主義，我們不免生出好些聯想。其中最明顯的便是社會主義擯斥個人主義。為了達到一個共同的目标，一個把人類平等化的普遍的幸福，社會主義要求犧牲個人和自由。在文學上，喚醒我們對于這惡濁的現實的認識的，浪漫主義算得一個功臣。或者說得透骨些，個人主義。有了盧梭離奇的經驗和他情感的彌漫，然後一座法國的斷頭台，一架瓦特的蒸汽機，幫着打開了我們的寤寐。法國大革命失敗了，因為在許多社會和政治的因素之中，人物具有過多的英雄氣質，過多的個人成分。然而，我們不能不同情，他們全有理想，全有熱情。他們要改良這個社會這個社會既老且大，如同頑石散沙，需要少數知能之士(都是好人)加以統治。我們必須制裁個人主義，然而制裁個人主義的，仍是個人主義。舊日的個人主義和今日的個人主義有一個絕大的差别：一個根據的是英雄的優越之感一個根據的是學術和社會經驗綜合起來的若幹條例。同樣是個人主義，有的利己，有的利他，經過一番考慮，我們可以發見相反的涵義。
然而失之毫厘，差之千裡，二者容易糾結不清，混淆我們的視聽。在物質文明的今日，一切分野，一切職業化，便是文學，因為商業化，印刷便利，讀者激增，也有變成一種專門事業的趨勢。我們不說職業，因為盡有人把文學看做職業，依然不是事業。職業是糊口，然而事業，尤其在文學上，猶如魯迅所謂“倘無才能”，還是及早打算，對自己方便。盡有實際為全人類全社會服役的有志之士，缺乏文學的才能，不得不把文學留給别人。難區别的不是他們，因為他們就從來沒有夢想把文學看做自己的事業。然而，即令同時他是一個文學制作者，拿起他的作品來看，我們也先有一個共同的标準，就是文學是文學，我們必須開始從它的本身推求它的價值。這是一個基本條件，具有清醒的社會意識的蘇聯文學顧問會，同樣告訴我們：“一個作家，要證明自己觀念的正确，不要用數字，推論，推理的方法，而主要地要用藝術描摹的語言。”
藝術的語言是文學的第一塊敲門磚。
第二塊敲門磚假定是蘇聯文學顧問會說的“觀念的正确”。如若人是一個社會的動物，文學是人的經驗的再現，沒有一件文學作品離得開社會，而不是作者和社會相成相削的反映。所以，具有富裕的個人氣息的浪漫主義，卻是反抗的而正面觀看的現實主義，斂起情感，有時倒引起我們對于現實若幹反感。作家不一定是自覺的社會主義者，無形之中，卻促動改進社會制度的思潮。巴爾紮克是一個王黨，揭露了王黨的腐惡。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不曉得巴爾紮克的政治觀念，然而為了他另一方面更大的功績，把這一點撇下不提。人不是完人，偉大如巴爾紮克，也隻是一個肉體。同樣福樓拜，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信徒，把政治、群衆、社會，甚至于人類，罵得體無完膚的隐士，他的《包法利夫人》卻那樣影響馬克思一家的兒女。馬克思小姐把它譯成英文，流行在英語世界。福樓拜自身屬于中産階級，中産階級卻毀在他的手心。他不能罵他身外的世界，猶如蘇聯文學顧問會勸告一般青年：“最有害的，是莫過于一個作家罵他所不知道的東西。”巴爾紮克和福樓拜，一個入世的英雄，一個逃世的隐士，對于社會和人類的貢獻是不自覺的，然而當前者把所愛的王黨社會罵得不堪，後者把所恨的中産階級罵得不堪的時候，他們并不有所掩飾或者額外誇張：一種共同的人類的正義之感克服了偏見，甚至于各自的個人主義。
如若從前有的是不自覺的，現在卻有的是自覺的。為了改進人類的幸福，有的從事于消極的破壞，有的從事于積極的建設。這裡全有一個限制：隻要一個人不谄媚他當前的權勢(個人，社會，政府，制度，等等)，隻要他為人類共有的高尚的理想活着，我們便把自由創造的權利給他。他曉得他在做什麼。既然清醒，他應當有為而為既然獨立，他就不甘受人利用。時代和他有密切的關聯，可是他不依附時代，群衆和他有密切的關聯，可是他不巴結群衆。所以他不會變。如若變，仿佛魯迅，他有他堅定的立場。他為人類的幸福活着，不是為某誰活着。這是真正的個人主義，也就不複是個人主義。
(選自《李健吾文學評論選》，甯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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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載1938年11月9日《文彙報·世紀風》，題為《個人主義的兩面觀》。——編者
然而失之毫厘，差之千裡，二者容易糾結不清，混淆我們的視聽。在物質文明的今日，一切分野，一切職業化，便是文學，因為商業化，印刷便利，讀者激增，也有變成一種專門事業的趨勢。我們不說職業，因為盡有人把文學看做職業，依然不是事業。職業是糊口，然而事業，尤其在文學上，猶如魯迅所謂“倘無才能”，還是及早打算，對自己方便。盡有實際為全人類全社會服役的有志之士，缺乏文學的才能，不得不把文學留給别人。難區别的不是他們，因為他們就從來沒有夢想把文學看做自己的事業。然而，即令同時他是一個文學制作者，拿起他的作品來看，我們也先有一個共同的标準，就是文學是文學，我們必須開始從它的本身推求它的價值。這是一個基本條件，具有清醒的社會意識的蘇聯文學顧問會，同樣告訴我們：“一個作家，要證明自己觀念的正确，不要用數字，推論，推理的方法，而主要地要用藝術描摹的語言。”
藝術的語言是文學的第一塊敲門磚。
第二塊敲門磚假定是蘇聯文學顧問會說的“觀念的正确”。如若人是一個社會的動物，文學是人的經驗的再現，沒有一件文學作品離得開社會，而不是作者和社會相成相削的反映。所以，具有富裕的個人氣息的浪漫主義，卻是反抗的而正面觀看的現實主義，斂起情感，有時倒引起我們對于現實若幹反感。作家不一定是自覺的社會主義者，無形之中，卻促動改進社會制度的思潮。巴爾紮克是一個王黨，揭露了王黨的腐惡。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不曉得巴爾紮克的政治觀念，然而為了他另一方面更大的功績，把這一點撇下不提。人不是完人，偉大如巴爾紮克，也隻是一個肉體。同樣福樓拜，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信徒，把政治、群衆、社會，甚至于人類，罵得體無完膚的隐士，他的《包法利夫人》卻那樣影響馬克思一家的兒女。馬克思小姐把它譯成英文，流行在英語世界。福樓拜自身屬于中産階級，中産階級卻毀在他的手心。他不能罵他身外的世界，猶如蘇聯文學顧問會勸告一般青年：“最有害的，是莫過于一個作家罵他所不知道的東西。”巴爾紮克和福樓拜，一個入世的英雄，一個逃世的隐士，對于社會和人類的貢獻是不自覺的，然而當前者把所愛的王黨社會罵得不堪，後者把所恨的中産階級罵得不堪的時候，他們并不有所掩飾或者額外誇張：一種共同的人類的正義之感克服了偏見，甚至于各自的個人主義。
如若從前有的是不自覺的，現在卻有的是自覺的。為了改進人類的幸福，有的從事于消極的破壞，有的從事于積極的建設。這裡全有一個限制：隻要一個人不谄媚他當前的權勢(個人，社會，政府，制度，等等)，隻要他為人類共有的高尚的理想活着，我們便把自由創造的權利給他。他曉得他在做什麼。既然清醒，他應當有為而為既然獨立，他就不甘受人利用。時代和他有密切的關聯，可是他不依附時代，群衆和他有密切的關聯，可是他不巴結群衆。所以他不會變。如若變，仿佛魯迅，他有他堅定的立場。他為人類的幸福活着，不是為某誰活着。這是真正的個人主義，也就不複是個人主義。
(選自《李健吾文學評論選》，甯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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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載1938年11月9日《文彙報·世紀風》，題為《個人主義的兩面觀》。——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