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小說的歧途[1]
關燈
小
中
大
《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一百零六期曾經刊載一篇文章，談論中國舊小說，提出兩個共同的成分：“(一)是一夫一妻制的性道德的擁護(二)是當前的統治勢力的維持。
”以為“凡是書中有教訓的話，有褒貶的話，有作者意向的話，總不出這兩點”。
一個小說家，甚至于如中國舊小說家，難道全是為了“擁護”或者“維持”，而後動筆行文嗎?是，或許不是。
為什麼是呢?我們随便翻看什麼才子佳人小說的序言，總不外乎： 從來才子佳人配合，是千古風流美事，正不知這句話，自古到今，壞了多少士人女子……如今待在下說一個忠烈的才子，奇異的佳人，使人猛醒風流中，大有關系于倫理的故事。
(《醒風流》) 這種教訓，或者道學的情調，是中國舊小說家一種普遍的應用我們與其全然歸于一種士大夫的道德的氣質，倒不如分開看做一種作者的權變，一種引人入彀的食餌，或者自欺以欺人的障眼法。
他們差不多都不脫最初平話，或者說書人的影響，總想把正文(小說)看做閑情，而前後硬嵌上的閑文(教訓)看做正意。
這也就是為什麼，舊小說難以來到一種完美的發展，往往離藝術較遠，離儒道更近。
唯其如此，一離開傳統的護符，舊小說便有自生自滅的可能：作者不想感動人，卻想教訓人，所以反而失敗。
他們把現象看做教訓的物證。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一大堆舊小說裡面，隻有很少幾部——《紅樓夢》《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具有較高的文學的價值。
這少數幾部并非不議論，然而它們白描的力量卻超過那一點道學先生的用意。
他們不曉得自己是藝術家，不曉得在弄什麼藝術的制作，也正因為不自覺，所以偶而富有非人為的自然的美麗。
不唯中國如此，這幾乎是西歐小說最初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
但是西歐小說具有迅速的進展，不久就從有意的教訓走向人生的直接表現。
教訓成為一種效果，并非作者給自己指定的一種目的。
然而我們，自來不重視小說，所以自來凝滞于唯一的既成的形式。
好像我們的民族，希望道德和一切溶合而成為一種中庸的品格，中國舊小說——甚至于目下一般有所為而為的歐化小說，——無論作者如何意識到，一時擺脫不開這種根深蒂固類似氣質的東西。
所以中國舊小說，往往倒是社會最忠實的呈現，最能供給社會學者一個曆史的現實。
但是，這隻是一種材料，一種方便，卻不能因之評判一部小說的價值。
我們一般欣賞的平常人，更在社會學者和其他學者的選擇以外，尋求一種全盤的真實——不僅僅是曆史的真實，因為曆史也不過是人類知識的一部分也不僅僅是思想的正确因為一件作品的組成是一個全人，全時代與全社會的交切，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具有充分的諒解，特别是我們後人。
是仇敵，我們勿需諒解是朋友，我們容易左袒然而我們，和作家無恩無怨，卻應該還他們一個本來面目，也就是公道。
我們必須從各方探讨，因為我們初和一部作品相會，走進一個陌生者的存在，成其所謂一種“靈魂的奇遇”。
所以，一部神怪小說，教育家可以看做迷信，禁止兒童閱讀，但是兒童卻傾心歡迎，不是因為迷信，卻因為神怪——這是一所新天地。
但是，迷信真就可以一網打盡所有的神怪小說嗎?這需要我們鑒别，——所以我們害怕籠統的批判，這裡是用多數犧牲少數，換一句話說，抹殺創作的性靈。
在藝術上，重要的是時代與社會，然而更重要的，卻是人。
一部小說可以具有時代與社會的背景或使命，但是必須有人出而完成。
所以在一大堆才子佳人小說裡面，《紅樓夢》跳出一頭，因為作者在創造——這就是他的小說的力量。
其實這個例一點不好，因為例如《紅樓夢》，教育家注目的倒是它的影響和效果，不忍心再産生一批賈寶玉或者一批林黛玉，他有絕對的理由。
然而正如藝術家有他絕對的天地或者理由，可以創造一個賈寶玉，或者一個林黛玉。
如若人人感到自己有一部分是賈寶玉，或者一部分是林黛玉，正是作者成功的證實。
如若沒有人同情他的人物，然而他的人物如此真實，如此完備，如此具體，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物
”以為“凡是書中有教訓的話，有褒貶的話，有作者意向的話，總不出這兩點”。
一個小說家，甚至于如中國舊小說家，難道全是為了“擁護”或者“維持”，而後動筆行文嗎?是，或許不是。
為什麼是呢?我們随便翻看什麼才子佳人小說的序言，總不外乎： 從來才子佳人配合，是千古風流美事，正不知這句話，自古到今，壞了多少士人女子……如今待在下說一個忠烈的才子，奇異的佳人，使人猛醒風流中，大有關系于倫理的故事。
(《醒風流》) 這種教訓，或者道學的情調，是中國舊小說家一種普遍的應用我們與其全然歸于一種士大夫的道德的氣質，倒不如分開看做一種作者的權變，一種引人入彀的食餌，或者自欺以欺人的障眼法。
他們差不多都不脫最初平話，或者說書人的影響，總想把正文(小說)看做閑情，而前後硬嵌上的閑文(教訓)看做正意。
這也就是為什麼，舊小說難以來到一種完美的發展，往往離藝術較遠，離儒道更近。
唯其如此，一離開傳統的護符，舊小說便有自生自滅的可能：作者不想感動人，卻想教訓人，所以反而失敗。
他們把現象看做教訓的物證。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一大堆舊小說裡面，隻有很少幾部——《紅樓夢》《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具有較高的文學的價值。
這少數幾部并非不議論，然而它們白描的力量卻超過那一點道學先生的用意。
他們不曉得自己是藝術家，不曉得在弄什麼藝術的制作，也正因為不自覺，所以偶而富有非人為的自然的美麗。
不唯中國如此，這幾乎是西歐小說最初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
但是西歐小說具有迅速的進展，不久就從有意的教訓走向人生的直接表現。
教訓成為一種效果，并非作者給自己指定的一種目的。
然而我們，自來不重視小說，所以自來凝滞于唯一的既成的形式。
好像我們的民族，希望道德和一切溶合而成為一種中庸的品格，中國舊小說——甚至于目下一般有所為而為的歐化小說，——無論作者如何意識到，一時擺脫不開這種根深蒂固類似氣質的東西。
所以中國舊小說，往往倒是社會最忠實的呈現，最能供給社會學者一個曆史的現實。
但是，這隻是一種材料，一種方便，卻不能因之評判一部小說的價值。
我們一般欣賞的平常人，更在社會學者和其他學者的選擇以外，尋求一種全盤的真實——不僅僅是曆史的真實，因為曆史也不過是人類知識的一部分也不僅僅是思想的正确因為一件作品的組成是一個全人，全時代與全社會的交切，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具有充分的諒解，特别是我們後人。
是仇敵，我們勿需諒解是朋友，我們容易左袒然而我們，和作家無恩無怨，卻應該還他們一個本來面目，也就是公道。
我們必須從各方探讨，因為我們初和一部作品相會，走進一個陌生者的存在，成其所謂一種“靈魂的奇遇”。
所以，一部神怪小說，教育家可以看做迷信，禁止兒童閱讀，但是兒童卻傾心歡迎，不是因為迷信，卻因為神怪——這是一所新天地。
但是，迷信真就可以一網打盡所有的神怪小說嗎?這需要我們鑒别，——所以我們害怕籠統的批判，這裡是用多數犧牲少數，換一句話說，抹殺創作的性靈。
在藝術上，重要的是時代與社會，然而更重要的，卻是人。
一部小說可以具有時代與社會的背景或使命，但是必須有人出而完成。
所以在一大堆才子佳人小說裡面，《紅樓夢》跳出一頭，因為作者在創造——這就是他的小說的力量。
其實這個例一點不好，因為例如《紅樓夢》，教育家注目的倒是它的影響和效果，不忍心再産生一批賈寶玉或者一批林黛玉，他有絕對的理由。
然而正如藝術家有他絕對的天地或者理由，可以創造一個賈寶玉，或者一個林黛玉。
如若人人感到自己有一部分是賈寶玉，或者一部分是林黛玉，正是作者成功的證實。
如若沒有人同情他的人物，然而他的人物如此真實，如此完備，如此具體，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