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從濫用名詞說起》——緻梁宗岱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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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方法”會和“氣質”擺在一起。
像你那樣好學深思的人，把“氣質”看做“屬于那被表現的本體”，而不來補起我最大的缺陷，實在是一種遺憾。
氣質是左右作者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同時也就是左右作品的氣質的最基本的條件，作者于無形中把他的氣質輸進他的作品，然而這不一定就是他要表現的本體(你的意思是指自我?)，我說不一定，我說無形中，福樓拜拼命要把自己删出他的作品，然而他删出了多少?他不要表現自己，但是無形中，誰做得主?但是，在我們意識上，誰用心在表現他的氣質的?我怕沒有一個人。
他們在表現自己，不錯他們在表現宇宙和自己加在一起的東西，不錯然而，表現他的氣質?我怕沒有一個人。
但是，決定一件作品的氣質的，出乎人的意外，正是作者的氣質。
現在，宗岱，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說“一切臨了都不過是一種方法，或者說得更妥當些，一種氣質”。
我的意思是說，象征主義和古典主義，以及一切其他的主義或者抽象的名詞，都不免有一個生理的心理的根據。
我們的氣質是遺傳(先天)和環境(後天)的混合物。
觀察一個名詞的産生，剝脫到底，我們便明白決定他命運的最基本的一個條件，有時不是别的，而是使用者的氣質。
你盡可以說我晦澀，否認我的論點，但是你得事先加細想一想，不能随便說我“濫用”。
同時你奇怪我那句“古典主義告訴我們，下雨就得說做下雨”這句話，“下雨就得說做下雨”，不是杜撰的，而是若幹年前念教科書時我就記住了的：這在拉布瑞耶(LaBruyère)的LesCaracters裡面。
書不在手頭，但是你一定記得起在那一節。
有一個例，我沒有舉，不過你也一定爛熟了，就是莫裡哀的LeBourgeoisGentil-homme的第二幕第六場後半場的對話。
你說，“古典主義最講究迂回的說法”，我完全同意。
你勸我讀一下臘辛[4]的喜劇，我一定等一個機會來重讀的，然而這依舊止不住我說：“古典主義平衍出來。
”而且，宗岱，你幫我在證明古典主義和象征主義沒有絕對的區别，你就沒有看出來嗎? 但是，第三，你說我應當先下一個定義或者界說，再來使用這些名詞，你就那樣憑信我字典式的才學，而且，你也不怕把我熬死，像我這樣病弱的身體?我不是你那類健康的真理的探讨者，沒有使用象征主義這個名詞，先寫上一兩萬言的偉麗的诠釋。
可是當你把詩歌一切的傑作看做象征主義的時節，你沒有想到我隻是拾你的牙慧，妄想打開若幹名詞的囚籠?而且，你多學究!我不是在下定義，我是在根據我全人的經驗寫出幾句自己要說的是非。
我要錯，就全錯因為我說什麼，我想什麼。
我也許才識淺妄，我也許言不達意，但是你必須追究一下我的來源。
有幾個人是自己的?我們還不都是一個記憶的組合?幸福的是天才，幸福的是自負，然而我們常人先是一堆打着過去的戳記的肉罷了。
你知道我喜歡學着寫戲，有時也就學着分析。
讓我做你一個實驗，要不，宗岱，你供我一次犧牲。
你注意我的字句，你卻停留在它們的門限。
你掃開别人的“交響樂”，卻想到自己的“交響樂”，那不耐寂寞的“‘象征主義’末尾關于波特萊爾的一段文字”。
這還罷了，你不知道我“中心思想何在”，雖說你秤一秤第一句話，掂一掂末一句，你不知道“中心思想何在”。
我是在寫文章，不是在做綱要。
我沒有義務告訴你那一句特别重要，那一句是我的中心觀念。
随你看，看錯了，除非我不會寫文章，否則隻是你看錯了。
我承認我不會寫文章，然而你沒有看出來，也是真的。
假如一定要我指明的話，就是：哪一句話也不全是，哪一句話也是。
假如你說我滑頭，好了，我給你一句，就在你的文章裡面：“象征主義和古典主義不獨不是不容，并且也不一定是相對立的。
” 三月三日 (載1937年4月2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318期) *** [1]1936年，李健吾先生在《文學集刊》(第1卷第4期)上發表署名劉西渭的評論文章《畫夢錄》，1937年3月31日梁宗岱先生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發表《從濫用名詞說起》，對《畫夢錄》一文提出了批評。
李健吾先生的《讀〈從濫用名詞說起〉》一文即是對梁宗岱先生文章的回答。
此後，梁宗岱先生又于1937年4月28日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發表《從〈從濫用名詞說起〉的餘波——緻李健吾先生》譯文，上官碧(沈從文)先生也于1937年6月30日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濫用名詞的商榷》。
——編者 [2]即音譯的“交響樂”。
——編者 [3]朱光潛先生。
——編者 [4]現在的通用譯法是拉辛。
——編者
像你那樣好學深思的人，把“氣質”看做“屬于那被表現的本體”，而不來補起我最大的缺陷，實在是一種遺憾。
氣質是左右作者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同時也就是左右作品的氣質的最基本的條件，作者于無形中把他的氣質輸進他的作品，然而這不一定就是他要表現的本體(你的意思是指自我?)，我說不一定，我說無形中，福樓拜拼命要把自己删出他的作品，然而他删出了多少?他不要表現自己，但是無形中，誰做得主?但是，在我們意識上，誰用心在表現他的氣質的?我怕沒有一個人。
他們在表現自己，不錯他們在表現宇宙和自己加在一起的東西，不錯然而，表現他的氣質?我怕沒有一個人。
但是，決定一件作品的氣質的，出乎人的意外，正是作者的氣質。
現在，宗岱，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說“一切臨了都不過是一種方法，或者說得更妥當些，一種氣質”。
我的意思是說，象征主義和古典主義，以及一切其他的主義或者抽象的名詞，都不免有一個生理的心理的根據。
我們的氣質是遺傳(先天)和環境(後天)的混合物。
觀察一個名詞的産生，剝脫到底，我們便明白決定他命運的最基本的一個條件，有時不是别的，而是使用者的氣質。
你盡可以說我晦澀，否認我的論點，但是你得事先加細想一想，不能随便說我“濫用”。
同時你奇怪我那句“古典主義告訴我們，下雨就得說做下雨”這句話，“下雨就得說做下雨”，不是杜撰的，而是若幹年前念教科書時我就記住了的：這在拉布瑞耶(LaBruyère)的LesCaracters裡面。
書不在手頭，但是你一定記得起在那一節。
有一個例，我沒有舉，不過你也一定爛熟了，就是莫裡哀的LeBourgeoisGentil-homme的第二幕第六場後半場的對話。
你說，“古典主義最講究迂回的說法”，我完全同意。
你勸我讀一下臘辛[4]的喜劇，我一定等一個機會來重讀的，然而這依舊止不住我說：“古典主義平衍出來。
”而且，宗岱，你幫我在證明古典主義和象征主義沒有絕對的區别，你就沒有看出來嗎? 但是，第三，你說我應當先下一個定義或者界說，再來使用這些名詞，你就那樣憑信我字典式的才學，而且，你也不怕把我熬死，像我這樣病弱的身體?我不是你那類健康的真理的探讨者，沒有使用象征主義這個名詞，先寫上一兩萬言的偉麗的诠釋。
可是當你把詩歌一切的傑作看做象征主義的時節，你沒有想到我隻是拾你的牙慧，妄想打開若幹名詞的囚籠?而且，你多學究!我不是在下定義，我是在根據我全人的經驗寫出幾句自己要說的是非。
我要錯，就全錯因為我說什麼，我想什麼。
我也許才識淺妄，我也許言不達意，但是你必須追究一下我的來源。
有幾個人是自己的?我們還不都是一個記憶的組合?幸福的是天才，幸福的是自負，然而我們常人先是一堆打着過去的戳記的肉罷了。
你知道我喜歡學着寫戲，有時也就學着分析。
讓我做你一個實驗，要不，宗岱，你供我一次犧牲。
你注意我的字句，你卻停留在它們的門限。
你掃開别人的“交響樂”，卻想到自己的“交響樂”，那不耐寂寞的“‘象征主義’末尾關于波特萊爾的一段文字”。
這還罷了，你不知道我“中心思想何在”，雖說你秤一秤第一句話，掂一掂末一句，你不知道“中心思想何在”。
我是在寫文章，不是在做綱要。
我沒有義務告訴你那一句特别重要，那一句是我的中心觀念。
随你看，看錯了，除非我不會寫文章，否則隻是你看錯了。
我承認我不會寫文章，然而你沒有看出來，也是真的。
假如一定要我指明的話，就是：哪一句話也不全是，哪一句話也是。
假如你說我滑頭，好了，我給你一句，就在你的文章裡面：“象征主義和古典主義不獨不是不容，并且也不一定是相對立的。
” 三月三日 (載1937年4月2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318期) *** [1]1936年，李健吾先生在《文學集刊》(第1卷第4期)上發表署名劉西渭的評論文章《畫夢錄》，1937年3月31日梁宗岱先生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發表《從濫用名詞說起》，對《畫夢錄》一文提出了批評。
李健吾先生的《讀〈從濫用名詞說起〉》一文即是對梁宗岱先生文章的回答。
此後，梁宗岱先生又于1937年4月28日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發表《從〈從濫用名詞說起〉的餘波——緻李健吾先生》譯文，上官碧(沈從文)先生也于1937年6月30日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濫用名詞的商榷》。
——編者 [2]即音譯的“交響樂”。
——編者 [3]朱光潛先生。
——編者 [4]現在的通用譯法是拉辛。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