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鄉村》——蕭軍先生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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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舶來品，而是小說進行之中一種自然的演述。
《羊》是這種結構的一個最好的例證。
從任何方面來看，《羊》或許是他今日短篇小說裡面最完美的一篇。
這裡是一個政治犯的一段監獄生活，像日記，平常，無聊，沒有結構，今天押來一個囚犯，明天放出一個囚犯，現在他笑着，回頭他就死了，一切像不經意，可是藝術就活在裡面。
這種交響曲似的進行，到了另一篇小說的《鳏夫》，就越發顯著了。
如今不是事的交錯，而是時的交錯。
一個大意的讀者，特别是當着沒有時間性的中國動詞，會分不清那一節屬于現實，那一節屬于過去。
《鳏夫》的技巧，原本可以自成一格，因為倒叙的混淆，形成意外的失敗。
這裡缺乏一顆調節的匠心。
一篇小說不怕瑣細，不怕平衍，怕的是重複，回環而突兀，臃腫而沒有力量。
蕭軍先生描寫的本領在這裡得到充分的證明，但是用來漫無節制，風景近似一種泛濫。
《鳏夫》，進行有鄉野生活的寬敞，纡徐害處不在它和鄉野生活一緻，在它枝葉的重疊。
和《鳏夫》一比，《羊》的叙寫便倒顯得勻停多了。
實際就人物看，《羊》和《鳏夫》，以及分别收在《羊》和《江上》兩個集子裡面的各個短篇小說，諸色人等完全屬于同一階級。
他們立人檐下，陷在社會下層，各人事業不同，意義不同，或者盲目，或者清醒，或者軟弱，或者強硬，各人得到不同的結局。
作者絕少重複他的材料，它們來自一個淪亡的角落，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昭示一種共同的命運，展開各式各樣的生活。
這裡有書記，有志士，有舞女，有水手，有排字工人，有吹号手，有小兵，有政治犯，有小偷，有看林人，有寡婦，有扛東西的，有撿垃圾的，有流浪人……他們有一點相同，全要活着。
現在我們到了作者所要暗示的中心思想。
貧富貴賤強弱，一個世俗的道德标準，不能産生真正的評價。
生存的意義不是活着，活着不是苟延殘喘，苟延殘喘不是受人欺蒙壓榨。
李和為了活着，甘願接受違心的職業。
一個月薪十五元的書記而已，他絕想不到這是一張賣身——賣靈魂的契約。
他把自己賣掉，可憐是他不得不如此做。
職業讓他變成敵人：自己和朋友的敵人。
他想苟延殘喘，不曉得像他那樣一個肺痨鬼，死才是他有意義的活着的方式。
同樣是排字房的工頭，為了活着，不惜出賣同人的利益，助桀為虐。
等他害了一身花柳病，工作的效能減低，老闆絕不留戀，把他立地辭掉。
書記和工頭同是弱者，不值得恨，值得可憐。
同樣無知無識，例如吹号手王胡子，跟了營長十幾年，臨了差一點兒把命送掉。
一個老兵敵不住一個四姨太太。
同樣無知無識，例如看林人金和辛辛苦苦為東家植了十年樹，連一個性的滿足(一種自然的要求)也叫人剝削掉，直到病了，殘廢了，愛人死了，他才抖起反抗的意識，帶着唯一的伴侶(狗)流浪去了。
窮人沒有愛情：他沒有錢，禮教也不在他這邊。
禮教和金錢是這不合理的社會的兩位男女大媒。
同樣無知無識，例如偷羊賊，天真或者愚昧是他唯一的罪名。
我們用不着比較這些人物，把李和說得壞些，把金和說得好些，反正他們都是惡劣的社會機構的犧牲品。
作者暗示我們，唯一的活路不是苟生，而是反抗。
這種強烈的社會意識，到了作者的《第三代》，雖說如今才有兩卷問世，我們已然感到它的力量和作用。
階級鬥争，還有民族抗戰，是蕭軍先生作品的兩棵柱石。
沒有思想能比二者更切合現代，更切合一個亡省的人的。
一九三五年 (選自《咀華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 [1]本文原題《蕭軍論》，連載1939年3月7日—10日、13日—14日《大公報·文藝》(香港)後改題為《蕭軍》，收入《咀華二集》，1942年初版再改為《八月的鄉村》，收入《咀華二集》。
——編者 [2]參閱蕭軍先生的《十月十五日》的前記。
[3]譯自巴爾紮克的短篇小說《浪子之王》(Princedelabohême)。
[4]參閱蕭軍先生的《綠葉的故事》的詩文。
[5]參閱法捷耶夫《我的創作經驗》，附在《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蘇聯文學顧問會著，張仲實譯)後。
[6]參閱紀德的講演《文學的影響》(DeL'influenceLittéraire)，全文由陳占元先生譯出，曾在《譯文》雜志披露。
[7]引自林徽因女士的《八月的憂郁》，曾在《大公報》的《文藝》刊載。
[8]這種對于風景的不同的反響或許由于法捷耶夫的蘇聯勝利了，而蕭軍的中國在當時還有些令人失望。
[9]原文載在英文的《天下雜志》，題目是TruthintheNovels。
《羊》是這種結構的一個最好的例證。
從任何方面來看，《羊》或許是他今日短篇小說裡面最完美的一篇。
這裡是一個政治犯的一段監獄生活，像日記，平常，無聊，沒有結構，今天押來一個囚犯，明天放出一個囚犯，現在他笑着，回頭他就死了，一切像不經意，可是藝術就活在裡面。
這種交響曲似的進行，到了另一篇小說的《鳏夫》，就越發顯著了。
如今不是事的交錯，而是時的交錯。
一個大意的讀者，特别是當着沒有時間性的中國動詞，會分不清那一節屬于現實，那一節屬于過去。
《鳏夫》的技巧，原本可以自成一格，因為倒叙的混淆，形成意外的失敗。
這裡缺乏一顆調節的匠心。
一篇小說不怕瑣細，不怕平衍，怕的是重複，回環而突兀，臃腫而沒有力量。
蕭軍先生描寫的本領在這裡得到充分的證明，但是用來漫無節制，風景近似一種泛濫。
《鳏夫》，進行有鄉野生活的寬敞，纡徐害處不在它和鄉野生活一緻，在它枝葉的重疊。
和《鳏夫》一比，《羊》的叙寫便倒顯得勻停多了。
實際就人物看，《羊》和《鳏夫》，以及分别收在《羊》和《江上》兩個集子裡面的各個短篇小說，諸色人等完全屬于同一階級。
他們立人檐下，陷在社會下層，各人事業不同，意義不同，或者盲目，或者清醒，或者軟弱，或者強硬，各人得到不同的結局。
作者絕少重複他的材料，它們來自一個淪亡的角落，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昭示一種共同的命運，展開各式各樣的生活。
這裡有書記，有志士，有舞女，有水手，有排字工人，有吹号手，有小兵，有政治犯，有小偷，有看林人，有寡婦，有扛東西的，有撿垃圾的，有流浪人……他們有一點相同，全要活着。
現在我們到了作者所要暗示的中心思想。
貧富貴賤強弱，一個世俗的道德标準，不能産生真正的評價。
生存的意義不是活着，活着不是苟延殘喘，苟延殘喘不是受人欺蒙壓榨。
李和為了活着，甘願接受違心的職業。
一個月薪十五元的書記而已，他絕想不到這是一張賣身——賣靈魂的契約。
他把自己賣掉，可憐是他不得不如此做。
職業讓他變成敵人：自己和朋友的敵人。
他想苟延殘喘，不曉得像他那樣一個肺痨鬼，死才是他有意義的活着的方式。
同樣是排字房的工頭，為了活着，不惜出賣同人的利益，助桀為虐。
等他害了一身花柳病，工作的效能減低，老闆絕不留戀，把他立地辭掉。
書記和工頭同是弱者，不值得恨，值得可憐。
同樣無知無識，例如吹号手王胡子，跟了營長十幾年，臨了差一點兒把命送掉。
一個老兵敵不住一個四姨太太。
同樣無知無識，例如看林人金和辛辛苦苦為東家植了十年樹，連一個性的滿足(一種自然的要求)也叫人剝削掉，直到病了，殘廢了，愛人死了，他才抖起反抗的意識，帶着唯一的伴侶(狗)流浪去了。
窮人沒有愛情：他沒有錢，禮教也不在他這邊。
禮教和金錢是這不合理的社會的兩位男女大媒。
同樣無知無識，例如偷羊賊，天真或者愚昧是他唯一的罪名。
我們用不着比較這些人物，把李和說得壞些，把金和說得好些，反正他們都是惡劣的社會機構的犧牲品。
作者暗示我們，唯一的活路不是苟生，而是反抗。
這種強烈的社會意識，到了作者的《第三代》，雖說如今才有兩卷問世，我們已然感到它的力量和作用。
階級鬥争，還有民族抗戰，是蕭軍先生作品的兩棵柱石。
沒有思想能比二者更切合現代，更切合一個亡省的人的。
一九三五年 (選自《咀華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 [1]本文原題《蕭軍論》，連載1939年3月7日—10日、13日—14日《大公報·文藝》(香港)後改題為《蕭軍》，收入《咀華二集》，1942年初版再改為《八月的鄉村》，收入《咀華二集》。
——編者 [2]參閱蕭軍先生的《十月十五日》的前記。
[3]譯自巴爾紮克的短篇小說《浪子之王》(Princedelabohême)。
[4]參閱蕭軍先生的《綠葉的故事》的詩文。
[5]參閱法捷耶夫《我的創作經驗》，附在《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蘇聯文學顧問會著，張仲實譯)後。
[6]參閱紀德的講演《文學的影響》(DeL'influenceLittéraire)，全文由陳占元先生譯出，曾在《譯文》雜志披露。
[7]引自林徽因女士的《八月的憂郁》，曾在《大公報》的《文藝》刊載。
[8]這種對于風景的不同的反響或許由于法捷耶夫的蘇聯勝利了，而蕭軍的中國在當時還有些令人失望。
[9]原文載在英文的《天下雜志》，題目是TruthintheNo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