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鄉村》——蕭軍先生作[1]
關燈
小
中
大
情的詩人)，是臆造的社會，不是他正規看出來的社會。
談到小說的真實性，金嶽霖先生幫了我們一個結論： 不能僅僅寫成條例，因為沒有具體和個性在，普遍性就要黯淡無色，因而也就空洞無物了。
另一方面，也不能僅僅描寫了事，因為過分加重細目，普遍性就要失掉，而個性和具體也就漂浮無根了。
要想美滿的傳達給讀者，這一切必須交織進一種人類的關系的式樣的經緯裡。
[9] 即令作者犯了這兩種病，他文學的鮮嫩和他心情的嚴肅，加上題旨的莊嚴，完全把我們擒住。
我們難得從他的文章尋見陳腐的辭藻。
他用新奇，有時甚至于生澀。
他有他的文法，像這種句子： 當擔着人的擔床，走過陳柱他們的眼睛，那張慘白的，由嘴角還在向外面，沁着血的面影，寒顫着他們。
會引起我們意外的停留。
他有富麗的想象(我們可以參看他的比喻)，甚于想象，他有鮮活的生命。
他缺乏的是修辭的内在的清醒，在叙述上，他不自覺地陷于冗贅： ——啊!這是一片轟鳴!這轟鳴一直是由山谷裡傾瀉出來，向着對面山頭上有紅旗飄動的方向，廣漠的飛撲過去。
這最後的副詞隻是作者情感的表征。
同樣缺乏諧和的，是他的對話。
他不忌諱粗野，卻能非常斯文，這種不倫不類的語彙，一種現實的忽略，特别妨害性格和心理的分析。
甚至于來到《第三代》，一部最近成書問世，表示絕大的進步和更大企圖的制作，我們還不時看見書本氣的對話。
一個鄉下的少婦會說：“我請求你們。
” 她的婆婆，即使多有來曆，也不至于說出：“賤貨們……全變得這樣無禮貌了。
這孩子一定要是大命的人物罷!他會恢複了我的光榮!” 不久，她會喃喃自語：“呶呶，無憐憫的賤貨們喲!” 我們明白作者在替他的人物說話。
也就是這同樣情感的蒙蔽，人物的語言會和作者的文章不合理地相似。
汪大辮子的老婆替她丈夫和一個村民呼籲道：“至少你們應該去保證他，除開打兒子，他應該是這村中最良善的人!還有老林青，他是春天似的在我們村中生活着……” 這是一位讀書人的白話文章。
然而這是一種通病。
幾乎沒有一個作家，在中國現今，能逃得開這種嚴格的檢驗。
我們彼此原諒，猶如我們原諒《第三代》的作者。
在我們這樣一個狂風暴雨的時代，藝術的完美和心理的深緻就難以存身。
傳統和生活不會一下子合好無間。
二者之間，有一道鴻溝：我們少壯的作家，仿佛野生的草木，一叢一叢，在石隙土縫頂出他們充滿希望的新芽。
我們喜歡它們的鮮嫩。
我們喜歡《八月的鄉村》的文字，因為這裡孕育未來和力量。
我們不替作者辯護。
他有蘇聯文學顧問會所說的兩極端的弊病：“不是拿粗陋的，紀錄式的，幹燥的，死闆的，含混的語言去寫，便是以雕琢的，僞美麗的，巧辯的，距談話用語很遠的辭句去填充故事。
”缺乏所要求的“最簡單，最通俗，最易了解，而同時又雅緻的表現形式”。
這也就是它再三囑咐的“質樸”。
《八月的鄉村》來得正是時候，這裡題旨的莊嚴和作者心情的嚴肅喝退我們的淫逸。
它的野心(一種向上的意志)提高它的身分和地位。
但是，蕭軍先生的血淚漸漸倒流進去，灌成一片憂郁的田地。
他平靜了。
走出《八月的鄉村》，來到此後他長短的寫作，我們好像沿着一道沖出夾谷的激湍，忽然當着漭沆的河流。
他斂起他的浮光，露出他深厚的本質。
剛剛放下槍杆，他有兵士的單純，粗疏拿久了筆杆，他的思維供他觀省的機會。
祖國的旅居把悲哀注入他的憤恨。
火在心裡郁住，四圍卻有加無減地冷了上來。
和他的情感一樣，他的文字不像以前那樣跳擲了。
從前好像一下子一下子往上冒，如今卻一句一句暢适地流着。
間或不由自主，水面起了漩渦，然而立即一股暗流把它吸沒。
不知不覺，他進步了。
他從學習摸出一條路來。
他沒有變。
他隻是換了他的對象，或者病象。
他叙寫病情，追尋病原，把症候交給我們自己看。
不要做一個走方郎中，他搜索他經驗的角落，把他耳濡目染的各個片段，沉重地，本色地，鋪陳在我們眼前。
看《八月的鄉村》，我們興奮看他的短篇小說集，我們抑郁。
我們不叫嚣了，我們思維。
他并沒有變。
熱也好，冷也好，他牢牢抱住他的希望。
不同于魯迅，他臨尾多少給我們留下一些安慰。
現實如若有罪，未來至少無辜。
成人也許不可救藥，兒童的天真卻是一副補劑。
也就是這種悠長的用心，這點兒可愛的理想主義，或者使用蘇聯文學的術語，一種浪漫的現實主義，最後把微笑和生機撒在荊棘的原野。
蕭軍先生的希望含有絕望的成分。
但是絕望究竟不是死亡，中間還有掙紮的可能。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不硬拿希望和貼膏藥一樣貼在小說的結尾。
希望不
談到小說的真實性，金嶽霖先生幫了我們一個結論： 不能僅僅寫成條例，因為沒有具體和個性在，普遍性就要黯淡無色，因而也就空洞無物了。
另一方面，也不能僅僅描寫了事，因為過分加重細目，普遍性就要失掉，而個性和具體也就漂浮無根了。
要想美滿的傳達給讀者，這一切必須交織進一種人類的關系的式樣的經緯裡。
[9] 即令作者犯了這兩種病，他文學的鮮嫩和他心情的嚴肅，加上題旨的莊嚴，完全把我們擒住。
我們難得從他的文章尋見陳腐的辭藻。
他用新奇，有時甚至于生澀。
他有他的文法，像這種句子： 當擔着人的擔床，走過陳柱他們的眼睛，那張慘白的，由嘴角還在向外面，沁着血的面影，寒顫着他們。
會引起我們意外的停留。
他有富麗的想象(我們可以參看他的比喻)，甚于想象，他有鮮活的生命。
他缺乏的是修辭的内在的清醒，在叙述上，他不自覺地陷于冗贅： ——啊!這是一片轟鳴!這轟鳴一直是由山谷裡傾瀉出來，向着對面山頭上有紅旗飄動的方向，廣漠的飛撲過去。
這最後的副詞隻是作者情感的表征。
同樣缺乏諧和的，是他的對話。
他不忌諱粗野，卻能非常斯文，這種不倫不類的語彙，一種現實的忽略，特别妨害性格和心理的分析。
甚至于來到《第三代》，一部最近成書問世，表示絕大的進步和更大企圖的制作，我們還不時看見書本氣的對話。
一個鄉下的少婦會說：“我請求你們。
” 她的婆婆，即使多有來曆，也不至于說出：“賤貨們……全變得這樣無禮貌了。
這孩子一定要是大命的人物罷!他會恢複了我的光榮!” 不久，她會喃喃自語：“呶呶，無憐憫的賤貨們喲!” 我們明白作者在替他的人物說話。
也就是這同樣情感的蒙蔽，人物的語言會和作者的文章不合理地相似。
汪大辮子的老婆替她丈夫和一個村民呼籲道：“至少你們應該去保證他，除開打兒子，他應該是這村中最良善的人!還有老林青，他是春天似的在我們村中生活着……” 這是一位讀書人的白話文章。
然而這是一種通病。
幾乎沒有一個作家，在中國現今，能逃得開這種嚴格的檢驗。
我們彼此原諒，猶如我們原諒《第三代》的作者。
在我們這樣一個狂風暴雨的時代，藝術的完美和心理的深緻就難以存身。
傳統和生活不會一下子合好無間。
二者之間，有一道鴻溝：我們少壯的作家，仿佛野生的草木，一叢一叢，在石隙土縫頂出他們充滿希望的新芽。
我們喜歡它們的鮮嫩。
我們喜歡《八月的鄉村》的文字，因為這裡孕育未來和力量。
我們不替作者辯護。
他有蘇聯文學顧問會所說的兩極端的弊病：“不是拿粗陋的，紀錄式的，幹燥的，死闆的，含混的語言去寫，便是以雕琢的，僞美麗的，巧辯的，距談話用語很遠的辭句去填充故事。
”缺乏所要求的“最簡單，最通俗，最易了解，而同時又雅緻的表現形式”。
這也就是它再三囑咐的“質樸”。
《八月的鄉村》來得正是時候，這裡題旨的莊嚴和作者心情的嚴肅喝退我們的淫逸。
它的野心(一種向上的意志)提高它的身分和地位。
但是，蕭軍先生的血淚漸漸倒流進去，灌成一片憂郁的田地。
他平靜了。
走出《八月的鄉村》，來到此後他長短的寫作，我們好像沿着一道沖出夾谷的激湍，忽然當着漭沆的河流。
他斂起他的浮光，露出他深厚的本質。
剛剛放下槍杆，他有兵士的單純，粗疏拿久了筆杆，他的思維供他觀省的機會。
祖國的旅居把悲哀注入他的憤恨。
火在心裡郁住，四圍卻有加無減地冷了上來。
和他的情感一樣，他的文字不像以前那樣跳擲了。
從前好像一下子一下子往上冒，如今卻一句一句暢适地流着。
間或不由自主，水面起了漩渦，然而立即一股暗流把它吸沒。
不知不覺，他進步了。
他從學習摸出一條路來。
他沒有變。
他隻是換了他的對象，或者病象。
他叙寫病情，追尋病原，把症候交給我們自己看。
不要做一個走方郎中，他搜索他經驗的角落，把他耳濡目染的各個片段，沉重地，本色地，鋪陳在我們眼前。
看《八月的鄉村》，我們興奮看他的短篇小說集，我們抑郁。
我們不叫嚣了，我們思維。
他并沒有變。
熱也好，冷也好，他牢牢抱住他的希望。
不同于魯迅，他臨尾多少給我們留下一些安慰。
現實如若有罪，未來至少無辜。
成人也許不可救藥，兒童的天真卻是一副補劑。
也就是這種悠長的用心，這點兒可愛的理想主義，或者使用蘇聯文學的術語，一種浪漫的現實主義，最後把微笑和生機撒在荊棘的原野。
蕭軍先生的希望含有絕望的成分。
但是絕望究竟不是死亡，中間還有掙紮的可能。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不硬拿希望和貼膏藥一樣貼在小說的結尾。
希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