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鄉村》——蕭軍先生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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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先生不苟且。
行文猶如作人，他要的隻是本色： 讀過我的幾篇文章的讀者，對于作者所起的印象是好的?惡的?或竟至什麼也不起?這我也不管。
我隻是按着我要做，我能做，做下來就是。
我愛“真實”，不過，微小的，隻要無傷于大的真實的“撒诳”我也愛。
他對于自己有的是信心，雖說他“不相信自己的文章會有幾個讀者”。
到了連“撒诳”也于心有愧的時候，他老老實實招認道：“文章到實在寫不出也擠不出時，仍為本行，還是去當兵罷。
”服役于他的理想，他不要低聲下氣谄媚一群見異思遷的讀者：“你們需要什麼呀。
”他的骨氣夠硬的。
因為他認準了一個東西，他信從的真理。
真理隻有一個。
或者用筆來侍奉，或者用槍來護衛，然而真理隻有一個。
他以兵士的單純的信仰從事文學，然而明了文學不像當兵那樣容易。
[2] 他入過伍，是“炮兵學校差一天沒畢業的學生”。
我們難得聽到他提起他父親。
從小沒有見過母親的容貌，猶如他自己所謂，他有十足的資格做一個流浪人。
他生在東三省，一個有出産木料的森林和出産大豆的平原的處女地。
苟延殘喘于都市的人們，想象不出那種寥闊的莊嚴的景象。
一個沒有家或者沒有愛的孩子，寂寞原本是他的靈魂，日月會是他的伴侶，自然會是他的營養。
而他，用不着社會的法習，變得和山石一樣矯健，和溪澗一樣溫柔，人性的發揚是他最高的道德。
就是這樣子，他漸漸長大了，邁入人海，踏進一座五光十色的城市，一個東三省的“上海”，開始看到人類的悲劇。
這孤傲的靈魂，從一個慘忍的對比，發見自己帶着腳鐐手铐。
從前沒有家，他有自己如今他有他自己，卻隻是一個螞蟻——還不如螞蟻，他隻是一個奴隸。
他眼前擺着一件新東西：國或者民族。
商埠碼頭把悲哀給了他，也把責任給了他。
他活着，活着不為觍顔人世，而為一種高尚的意義。
這就是我們今日流浪者和法國十九世紀初葉的飲水同志(bu-veursd'eau)相異的地方。
巴爾紮克形容他那時代的浪子(bohême)道： 浪子一無所有，而生活于其所有。
希望是他們的宗教，信仰自己是他們的教律，慈悲更是他們的預算。
所有這些年輕人，大于他們的不幸，比财富則不足，比前途則有餘。
永久騎着如果，有報章小說的輕靈，有負債者的欣快，噢!他們負多少債，喝多少酒!最後，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他們全在作愛，然而作愛!……一切婦女适于他們的脾胃，他們曾經立下這奇趣橫生的格言：在男子之前，婦女一律平等。
[3] 蕭軍先生不屬于這類頹唐的唯我主義者。
他不是什麼“君子”，他喜歡飲酒，也喜歡女人。
酒則用錢去買女人則是自己恩愛的伴侶。
他也許哀傷，也許給樓下的姑娘寫上兩首無從投遞的情詩。
他也許生氣，無緣無故和女人吵嘴他也許偷一片可愛的葉子，當一回風雅的小賊。
和巴爾紮克的浪子一樣，他會窮到沒有錢來吃藥，而且還要殘忍，窮得不敢讓他女人做母親。
但是，謝天謝地，他們之間有一個基本的差别：我們的浪子不為自己活着。
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我們少一個拿破侖撐腰，卻多一個實業革命的感覺。
天是他們的。
我們看着地，地醜陋，可也堅定。
一種更大的悲哀浸沒我們私人的潮汐。
一聲更大的呼喚震撼我們微弱的脈搏。
為了民族，為了拯救我們這些肉囊袋，例如蕭軍先生，他聚起他所有的氣力，讓他的“悲哀變成鐵的憤恨，眼淚變成黑的血漿”。
他不遲疑了，他不再逗留在松花江的堤岸，雜在一群汗血交流的碼頭夫中間，望着滾滾的煙浪。
他進了炮兵學校。
他有了未來。
石匠的兒子們，将不再是個奴隸身，為了紀念他們的父親。
他要贖出自己。
他要我們贖出自己，“掮起我們黑色的十字架”，因為這十字架，“不少不多，每人一個”。
然而一聲霹靂，“九一八”摧毀了這次殖民地的江山。
他不等待了。
“那白得沒有限際的雪原”，“那高得沒有限度的藍天”和它們粗大的樹木，肥美的牛羊，強悍的人民，全要從他的生命走失。
他當了義勇軍。
眼睜睜看見自己争不回來他心愛的鄉土，一腔悲憤，像一個受了傷的兒子回到家裡将息，他投奔到他向未謀面的祖國，一個無能為力的祖國!萦回在他心頭的玫瑰凋了，他拾起紛零的幻象，一瓣一瓣，綴成他餘痛尚在的篇幅。
[4] 他需要參考，或者提示。
魯迅恰好把一部蘇聯的傑作譯供大家思維。
這是法捷耶夫的《毀滅》，叙列西伯利亞遊擊隊的覆敗。
作者告訴我們他所表現的主旨道： 在内戰中是實行人類資料的淘汰，一切敵視的，都被革命掃除，一切無力參加真正的革命鬥争的，偶然落在革命營壘的，都中途退出而一切從真正革命根基中，從千百萬民衆中生出來的，都
行文猶如作人，他要的隻是本色： 讀過我的幾篇文章的讀者，對于作者所起的印象是好的?惡的?或竟至什麼也不起?這我也不管。
我隻是按着我要做，我能做，做下來就是。
我愛“真實”，不過，微小的，隻要無傷于大的真實的“撒诳”我也愛。
他對于自己有的是信心，雖說他“不相信自己的文章會有幾個讀者”。
到了連“撒诳”也于心有愧的時候，他老老實實招認道：“文章到實在寫不出也擠不出時，仍為本行，還是去當兵罷。
”服役于他的理想，他不要低聲下氣谄媚一群見異思遷的讀者：“你們需要什麼呀。
”他的骨氣夠硬的。
因為他認準了一個東西，他信從的真理。
真理隻有一個。
或者用筆來侍奉，或者用槍來護衛，然而真理隻有一個。
他以兵士的單純的信仰從事文學，然而明了文學不像當兵那樣容易。
[2] 他入過伍，是“炮兵學校差一天沒畢業的學生”。
我們難得聽到他提起他父親。
從小沒有見過母親的容貌，猶如他自己所謂，他有十足的資格做一個流浪人。
他生在東三省，一個有出産木料的森林和出産大豆的平原的處女地。
苟延殘喘于都市的人們，想象不出那種寥闊的莊嚴的景象。
一個沒有家或者沒有愛的孩子，寂寞原本是他的靈魂，日月會是他的伴侶，自然會是他的營養。
而他，用不着社會的法習，變得和山石一樣矯健，和溪澗一樣溫柔，人性的發揚是他最高的道德。
就是這樣子，他漸漸長大了，邁入人海，踏進一座五光十色的城市，一個東三省的“上海”，開始看到人類的悲劇。
這孤傲的靈魂，從一個慘忍的對比，發見自己帶着腳鐐手铐。
從前沒有家，他有自己如今他有他自己，卻隻是一個螞蟻——還不如螞蟻，他隻是一個奴隸。
他眼前擺着一件新東西：國或者民族。
商埠碼頭把悲哀給了他，也把責任給了他。
他活着，活着不為觍顔人世，而為一種高尚的意義。
這就是我們今日流浪者和法國十九世紀初葉的飲水同志(bu-veursd'eau)相異的地方。
巴爾紮克形容他那時代的浪子(bohême)道： 浪子一無所有，而生活于其所有。
希望是他們的宗教，信仰自己是他們的教律，慈悲更是他們的預算。
所有這些年輕人，大于他們的不幸，比财富則不足，比前途則有餘。
永久騎着如果，有報章小說的輕靈，有負債者的欣快，噢!他們負多少債，喝多少酒!最後，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他們全在作愛，然而作愛!……一切婦女适于他們的脾胃，他們曾經立下這奇趣橫生的格言：在男子之前，婦女一律平等。
[3] 蕭軍先生不屬于這類頹唐的唯我主義者。
他不是什麼“君子”，他喜歡飲酒，也喜歡女人。
酒則用錢去買女人則是自己恩愛的伴侶。
他也許哀傷，也許給樓下的姑娘寫上兩首無從投遞的情詩。
他也許生氣，無緣無故和女人吵嘴他也許偷一片可愛的葉子，當一回風雅的小賊。
和巴爾紮克的浪子一樣，他會窮到沒有錢來吃藥，而且還要殘忍，窮得不敢讓他女人做母親。
但是，謝天謝地，他們之間有一個基本的差别：我們的浪子不為自己活着。
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我們少一個拿破侖撐腰，卻多一個實業革命的感覺。
天是他們的。
我們看着地，地醜陋，可也堅定。
一種更大的悲哀浸沒我們私人的潮汐。
一聲更大的呼喚震撼我們微弱的脈搏。
為了民族，為了拯救我們這些肉囊袋，例如蕭軍先生，他聚起他所有的氣力，讓他的“悲哀變成鐵的憤恨，眼淚變成黑的血漿”。
他不遲疑了，他不再逗留在松花江的堤岸，雜在一群汗血交流的碼頭夫中間，望着滾滾的煙浪。
他進了炮兵學校。
他有了未來。
石匠的兒子們，将不再是個奴隸身，為了紀念他們的父親。
他要贖出自己。
他要我們贖出自己，“掮起我們黑色的十字架”，因為這十字架，“不少不多，每人一個”。
然而一聲霹靂，“九一八”摧毀了這次殖民地的江山。
他不等待了。
“那白得沒有限際的雪原”，“那高得沒有限度的藍天”和它們粗大的樹木，肥美的牛羊，強悍的人民，全要從他的生命走失。
他當了義勇軍。
眼睜睜看見自己争不回來他心愛的鄉土，一腔悲憤，像一個受了傷的兒子回到家裡将息，他投奔到他向未謀面的祖國，一個無能為力的祖國!萦回在他心頭的玫瑰凋了，他拾起紛零的幻象，一瓣一瓣，綴成他餘痛尚在的篇幅。
[4] 他需要參考，或者提示。
魯迅恰好把一部蘇聯的傑作譯供大家思維。
這是法捷耶夫的《毀滅》，叙列西伯利亞遊擊隊的覆敗。
作者告訴我們他所表現的主旨道： 在内戰中是實行人類資料的淘汰，一切敵視的，都被革命掃除，一切無力參加真正的革命鬥争的，偶然落在革命營壘的，都中途退出而一切從真正革命根基中，從千百萬民衆中生出來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