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達 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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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先生的《日出》裡面，有一個人物我一直感興趣，可是難得有一次看到他被演員演成功了。
這就是那個可笑而又可敬的方達生。
說實話，他在這出戲隻是一個旁觀者，等到他決心不做旁觀者的時候，全劇也就閉幕了。
他沒有理由做《日出》這樣一出社會悲劇的主人公，然而和女主人公陳白露一比，他顯然是朝前走的，而且走出了以陳白露為中心的戲，變了一個人。
陳白露沒有變，開幕的時候是什麼心情，閉幕的時候還是什麼心情，随時有服安眠藥片自殺的可能，不一定真要等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才結束她的绮麗的短暫的生涯。
這個現代的薄命的女子，由書香小姐而高材生，由高材生而社交明星，于是命運安排她的父親去世，本來不闊，現在更窮了，做電影明星，當紅舞女，或許更壞更暧昧也難說，臨到我們的劇作者寫照的時候，已經是有些“人老珠黃不值錢”，演完了她的劇，對于人生沒有絲毫留戀，僅僅剩下一點點“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軟弱的同情。
軟弱，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人要死的時候，救人的意思也就是一星星意思，不會成為積極的意志，至于行動那原來就不在厭倦的靈魂話下，她能夠嘲諷，因為她看開了她能夠興奮，因為她空虛得可怕然而她正是詩人卞之琳所詠的那種“魚化石”，經驗給她知識，知識把她化為一塊頑石，說到臨了，她乃是一塊玲珑透剔的太湖石，美麗然而空洞，空洞然而堅硬。
還有比現實堅硬的?她是現實。
讓她吃苦的乃是現實的軀殼之中含有不死的靈性，她的人性的感覺，方達生第一次(幕就要閉了，可憐蟲!)說她說對了岔兒，“你這個人太驕傲，太倔強”。
陳白露在《日出》以前變夠了，她懶得再迎人生往前多邁一步。
她在《日出》裡面沒有戲，雖然她是它的女主人公。
方達生恰好和她相反。
他在《日出》以前是一個書呆子，鄉下人，如陳白露所批評，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在《日出》以後成了一個社會革命者，一個為理想而苦鬥的戰士。
第一幕的方達生絕不是第四幕的方達生。
演員如若抓不住這一點，自然難于完成任務。
好笑的是方達生以一個救世主的姿态出現，昧于世故，從鄉下跑出來，從他的觀念世界跑出來，而且，老實說，從他的唯我主義高高下來，以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好事，把一個堕落然而有希望(把他的希望看做她的希望)的女人帶往他的清高的蝸居。
他真是一位君子人，不吸煙，不跳舞，當然你明白，他厭惡以陳白露為中心的煙酒嫖賭的旅館生涯，在這裡沒有白天，沒有太陽，一夜一夜全在活地獄之中消逝。
“這裡的人都是鬼。
”方達生說。
他的心靈是單純的，對于他的結論是堅定的，他的心裡隻有自己，正如一切孤獨的熱烈的浪漫主義者。
他懷着一腔救人的熱情，做夢也沒有想到陳白露另有一個存在，以為她會歡天喜地随他而去，好像一個黑暗世紀的虔誠的聖女。
聽聽他的語氣是如何一相情願，差不多如同一個主子吩咐着! 我要你跟我回去。
不，不，我說你回到我那裡，我要你，我要你嫁給我。
他嘴裡的“我”字幾乎和宇宙一樣大小。
這樣一個實心眼兒人當然不會理解對方的取笑。
陳白露故意擺出“恍然大悟的樣子”，說： 原來是要跟我說媒，要我嫁人啊? 他還是誠誠懇懇，有闆有眼地解釋： 我不是跟你說媒，我要你嫁給我。
那就是說，我做你的丈夫，你做我的…… 曹禺先生形容他的“還是那個别扭勁兒”。
因為他站在陳白露的地位。
可是方達生比這個還要一相情願，他在來以前就買好了車票，滿心滿意就隻有自己，他會拿起帽子，“急煎煎地”說： 那麼你是答應了，沒有問題了。
這就是那個可笑而又可敬的方達生。
說實話，他在這出戲隻是一個旁觀者，等到他決心不做旁觀者的時候，全劇也就閉幕了。
他沒有理由做《日出》這樣一出社會悲劇的主人公，然而和女主人公陳白露一比，他顯然是朝前走的，而且走出了以陳白露為中心的戲，變了一個人。
陳白露沒有變，開幕的時候是什麼心情，閉幕的時候還是什麼心情，随時有服安眠藥片自殺的可能，不一定真要等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才結束她的绮麗的短暫的生涯。
這個現代的薄命的女子，由書香小姐而高材生，由高材生而社交明星，于是命運安排她的父親去世，本來不闊，現在更窮了，做電影明星，當紅舞女，或許更壞更暧昧也難說，臨到我們的劇作者寫照的時候，已經是有些“人老珠黃不值錢”，演完了她的劇，對于人生沒有絲毫留戀，僅僅剩下一點點“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軟弱的同情。
軟弱，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人要死的時候，救人的意思也就是一星星意思，不會成為積極的意志，至于行動那原來就不在厭倦的靈魂話下，她能夠嘲諷，因為她看開了她能夠興奮，因為她空虛得可怕然而她正是詩人卞之琳所詠的那種“魚化石”，經驗給她知識，知識把她化為一塊頑石，說到臨了，她乃是一塊玲珑透剔的太湖石，美麗然而空洞，空洞然而堅硬。
還有比現實堅硬的?她是現實。
讓她吃苦的乃是現實的軀殼之中含有不死的靈性，她的人性的感覺，方達生第一次(幕就要閉了，可憐蟲!)說她說對了岔兒，“你這個人太驕傲，太倔強”。
陳白露在《日出》以前變夠了，她懶得再迎人生往前多邁一步。
她在《日出》裡面沒有戲，雖然她是它的女主人公。
方達生恰好和她相反。
他在《日出》以前是一個書呆子，鄉下人，如陳白露所批評，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在《日出》以後成了一個社會革命者，一個為理想而苦鬥的戰士。
第一幕的方達生絕不是第四幕的方達生。
演員如若抓不住這一點，自然難于完成任務。
好笑的是方達生以一個救世主的姿态出現，昧于世故，從鄉下跑出來，從他的觀念世界跑出來，而且，老實說，從他的唯我主義高高下來，以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好事，把一個堕落然而有希望(把他的希望看做她的希望)的女人帶往他的清高的蝸居。
他真是一位君子人，不吸煙，不跳舞，當然你明白，他厭惡以陳白露為中心的煙酒嫖賭的旅館生涯，在這裡沒有白天，沒有太陽，一夜一夜全在活地獄之中消逝。
“這裡的人都是鬼。
”方達生說。
他的心靈是單純的，對于他的結論是堅定的，他的心裡隻有自己，正如一切孤獨的熱烈的浪漫主義者。
他懷着一腔救人的熱情，做夢也沒有想到陳白露另有一個存在，以為她會歡天喜地随他而去，好像一個黑暗世紀的虔誠的聖女。
聽聽他的語氣是如何一相情願，差不多如同一個主子吩咐着! 我要你跟我回去。
不，不，我說你回到我那裡，我要你，我要你嫁給我。
他嘴裡的“我”字幾乎和宇宙一樣大小。
這樣一個實心眼兒人當然不會理解對方的取笑。
陳白露故意擺出“恍然大悟的樣子”，說： 原來是要跟我說媒，要我嫁人啊? 他還是誠誠懇懇，有闆有眼地解釋： 我不是跟你說媒，我要你嫁給我。
那就是說，我做你的丈夫，你做我的…… 曹禺先生形容他的“還是那個别扭勁兒”。
因為他站在陳白露的地位。
可是方達生比這個還要一相情願，他在來以前就買好了車票，滿心滿意就隻有自己，他會拿起帽子，“急煎煎地”說： 那麼你是答應了，沒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