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曹禺先生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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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原即萬家寶先生,[2]《雷雨》是一個内行人的制作,雖說是處女作,勿怪立即抓住一般人的注意。

    《雷雨》現在可以說做甚嚣塵上。

    我來趕會也敬一炷香,想來雖在發表一年之後,總可以用句道遠心誠,恕了自己吧。

    在中國,幾乎一切是反常的。

    舉個眼前的例,劇本便要先發表,而後——還不見得有人上演。

    萬一上演,十九把好劇本演個稀糟。

    《雷雨》便是這樣一個例。

    在中國寫劇評,不是有意刻薄,實際也是根據書本來估量,反比根據演出的成績要正确些。

     在《雷雨》裡面,作者運用(無論他有意或者無意)兩個東西,一個是舊的,一個是新的:新的是環境和遺傳,一個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新東西舊的是命運,一個古已有之的舊東西。

    我得趕緊聲明,說是遺傳在這裡不如環境顯明。

    有什麼樣的爹,有什麼樣的兒子,有什麼樣的周樸園,有什麼樣的周萍。

    但是作者真正用力寫出的,卻是環境與人影響之大。

    同是一父母所生,周萍頤養在富貴人家,便成了一位“飽暖思淫欲”式的少爺,魯大海流落在貧苦社會,便成了一位罷工的領袖。

    這點兒差别最可以從那兩個有力而巧妙的巴掌看出來。

    第一個巴掌,是周萍打魯大海(第一幕),打得魯大海暴跳如雷第二個巴掌,是魯大海打周萍(第四幕),打得周萍忍氣吞聲。

    這兩個前後氣勢不同的巴掌,不唯表明事變,也正透示在不同的環境之下,性格不同的發展。

     然而這出長劇裡面,最有力量的一個隐而不見的力量,卻是處處令我們感到的一個命運觀念。

    你敢說不是鬼差神遣嗎,否則,二十年前的種子,二十年後怎麼會開花結果呢?所以全劇臨尾,魯侍萍(母親)痛苦道:“天知道誰犯了罪,誰造的這種孽!——他們都是可憐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

    天哪,如果要罰,也罰在我一個人身上我一個人有罪,我先走錯了一步。

    如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事情已經做了的,不必再怨這不公平的天人犯了一次罪過,第二次也就自然地跟着來。

    ”做母親到了她這步田地,自然多應和她一樣想。

    但是,真正應該負起這些罪惡的不是周樸園(父親)嗎?周樸園不唯活了下來,而且不像兩個發瘋的女人,硬掙掙地活了下來。

    如若魯侍萍不“再怨這不公平的天”,我們卻不要怨嗎?作者放過周樸園。

    實際往深處一想,我們馬上就曉得作者未嘗不有深意。

    弱者全死了,瘋了,活着的是比較有抵抗力的人,一個從經驗得到苟生的知識,一個是本性賦有強壯的力量:周樸園和魯大海。

    再往深處進一層,從一個哲學觀點來看,活着的人并不是快樂的人,越清醒,越痛苦,倒是死了的人,瘋了的人,比較無憂無愁,了卻此生債務。

    然而,在人情上,在我們常人眼目中,怕不這樣灑脫吧?對于我們這些貪戀人世的觀衆,活究竟勝過死。

    至于心理分析者,把活罪分析得比死罪還厲害。

    然而在這出戲上,觀衆卻沒有十分親切的感到。

    所以繞個圈子,我終不免栽誣作者一下,就是:周樸園太走運,作者筆下放了他的生。

     但是,作者真正要替天說話嗎?如果這裡一切不外報應,報應卻是天意嗎?我怕回答是否定的,這就是作者的勝利處。

    命運是一個形而上的努力嗎?不是!一千個不是!這藏在人物錯綜的社會關系和人物錯綜的心理作用裡。

    什麼力量決定而且隐隐推動全劇的進行呢?一個旁邊的力量,便是魯大海的報複觀念一個主要的力量,便是周蘩漪的報複觀念。

    魯大海要報複:他代表一個階級、一個被壓迫的階級,來和統治者算賬他是無情的,因為社會就沒有把情感給過他他要犧牲一切,結局他被犧牲。

    他出走了,他不回來了。

    但是,我還得加給作者一個罪狀,就是魯大海寫來有些不近人情。

    這是一個血性男子,往好處想,然而往壞處看,這是一個沒有精神生活的存在。

    作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