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籬下集》——蕭乾先生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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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同時擁有廣大的同情和認識。
說到這裡，我們不由想起喬治桑，特别當她晚年，她把女性的品德擴展成人類的泛愛(唯其是女子，尤為難得)，她有一封信說到自己道： 你太愛文學這會毀了你，而你毀不了人類的愚。
至于我，可憐的親愛的愚，我不唯不恨，反而用母親的眼睛看着因為這是一個童年，而童年全屬神聖。
……你忘記了還有超于藝術之上的東西：例如智慧。
藝術再高，也隻是它的表現。
智慧含有一切：美麗，真實，良善，因而熱情。
它教我們觀看我們以外的更高尚的事物，教我們因思維和贊美而漸漸和它同化。
[3] 她的幸福就是接受人生，即令人生醜惡也罷。
然而沈從文先生，不像盧騷，不像喬治桑，在他的憂郁和同情之外，具有深湛的藝術自覺，猶如唐代傳奇的作者，用故事的本身來撼動，而自己從不出頭露面。
這是一串绮麗的碎夢，夢裡的男女全屬良民。
命運更是一陣微風，掀起裙裾飄帶，露出永生的本質——守本分者的面目，我是說，憂郁。
所有我這裡門外的徘徊，其實正是走進《籬下集》的準備。
[4]這不是一座迷宮，更不是一座公廨，然而我需要準備，因為我得放下我的俗念，理會這裡呈現的世界——一個終于帶來了新東西的世界，好比一棵老樹(人生)長出了一枝嫩芽，從你心頭興起一種新穎的喜悅。
我躊躇着。
心想怎樣開始，或者不如說，怎樣搜尋一個官感敏銳者所顯示的種種差異。
當我因沈從文先生的《題記》想到喬治桑那段信的時際，特别是她的“可憐的親愛的愚，我不唯不恨，反而用母親的眼睛看着因為這是一個童年，而童年全屬神聖”，我正想把這做為《籬下集》全書的注腳。
這是為童年或者童心未泯發出的動人的呼籲。
蕭乾先生站在弱者群裡，這群弱者同樣有權利和強者一同生存。
在弱者之中，兒童最屬無辜，最不為人解。
兒童和成人屬于兩種世界。
成人并不更壞，不幸心頭鎖滿了人世的坎坷他以為無路可走，兒童卻認做頭頭是道，因而分外悲哀。
兒童并不更好，這隻是一個兒童，生活是一團朦胧的氛圍，用天真體會繁難的世事，因而分外隔膜。
所以孩子“樂得直颠着身子”，而媽卻“咬着牙床說，你個沒心的燒豬!”說實話，當我讀完《籬下》和《俘虜》，甚至于《放逐》和《花子與老黃》，我覺得大人小孩都分有我的同情，我的憂郁和我的思維。
《放逐》的結尾雖說引起我道德的反感，我也得原宥那自私的寡婦，把孩子丢下走掉。
[5] 這就是作者特異的地方，他用力來體味全部的人生，不是傾心于一個現象，便抹殺掉另一個存在，最後弄出一個不公道的結論。
所以這是小說，不是童話，因為用的雖是簡短的篇幅，表現的卻是複雜的人生。
暗中活動的是母性細心的觀察。
不是童話，作者卻用一雙兒童的眼睛來看人事。
一個兒童攝進四周悲喜的現象，但是并不了解好似不了解，他用率真的單純給自己解說，如若沒有人幫他解說。
他的解說會出人意外地和成人不同，不同，卻又那樣準情合理。
不用說，他被忽略，被誤解，終于帶有一個反叛者的感覺，走向成年的世界。
猶如喬治桑，我們得尊敬這神聖的童年，然而和這過時的偉大女性一比，我們的小說家沾着何等沉重的污泥!他并不要飛向藍天的理想。
他用心叙述人世的參差，字裡行間不免透出郁積的不平。
這種忿慨，正是盧騷在《愛彌兒》(Émile)裡面反複陳說的正義。
這位著名的兒童律師，一時道： 自然要兒童在成年以前先做兒童。
如若我們心想改變這種程序，我們會弄出早熟的果實，不豐滿，欠味道，不過兩天也就爛了：我們弄到手的隻是年幼的博士，年老的兒童。
童年有自己的看法，想法和感覺的方式最不通理要算拿我們的一切去代替我甯願一個小孩子有五尺高，不願意他十歲上就有判斷力。
說實話，在他這年紀，理智有什麼用?它是力的缰勒，而兒童用不着這種缰勒。
一時他道： 他的樣子坦白而自由，絕非無理而虛榮：他的面孔唯其沒有貼過書本子，絕不垂在胸口你用不着對他講：擡起頭來!……不用妄想他說什麼好聽的話，……他會給你講他犯的或者心想的過錯，一點不在乎你聽了要起什麼反應，信口開河，就和他做下好事一樣，……他的觀念有限制，然而清楚，如若他生下來什麼也不知道，經驗卻教夠了他如若他讀書比不上另一個孩子，他倒好念自然……他隻知道說一種語言，然而說什麼算什麼。
引到這裡，我得趕緊加上一句，這和我們的作者毫不相幹，因為最近讀到曹禺先生《雷雨》的序，以為我“臆測劇中某些部分是承襲了Euripides的Hippolytus或Racine的Phédre的靈感”[6]。
實際，我要是說到《雷雨》的故事和二位先賢采用的故事相似，我還不至于蠢到(我憑信讀者的聰明)把一部傑作看成另一部傑
說到這裡，我們不由想起喬治桑，特别當她晚年，她把女性的品德擴展成人類的泛愛(唯其是女子，尤為難得)，她有一封信說到自己道： 你太愛文學這會毀了你，而你毀不了人類的愚。
至于我，可憐的親愛的愚，我不唯不恨，反而用母親的眼睛看着因為這是一個童年，而童年全屬神聖。
……你忘記了還有超于藝術之上的東西：例如智慧。
藝術再高，也隻是它的表現。
智慧含有一切：美麗，真實，良善，因而熱情。
它教我們觀看我們以外的更高尚的事物，教我們因思維和贊美而漸漸和它同化。
[3] 她的幸福就是接受人生，即令人生醜惡也罷。
然而沈從文先生，不像盧騷，不像喬治桑，在他的憂郁和同情之外，具有深湛的藝術自覺，猶如唐代傳奇的作者，用故事的本身來撼動，而自己從不出頭露面。
這是一串绮麗的碎夢，夢裡的男女全屬良民。
命運更是一陣微風，掀起裙裾飄帶，露出永生的本質——守本分者的面目，我是說，憂郁。
所有我這裡門外的徘徊，其實正是走進《籬下集》的準備。
[4]這不是一座迷宮，更不是一座公廨，然而我需要準備，因為我得放下我的俗念，理會這裡呈現的世界——一個終于帶來了新東西的世界，好比一棵老樹(人生)長出了一枝嫩芽，從你心頭興起一種新穎的喜悅。
我躊躇着。
心想怎樣開始，或者不如說，怎樣搜尋一個官感敏銳者所顯示的種種差異。
當我因沈從文先生的《題記》想到喬治桑那段信的時際，特别是她的“可憐的親愛的愚，我不唯不恨，反而用母親的眼睛看着因為這是一個童年，而童年全屬神聖”，我正想把這做為《籬下集》全書的注腳。
這是為童年或者童心未泯發出的動人的呼籲。
蕭乾先生站在弱者群裡，這群弱者同樣有權利和強者一同生存。
在弱者之中，兒童最屬無辜，最不為人解。
兒童和成人屬于兩種世界。
成人并不更壞，不幸心頭鎖滿了人世的坎坷他以為無路可走，兒童卻認做頭頭是道，因而分外悲哀。
兒童并不更好，這隻是一個兒童，生活是一團朦胧的氛圍，用天真體會繁難的世事，因而分外隔膜。
所以孩子“樂得直颠着身子”，而媽卻“咬着牙床說，你個沒心的燒豬!”說實話，當我讀完《籬下》和《俘虜》，甚至于《放逐》和《花子與老黃》，我覺得大人小孩都分有我的同情，我的憂郁和我的思維。
《放逐》的結尾雖說引起我道德的反感，我也得原宥那自私的寡婦，把孩子丢下走掉。
[5] 這就是作者特異的地方，他用力來體味全部的人生，不是傾心于一個現象，便抹殺掉另一個存在，最後弄出一個不公道的結論。
所以這是小說，不是童話，因為用的雖是簡短的篇幅，表現的卻是複雜的人生。
暗中活動的是母性細心的觀察。
不是童話，作者卻用一雙兒童的眼睛來看人事。
一個兒童攝進四周悲喜的現象，但是并不了解好似不了解，他用率真的單純給自己解說，如若沒有人幫他解說。
他的解說會出人意外地和成人不同，不同，卻又那樣準情合理。
不用說，他被忽略，被誤解，終于帶有一個反叛者的感覺，走向成年的世界。
猶如喬治桑，我們得尊敬這神聖的童年，然而和這過時的偉大女性一比，我們的小說家沾着何等沉重的污泥!他并不要飛向藍天的理想。
他用心叙述人世的參差，字裡行間不免透出郁積的不平。
這種忿慨，正是盧騷在《愛彌兒》(Émile)裡面反複陳說的正義。
這位著名的兒童律師，一時道： 自然要兒童在成年以前先做兒童。
如若我們心想改變這種程序，我們會弄出早熟的果實，不豐滿，欠味道，不過兩天也就爛了：我們弄到手的隻是年幼的博士，年老的兒童。
童年有自己的看法，想法和感覺的方式最不通理要算拿我們的一切去代替我甯願一個小孩子有五尺高，不願意他十歲上就有判斷力。
說實話，在他這年紀，理智有什麼用?它是力的缰勒，而兒童用不着這種缰勒。
一時他道： 他的樣子坦白而自由，絕非無理而虛榮：他的面孔唯其沒有貼過書本子，絕不垂在胸口你用不着對他講：擡起頭來!……不用妄想他說什麼好聽的話，……他會給你講他犯的或者心想的過錯，一點不在乎你聽了要起什麼反應，信口開河，就和他做下好事一樣，……他的觀念有限制，然而清楚，如若他生下來什麼也不知道，經驗卻教夠了他如若他讀書比不上另一個孩子，他倒好念自然……他隻知道說一種語言，然而說什麼算什麼。
引到這裡，我得趕緊加上一句，這和我們的作者毫不相幹，因為最近讀到曹禺先生《雷雨》的序，以為我“臆測劇中某些部分是承襲了Euripides的Hippolytus或Racine的Phédre的靈感”[6]。
實際，我要是說到《雷雨》的故事和二位先賢采用的故事相似，我還不至于蠢到(我憑信讀者的聰明)把一部傑作看成另一部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