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鬼·人》——巴金先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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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傑作必須内涵到了可以自為闡明。
莎士比亞沒有替他的戲劇另外說話，塞萬提斯(Cervantes)沒有替他的小說另外說話，他們的作品卻豐穎到人人可以說話，漫天漫野地說話。
然而談到現代作家，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是現代人，有題外說話的方便權利和必要。
一個現代人，具有複雜的生活和意義，不唯把自然給我們鑒賞，還要把自然揭穿了給我們認識。
所以，像巴金先生那樣的小說家，不幸生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滿腔熱血，不能從行動上得到自由，轉而從文字上圖謀精神上的解放。
甚至于有時在小說裡面，好像一匹不羁之馬，他們甯可犧牲藝術的完美，來滿足各自人性的動向。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下流行的小說，用力于說服讀者，所有藝術全在說服然而現下流行的小說，忘記藝術本身便是絕妙的宣傳，更想在藝術以外，用實際的利害說服讀者。
我們眼前推陳了許多精窳雜糅的作品，盡情于人性勝利的傾瀉，而這人性，又建築在各個作家自我的存在之上。
巴金先生的《神·鬼·人》，正好是這種傾向的最好的例證。
在《神》裡面，寫信的人(即是作者)告訴他朋友道：“記得我和你分别時，曾說過想掘發人性的話，那麼我不妨先從這長谷川君動手罷。
我總得想個法子把這人的心挖出來看一看。
”這裡從事于“掘發”的，不是一個研究科學的人，而是一個帶有成見的人。
不是科學者，巴金先生能夠帶着憐憫掘發他的人物。
他不那樣無情，然而他的信仰(不要忘記，他是有了信仰的人)同時指明人物的謬誤。
也許因為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科學者，他沒有把神寫到十足的完滿。
長谷川是一個渺小的可憐的存在，富有關于人類的興趣。
作者告訴我們：“這人讀過的書本真不算少呢。
……我真正有點糊塗起來，我禁不住要問那個熟讀了這許多書的人和這時在客室裡虔誠地念經的長谷川君怎麼能夠就是一個人呢?我找不着回答……”便是長谷川自己也說：“信了這宗教還是不久的事，以前我還是一個無神論者呢!”但是作者始終沒有把劇變的原因告訴我們，如若作者“找不着回答”，讀者并不因之多所原諒。
同樣地叙述悲劇的發展，最後到了“那悲劇的頂點馬上就會來的。
……結果一定是這樣的：他抱了最後的勇氣一步跳進深淵裡去。
這便是那快到來的悲劇的頂點罷。
”于是《神》便結束了。
巴金先生不能看下去，忍受下去了，他的理智不能克制他的情感，然而讀者，不似他那樣易于動情，偏要看見“那悲劇的頂點”，因為隻有這樣一來，故事才叫圓滿。
這不能算做《神》的缺陷。
任何作品推不開作者的性情。
我們所應接受的，是他所已給我們的，不是他所未曾給我們的。
我們根據他所給的一切立論。
進而推衍他所未曾給的一切。
易蔔生的社會問題劇同樣不給我們答案，因為答案盡可自由意會，不必強人相就。
《神》的真正的缺陷，卻在這裡隻是片面的觀察，深而不廣，靜而少變。
這是一個無神論者的觀察，在态度上已經是一種扞格而這無神論者，仿佛一個道婆，唠叨着一個重三疊四的心理現象而這現象，仿佛一灘死水，沒有回旋曲折——說實話，沒有事變(不是沒有故事)發生。
這裡或許受了日本小說的影響。
我們東鄰的文學創作有的是新奇，有的是小巧，有的是平淡，有的是趣味，有的是體會。
然而就是缺乏一切做成偉大文學的更有力的成分[1]。
巴金先生的熱情和信仰從日本的暗示救出他自己。
即使有虧于造型的條件，《神》也擁有一個更深厚的人性在。
所有《神》的遺憾，第二篇《鬼》彌補了起來。
這裡是一個人的自述，從現時折往回憶，從回憶又折到現時。
平靜的海水開始，洶湧的海水收尾，二者借來象征人生内心的掙紮，形成全篇完美的結構。
我們知道了堀口的性格，環境，教育，以及一切發展成為他精神存在的條件。
他的轉變是自然的，他的性格先就決定了他的未來。
這是一個良弱，良而且弱，猶如長谷川是一個良弱。
堀口不及他的情人，“男的醉在目前的景象裡，而女的卻放縱般地夢想着将來的幸福”。
他不會為情而死，他缺乏理想，以及為理想而奮鬥的力量。
一個可憐蟲，充滿了精神上的騷動。
他那一線的犧牲禁不住幾番風吹雨打的夢魇。
我們的世界有的是這類良弱。
但是如若有人問我，“你歡喜三篇那一篇?”我将質直地答曰：《人》。
這不像一篇小說也罷，反正我選了它，我并不失悔。
為什麼?敢請回身問問各自的日本朋友。
猶如作者去年立下的誓，談到這一篇，我甘願把自己貶入沉默。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選自《咀華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 [1]我承認我的偏頗，“日本通”一定會把我看做愚昧。
我的印象完全根據的是翻譯，自然不能算作健全。
然而，無論如何，這是我的印象。
《神》的毛病不在所受日本小說的影響，如若我的印象不算正确。
不過這推翻不了《神》的缺陷單調。
作者應當多從幾方面來觀察。
莎士比亞沒有替他的戲劇另外說話，塞萬提斯(Cervantes)沒有替他的小說另外說話，他們的作品卻豐穎到人人可以說話，漫天漫野地說話。
然而談到現代作家，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是現代人，有題外說話的方便權利和必要。
一個現代人，具有複雜的生活和意義，不唯把自然給我們鑒賞，還要把自然揭穿了給我們認識。
所以，像巴金先生那樣的小說家，不幸生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滿腔熱血，不能從行動上得到自由，轉而從文字上圖謀精神上的解放。
甚至于有時在小說裡面，好像一匹不羁之馬，他們甯可犧牲藝術的完美，來滿足各自人性的動向。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下流行的小說，用力于說服讀者，所有藝術全在說服然而現下流行的小說，忘記藝術本身便是絕妙的宣傳，更想在藝術以外，用實際的利害說服讀者。
我們眼前推陳了許多精窳雜糅的作品，盡情于人性勝利的傾瀉，而這人性，又建築在各個作家自我的存在之上。
巴金先生的《神·鬼·人》，正好是這種傾向的最好的例證。
在《神》裡面，寫信的人(即是作者)告訴他朋友道：“記得我和你分别時，曾說過想掘發人性的話，那麼我不妨先從這長谷川君動手罷。
我總得想個法子把這人的心挖出來看一看。
”這裡從事于“掘發”的，不是一個研究科學的人，而是一個帶有成見的人。
不是科學者，巴金先生能夠帶着憐憫掘發他的人物。
他不那樣無情，然而他的信仰(不要忘記，他是有了信仰的人)同時指明人物的謬誤。
也許因為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科學者，他沒有把神寫到十足的完滿。
長谷川是一個渺小的可憐的存在，富有關于人類的興趣。
作者告訴我們：“這人讀過的書本真不算少呢。
……我真正有點糊塗起來，我禁不住要問那個熟讀了這許多書的人和這時在客室裡虔誠地念經的長谷川君怎麼能夠就是一個人呢?我找不着回答……”便是長谷川自己也說：“信了這宗教還是不久的事，以前我還是一個無神論者呢!”但是作者始終沒有把劇變的原因告訴我們，如若作者“找不着回答”，讀者并不因之多所原諒。
同樣地叙述悲劇的發展，最後到了“那悲劇的頂點馬上就會來的。
……結果一定是這樣的：他抱了最後的勇氣一步跳進深淵裡去。
這便是那快到來的悲劇的頂點罷。
”于是《神》便結束了。
巴金先生不能看下去，忍受下去了，他的理智不能克制他的情感，然而讀者，不似他那樣易于動情，偏要看見“那悲劇的頂點”，因為隻有這樣一來，故事才叫圓滿。
這不能算做《神》的缺陷。
任何作品推不開作者的性情。
我們所應接受的，是他所已給我們的，不是他所未曾給我們的。
我們根據他所給的一切立論。
進而推衍他所未曾給的一切。
易蔔生的社會問題劇同樣不給我們答案，因為答案盡可自由意會，不必強人相就。
《神》的真正的缺陷，卻在這裡隻是片面的觀察，深而不廣，靜而少變。
這是一個無神論者的觀察，在态度上已經是一種扞格而這無神論者，仿佛一個道婆，唠叨着一個重三疊四的心理現象而這現象，仿佛一灘死水，沒有回旋曲折——說實話，沒有事變(不是沒有故事)發生。
這裡或許受了日本小說的影響。
我們東鄰的文學創作有的是新奇，有的是小巧，有的是平淡，有的是趣味，有的是體會。
然而就是缺乏一切做成偉大文學的更有力的成分[1]。
巴金先生的熱情和信仰從日本的暗示救出他自己。
即使有虧于造型的條件，《神》也擁有一個更深厚的人性在。
所有《神》的遺憾，第二篇《鬼》彌補了起來。
這裡是一個人的自述，從現時折往回憶，從回憶又折到現時。
平靜的海水開始，洶湧的海水收尾，二者借來象征人生内心的掙紮，形成全篇完美的結構。
我們知道了堀口的性格，環境，教育，以及一切發展成為他精神存在的條件。
他的轉變是自然的，他的性格先就決定了他的未來。
這是一個良弱，良而且弱，猶如長谷川是一個良弱。
堀口不及他的情人，“男的醉在目前的景象裡，而女的卻放縱般地夢想着将來的幸福”。
他不會為情而死，他缺乏理想，以及為理想而奮鬥的力量。
一個可憐蟲，充滿了精神上的騷動。
他那一線的犧牲禁不住幾番風吹雨打的夢魇。
我們的世界有的是這類良弱。
但是如若有人問我，“你歡喜三篇那一篇?”我将質直地答曰：《人》。
這不像一篇小說也罷，反正我選了它，我并不失悔。
為什麼?敢請回身問問各自的日本朋友。
猶如作者去年立下的誓，談到這一篇，我甘願把自己貶入沉默。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選自《咀華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 [1]我承認我的偏頗，“日本通”一定會把我看做愚昧。
我的印象完全根據的是翻譯，自然不能算作健全。
然而，無論如何，這是我的印象。
《神》的毛病不在所受日本小說的影響，如若我的印象不算正确。
不過這推翻不了《神》的缺陷單調。
作者應當多從幾方面來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