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三部曲》——巴金先生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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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為愛情是不死的，因為情感永生他們的愛情是不死的，因為愛情是不死的。
他沉溺在愛情的海裡。
表面上他有了大改變。
他從女子那裡得到勇氣，又要用這勇氣來救她。
“他把拯救一個女人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頭上，覺得這要比為人類謀幸福的工作還要踏實得多。
”他沒有李佩珠聰明，别瞧這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女孩子，她曉得愛情隻是一陣陶醉。
而且甚于陶醉，愛情是幻滅。
人生的形象無時不在變動，愛情無時不在變動。
但是，這究竟是一付藥吳仁民有一個強壯的身體和性格周如水(《霧》的主角)敵不住病，也敵不住藥吳仁民沒有自誤，也沒有自殺，他終于成熟了，他從人生的《雨》跋涉到人生的《電》。
來在《電》的同志中間，吳仁民幾乎成為一個長者。
他已經走出學徒的時期。
他從傳統秉承的氣質漸漸返回淳樸的境地。
從前他是《雨》的主角，然而他不是一個完人，一個英雄。
作者絕不因為厚愛而有所文飾。
他不像周如水那麼完全沒有出息，也不像陳真那樣完全超凡入聖：他是一個好人又是一個壞人，換句話，一個人情之中的富有可能性者。
有時我問自己，《雨》的成功是否由于具有這樣一個中心人物。
我怕是的。
這正是現代類似巴金先生這樣小說家的悲劇。
現代小說家一個共同的理想是，怎樣扔開以個人為中心的傳統寫法，達到小說最高的效果。
他們要小說社會化，群衆化，平均化。
他們不要英雄，做到了他們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
關鍵未嘗不在，小說甚于任何其他文學種别，建在特殊的人性之上，讀者一個共同的興趣之上：這裡要有某人。
也就是在這同樣的要求之下，讀者的失望決定《電》的命運。
《霧》的失敗由于窳陋，《電》的失敗由于紊亂。
然而紊亂究竟強似窳陋。
而且，我敢說，作者叙事的本領，在《電》裡比在《雨》裡還要得心應手。
不是我有意俏皮，讀者的眼睛實在追不上巴金先生的筆的。
然而，回到我方才的觀察。
吳仁民在《電》裡成為一個長者。
他有了經驗經驗增進他的同情絕望作成他的和平。
直到如今，我們還聽見關于革命與戀愛的可笑的言論。
沒有比這再可笑的現象了：把一個理想的要求和一個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
戀愛含有精神的活動，然而即令雪萊(Shelly)再世，也不能否認戀愛屬于本能的需要。
如果革命是高貴的，戀愛至少也是自然的。
我們應當聽其自然。
那麼，革命者應當戀愛——和别人一樣?明臨死吐出他一向的疑問道：“我們有沒有這——權利?”義務的觀念磨難着他。
吳仁民安慰他而且解釋道： 為什麼你要疑惑呢?個人的幸福不一定是和群體的幸福沖突的。
愛并不是一個罪過。
在這一點我們和别的人不能夠有什麼大的差别。
在理論的發展上，這愛情的三部曲實際在這裡得到了它最後的答案。
答案的一個例子是戀愛至上主義者的慧，永久唱着她的歌： 我知道我活着的時候不會多了， 我就應該活它一個痛快。
另一個更其圓滿——更其理想的例子，便是吳仁民與李佩珠的結合。
我得請讀者多看一眼《電》的第六章，這一章寫的那樣真實，而又那樣自然，這裡是兩個有同一信仰的男女攏在一起，我幾乎要說兩位領袖攜手前行。
戀愛增加他們的勇氣，讓他們忘記四周的危險。
他們有的是希望：“明天的太陽一定會照常升起來的。
”即使對于他們明天一切全不存在，他們的信仰也不會因而動搖。
我不怕……我有信仰。
這不正同作者在另一篇序裡說的：“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不謀而合嗎?我不曉得他們的信仰是否相同，然而全有信仰，不是嗎?幸福的人們，幸福的巴金先生。
(選自《咀華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 [1]原載1935年11月3日《大公報·文藝》第36期，後收入《咀華集》。
[2]“沒有讀過一本關于文學的書”，巴金先生真正幸運，不一定是文學，然而正不能因此輕視文學，或者關于文學，或者“關于文學的書”。
文學或者“關于文學的書”屬于知識，知識可以幫忙，如若不能創造。
巴金先生這幾行字是真實的自白，然而也是謙.?.，謙?，便含有不少驕傲的成分。
[3]用一個笨拙的比喻，讀茅盾先生的文章，我們像上山，沿路有的是瑰麗的奇景，然而腳底下也有的是絆腳的石子讀巴金先生的文章，我們像泛舟，順流而下，有時連收帆停駛的功夫也不給。
他沉溺在愛情的海裡。
表面上他有了大改變。
他從女子那裡得到勇氣，又要用這勇氣來救她。
“他把拯救一個女人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頭上，覺得這要比為人類謀幸福的工作還要踏實得多。
”他沒有李佩珠聰明，别瞧這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女孩子，她曉得愛情隻是一陣陶醉。
而且甚于陶醉，愛情是幻滅。
人生的形象無時不在變動，愛情無時不在變動。
但是，這究竟是一付藥吳仁民有一個強壯的身體和性格周如水(《霧》的主角)敵不住病，也敵不住藥吳仁民沒有自誤，也沒有自殺，他終于成熟了，他從人生的《雨》跋涉到人生的《電》。
來在《電》的同志中間，吳仁民幾乎成為一個長者。
他已經走出學徒的時期。
他從傳統秉承的氣質漸漸返回淳樸的境地。
從前他是《雨》的主角，然而他不是一個完人，一個英雄。
作者絕不因為厚愛而有所文飾。
他不像周如水那麼完全沒有出息，也不像陳真那樣完全超凡入聖：他是一個好人又是一個壞人，換句話，一個人情之中的富有可能性者。
有時我問自己，《雨》的成功是否由于具有這樣一個中心人物。
我怕是的。
這正是現代類似巴金先生這樣小說家的悲劇。
現代小說家一個共同的理想是，怎樣扔開以個人為中心的傳統寫法，達到小說最高的效果。
他們要小說社會化，群衆化，平均化。
他們不要英雄，做到了他們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
關鍵未嘗不在，小說甚于任何其他文學種别，建在特殊的人性之上，讀者一個共同的興趣之上：這裡要有某人。
也就是在這同樣的要求之下，讀者的失望決定《電》的命運。
《霧》的失敗由于窳陋，《電》的失敗由于紊亂。
然而紊亂究竟強似窳陋。
而且，我敢說，作者叙事的本領，在《電》裡比在《雨》裡還要得心應手。
不是我有意俏皮，讀者的眼睛實在追不上巴金先生的筆的。
然而，回到我方才的觀察。
吳仁民在《電》裡成為一個長者。
他有了經驗經驗增進他的同情絕望作成他的和平。
直到如今，我們還聽見關于革命與戀愛的可笑的言論。
沒有比這再可笑的現象了：把一個理想的要求和一個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
戀愛含有精神的活動，然而即令雪萊(Shelly)再世，也不能否認戀愛屬于本能的需要。
如果革命是高貴的，戀愛至少也是自然的。
我們應當聽其自然。
那麼，革命者應當戀愛——和别人一樣?明臨死吐出他一向的疑問道：“我們有沒有這——權利?”義務的觀念磨難着他。
吳仁民安慰他而且解釋道： 為什麼你要疑惑呢?個人的幸福不一定是和群體的幸福沖突的。
愛并不是一個罪過。
在這一點我們和别的人不能夠有什麼大的差别。
在理論的發展上，這愛情的三部曲實際在這裡得到了它最後的答案。
答案的一個例子是戀愛至上主義者的慧，永久唱着她的歌： 我知道我活着的時候不會多了， 我就應該活它一個痛快。
另一個更其圓滿——更其理想的例子，便是吳仁民與李佩珠的結合。
我得請讀者多看一眼《電》的第六章，這一章寫的那樣真實，而又那樣自然，這裡是兩個有同一信仰的男女攏在一起，我幾乎要說兩位領袖攜手前行。
戀愛增加他們的勇氣，讓他們忘記四周的危險。
他們有的是希望：“明天的太陽一定會照常升起來的。
”即使對于他們明天一切全不存在，他們的信仰也不會因而動搖。
我不怕……我有信仰。
這不正同作者在另一篇序裡說的：“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不謀而合嗎?我不曉得他們的信仰是否相同，然而全有信仰，不是嗎?幸福的人們，幸福的巴金先生。
(選自《咀華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 [1]原載1935年11月3日《大公報·文藝》第36期，後收入《咀華集》。
[2]“沒有讀過一本關于文學的書”，巴金先生真正幸運，不一定是文學，然而正不能因此輕視文學，或者關于文學，或者“關于文學的書”。
文學或者“關于文學的書”屬于知識，知識可以幫忙，如若不能創造。
巴金先生這幾行字是真實的自白，然而也是謙.?.，謙?，便含有不少驕傲的成分。
[3]用一個笨拙的比喻，讀茅盾先生的文章，我們像上山，沿路有的是瑰麗的奇景，然而腳底下也有的是絆腳的石子讀巴金先生的文章，我們像泛舟，順流而下，有時連收帆停駛的功夫也不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