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三部曲》——巴金先生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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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林”，成為後人了解今日激變中若幹形态的一種史料。
巴金先生翼護他的作品，純粹因為它們象征社會運動的意義： 我寫文章不過是消費自己的青年的生命，浪費自己的活力，我的文章吸吮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我卻不能夠禁止它。
社會現象像一根鞭子在驅使我，要我拿起筆。
但是我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情使我不能甘心，我要掙紮。
(《将軍》) 在另一篇序内，他開門見山就道： 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
(《滅亡》) 記住他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我們更可以了解他的作品，教訓(不是道德的，卻是向上的)，背景，和他不重視文學而鐘愛自己作品的原因： 我從來沒有膽量說我的文章寫得好，但我對于自己的文章總不免有點偏愛，每次在一本書出版時我總愛寫一些自己解釋的話。
(《萌芽》) 也正因為這裡完全基于他對于人生的态度，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物充滿他的靈魂，而他的靈魂整個化入它們的存在。
左拉(E.Zola)對茅盾先生有重大的影響，對巴金先生有相當的影響但是左拉，受了科學和福樓拜(C.Flaubert)過多的暗示，比較趨重客觀的觀察，雖說他自己原該成功一位抒情的詩人。
巴金先生缺乏左拉客觀的方法，但是比左拉還要熱情。
在這一點上，他又近似喬治桑(GeorgeSand)。
喬治桑把她女性的泛愛放進她的作品她鐘愛她創造的人物她是抒情的，理想的她要救世，要人人分到她的心。
巴金先生同樣把自己放進他的小說：他的情緒，他的愛憎，他的思想，他全部的精神生活。
正如他所謂： 這書裡所叙述的并沒有一件是我自己的事(雖然有許多事都是我見到過，聽說過的)，然而橫貫全書的悲哀卻是我自己的悲哀。
(《滅亡》) 這種“橫貫全書的悲哀”，是他自己的悲哀，但是悲哀，樂觀的喬治桑卻絕不承受。
悲哀是現實的，屬于伊甸園外的人間。
喬治桑仿佛一個富翁，把她的幸福施舍給她的同類巴金先生仿佛一個窮人，要為同類争來等量的幸福。
他寫一個英雄，實際要寫無數的英雄他的英雄炸死一個對方，其實是要炸死對方代表的全部制度。
人力有限，所以悲哀不可避免希望無窮，所以奮鬥必須繼續。
悲哀不是絕望。
巴金先生有的是悲哀，他的人物有的是悲哀，但是光明亮在他們的眼前，火把燃在他們的心底，他們從不絕望。
他們和我們同樣是人，然而到了犧牲自己的時節，他們沒有一個會是弱者。
不是弱者，他們卻那樣易于感動。
感動到了極點，他們忘掉自己，不顧利害，搶先做那視死如歸的勇士。
這群率真的志士，什麼也看到想到，就是不為自己設想。
但是他們禁不住生理的要求：他們得活着，活着完成人類的使命他們得愛着，愛着滿足本能的沖動。
活要有意義愛要不妨害正義。
此外統是多餘，虛僞，世俗，換句話，羁縛。
從《霧》到《雨》，從《雨》到《電》，正是由皮而肉，由肉而核，一步一步剝進作者思想的中心。
《霧》的對象是遲疑，《雨》的對象是矛盾，《電》的對象是行動。
其實悲哀隻是熱情的另一面，我曾經用了好幾次“熱情”的字樣，如今我們不妨過細推敲一番。
沒有東西可以阻止熱情，除非作者自己冷了下來，好比急流，除非源頭自己幹涸。
中國克臘西克的理想是“不逾矩”，理智和情感合而為一，這不是一樁容易事，這也不是巴金先生所要的東西。
熱情使他本能地認識公道，使他本能地知所愛惡，使他本能地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他不要駕馭他的熱情聰明絕頂，他順其勢而導之，或者熱情因其性而導之，随你怎樣說都成。
他真正可以說： 我寫文章如同生活。
(《雨》) 他生活在熱情裡面，熱情做成他叙述的流暢。
你可以想象他行文的迅速。
有的流暢是幾經雕琢的效果，有的是自然而然的氣勢。
在這二者之間，巴金先生的文筆似乎屬于後者。
他不用風格，熱情就是他的風格。
好時節，你一口氣讀下去壞時節，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過去。
這裡未嘗沒有毛病，你正要注目，卻已經卷進下文。
茅盾先生缺乏巴金先生行文的自然他給字句裝了過多的物事，東一件，西一件，疙裡疙瘩地刺眼這比巴金先生的文筆結實，然而疙裡疙瘩。
[3]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今日的兩大小說家，都不長于描寫。
茅盾先生拙于措辭，因為他沿路随手撿拾巴金先生卻是熱情不容他描寫，因為描寫的工作比較冷靜
巴金先生翼護他的作品，純粹因為它們象征社會運動的意義： 我寫文章不過是消費自己的青年的生命，浪費自己的活力，我的文章吸吮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我卻不能夠禁止它。
社會現象像一根鞭子在驅使我，要我拿起筆。
但是我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情使我不能甘心，我要掙紮。
(《将軍》) 在另一篇序内，他開門見山就道： 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
(《滅亡》) 記住他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我們更可以了解他的作品，教訓(不是道德的，卻是向上的)，背景，和他不重視文學而鐘愛自己作品的原因： 我從來沒有膽量說我的文章寫得好，但我對于自己的文章總不免有點偏愛，每次在一本書出版時我總愛寫一些自己解釋的話。
(《萌芽》) 也正因為這裡完全基于他對于人生的态度，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物充滿他的靈魂，而他的靈魂整個化入它們的存在。
左拉(E.Zola)對茅盾先生有重大的影響，對巴金先生有相當的影響但是左拉，受了科學和福樓拜(C.Flaubert)過多的暗示，比較趨重客觀的觀察，雖說他自己原該成功一位抒情的詩人。
巴金先生缺乏左拉客觀的方法，但是比左拉還要熱情。
在這一點上，他又近似喬治桑(GeorgeSand)。
喬治桑把她女性的泛愛放進她的作品她鐘愛她創造的人物她是抒情的，理想的她要救世，要人人分到她的心。
巴金先生同樣把自己放進他的小說：他的情緒，他的愛憎，他的思想，他全部的精神生活。
正如他所謂： 這書裡所叙述的并沒有一件是我自己的事(雖然有許多事都是我見到過，聽說過的)，然而橫貫全書的悲哀卻是我自己的悲哀。
(《滅亡》) 這種“橫貫全書的悲哀”，是他自己的悲哀，但是悲哀，樂觀的喬治桑卻絕不承受。
悲哀是現實的，屬于伊甸園外的人間。
喬治桑仿佛一個富翁，把她的幸福施舍給她的同類巴金先生仿佛一個窮人，要為同類争來等量的幸福。
他寫一個英雄，實際要寫無數的英雄他的英雄炸死一個對方，其實是要炸死對方代表的全部制度。
人力有限，所以悲哀不可避免希望無窮，所以奮鬥必須繼續。
悲哀不是絕望。
巴金先生有的是悲哀，他的人物有的是悲哀，但是光明亮在他們的眼前，火把燃在他們的心底，他們從不絕望。
他們和我們同樣是人，然而到了犧牲自己的時節，他們沒有一個會是弱者。
不是弱者，他們卻那樣易于感動。
感動到了極點，他們忘掉自己，不顧利害，搶先做那視死如歸的勇士。
這群率真的志士，什麼也看到想到，就是不為自己設想。
但是他們禁不住生理的要求：他們得活着，活着完成人類的使命他們得愛着，愛着滿足本能的沖動。
活要有意義愛要不妨害正義。
此外統是多餘，虛僞，世俗，換句話，羁縛。
從《霧》到《雨》，從《雨》到《電》，正是由皮而肉，由肉而核，一步一步剝進作者思想的中心。
《霧》的對象是遲疑，《雨》的對象是矛盾，《電》的對象是行動。
其實悲哀隻是熱情的另一面，我曾經用了好幾次“熱情”的字樣，如今我們不妨過細推敲一番。
沒有東西可以阻止熱情，除非作者自己冷了下來，好比急流，除非源頭自己幹涸。
中國克臘西克的理想是“不逾矩”，理智和情感合而為一，這不是一樁容易事，這也不是巴金先生所要的東西。
熱情使他本能地認識公道，使他本能地知所愛惡，使他本能地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他不要駕馭他的熱情聰明絕頂，他順其勢而導之，或者熱情因其性而導之，随你怎樣說都成。
他真正可以說： 我寫文章如同生活。
(《雨》) 他生活在熱情裡面，熱情做成他叙述的流暢。
你可以想象他行文的迅速。
有的流暢是幾經雕琢的效果，有的是自然而然的氣勢。
在這二者之間，巴金先生的文筆似乎屬于後者。
他不用風格，熱情就是他的風格。
好時節，你一口氣讀下去壞時節，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過去。
這裡未嘗沒有毛病，你正要注目，卻已經卷進下文。
茅盾先生缺乏巴金先生行文的自然他給字句裝了過多的物事，東一件，西一件，疙裡疙瘩地刺眼這比巴金先生的文筆結實，然而疙裡疙瘩。
[3]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今日的兩大小說家，都不長于描寫。
茅盾先生拙于措辭，因為他沿路随手撿拾巴金先生卻是熱情不容他描寫，因為描寫的工作比較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