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三部曲》——巴金先生作[1]
關燈
小
中
大
進去,唯唯固非,否否亦非,輾轉其間,大有生死兩難之慨。
屬于同一時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現實的沾著,人世的利害。
我能看他們和我看古人那樣一塵不染,一波不興嗎?對一今人,甚乎對于古人,我的标準阻礙我和他們的認識。
用同一的尺度觀察廢名先生和巴金先生,我必須犧牲其中之一,因為廢名先生單自成為一個境界,猶如巴金先生單自成為一種力量。
人世應當有廢名先生那樣的隐士,更應當有巴金先生那樣的戰士。
一個把哲理給我們,一個把青春給我們。
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極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極必反的熱,然而同樣合于人性。
臨到批評這兩位作家的時節,我們首先理應自行繳械,把辭句、文法、藝術、文學等等武裝解除,然後赤手空拳,照準他們的态度迎了上去。
通常我們濫用字句,特别是抽象的字句,往往因而失卻各自完整的意義。
例如:“态度”,一個人對于人生的表示,一種内外一緻的必然的作用,一種由精神而影響到生活,由生活而影響到精神的一貫的活動,形成我們人世彼此最大的扞格。
了解廢名先生,我們必須認識他對于人生的态度了解巴金先生,我們尤其需要了解他對于人生的态度,唯其巴金先生擁有衆多的讀者,二十歲上下的熱情的男女青年。
所謂态度,不是對事,更不是對人,而是對全社會或全人生的一種全人格的反映。
我說“全”,因為作者采取某種态度,不為應付某樁事或某個人: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無不見擯。
例如巴金先生,用他人物的術語,他的愛是為了人類,他的憎是為了制度。
明白這一點,我們才可以讀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誤會他所有的忿激。
勿怪乎在禁止銷售的《萌芽》的序内,作者申訴道: 那些批評者無論是贊美或責備我,他們總走不出一個同樣的圈子:他們摘出小說裡面的一段事實或者一個人的說話就當作我的思想來解剖批判。
他們從不想把我的小說當作一個整塊的東西來觀察研究。
就譬如他們要認識現在的社會,他們忽略了整個的社會事實,單去抓住一兩個人,從這一兩個人的思想和行動就判定現在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這不是很可笑的嗎? 我說他的讀者大半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
從天真到世故這段人生的路程,最值得一個人留戀:這裡是希望,信仰,熱誠,戀愛,寂寞,痛苦,幻滅種種色相可愛的交織。
巴金先生是幸福的,因為他的人物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而他的讀者也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
他的心燃起他們的心。
他的感受正是他們悒郁不宣的感受。
他們都才從舊家庭的囚籠打出,來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們有憧憬的心,沸騰的血,過剩的力他們需要工作,不是為工作,不是為自己(實際是為自己),是為一個更高尚的理想,一樁不可企及的事業(還有比拯救全人類更高尚的理想,比犧牲自己更不可企及的事業?)而酷虐的社會——一個時時刻刻講求苟安的傳統的勢力——不容他們有所作為,而社會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惡。
這些走投無路,彷徨歧途春情發動的純潔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情,鼓勵,安慰他們沒有老年人的經驗,哲學,一種潦倒的自嘲他們急于看見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戰鬥,同時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見自己掙紮,感到初入世被犧牲的英勇。
于是巴金先生來了,巴金先生和他熱情的作品來了。
你可以想象那樣一群青年男女,怎樣抱住他的小說,例如《雨》,和《雨》裡的人物一起哭笑。
還有比這更需要的!更适宜的!更那麼說不出來地說出他們的願望的。
沒有一個作家不鐘愛自己的著述,但是沒有一個作家像巴金先生那樣鐘愛他的作品。
讀一下所有他的序跋,你便可以明白那種母愛的一往情深。
他會告訴你,他蔑視文學: 文學是什麼?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終就不曾想知道過。
大學裡有關于文學的種種課程,書店裡有種種關于文學的書籍,然而這一切在轎夫仆人中間是不存在的。
……我寫過一些小說,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些小說是不會被列入文學之林的。
因為我自己就沒有讀過一本關于文學的書。
[2] (《将軍》) 你不必睬理他這種類似的憤慨。
他是有所為而發他在挖苦那類為藝術而藝術的苦修士,或者說淺顯些,把人生和藝術分開的大學教授。
他完全有理——直覺的情感的理。
但是,如若藝術是社會的反映,如若文學是人生的寫照,如若藝術和人生雖二猶一,則巴金先生的小說,不管他怎樣孩子似的執拗,是要“被列入文
屬于同一時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現實的沾著,人世的利害。
我能看他們和我看古人那樣一塵不染,一波不興嗎?對一今人,甚乎對于古人,我的标準阻礙我和他們的認識。
用同一的尺度觀察廢名先生和巴金先生,我必須犧牲其中之一,因為廢名先生單自成為一個境界,猶如巴金先生單自成為一種力量。
人世應當有廢名先生那樣的隐士,更應當有巴金先生那樣的戰士。
一個把哲理給我們,一個把青春給我們。
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極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極必反的熱,然而同樣合于人性。
臨到批評這兩位作家的時節,我們首先理應自行繳械,把辭句、文法、藝術、文學等等武裝解除,然後赤手空拳,照準他們的态度迎了上去。
通常我們濫用字句,特别是抽象的字句,往往因而失卻各自完整的意義。
例如:“态度”,一個人對于人生的表示,一種内外一緻的必然的作用,一種由精神而影響到生活,由生活而影響到精神的一貫的活動,形成我們人世彼此最大的扞格。
了解廢名先生,我們必須認識他對于人生的态度了解巴金先生,我們尤其需要了解他對于人生的态度,唯其巴金先生擁有衆多的讀者,二十歲上下的熱情的男女青年。
所謂态度,不是對事,更不是對人,而是對全社會或全人生的一種全人格的反映。
我說“全”,因為作者采取某種态度,不為應付某樁事或某個人: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無不見擯。
例如巴金先生,用他人物的術語,他的愛是為了人類,他的憎是為了制度。
明白這一點,我們才可以讀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誤會他所有的忿激。
勿怪乎在禁止銷售的《萌芽》的序内,作者申訴道: 那些批評者無論是贊美或責備我,他們總走不出一個同樣的圈子:他們摘出小說裡面的一段事實或者一個人的說話就當作我的思想來解剖批判。
他們從不想把我的小說當作一個整塊的東西來觀察研究。
就譬如他們要認識現在的社會,他們忽略了整個的社會事實,單去抓住一兩個人,從這一兩個人的思想和行動就判定現在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這不是很可笑的嗎? 我說他的讀者大半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
從天真到世故這段人生的路程,最值得一個人留戀:這裡是希望,信仰,熱誠,戀愛,寂寞,痛苦,幻滅種種色相可愛的交織。
巴金先生是幸福的,因為他的人物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而他的讀者也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
他的心燃起他們的心。
他的感受正是他們悒郁不宣的感受。
他們都才從舊家庭的囚籠打出,來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們有憧憬的心,沸騰的血,過剩的力他們需要工作,不是為工作,不是為自己(實際是為自己),是為一個更高尚的理想,一樁不可企及的事業(還有比拯救全人類更高尚的理想,比犧牲自己更不可企及的事業?)而酷虐的社會——一個時時刻刻講求苟安的傳統的勢力——不容他們有所作為,而社會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惡。
這些走投無路,彷徨歧途春情發動的純潔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情,鼓勵,安慰他們沒有老年人的經驗,哲學,一種潦倒的自嘲他們急于看見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戰鬥,同時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見自己掙紮,感到初入世被犧牲的英勇。
于是巴金先生來了,巴金先生和他熱情的作品來了。
你可以想象那樣一群青年男女,怎樣抱住他的小說,例如《雨》,和《雨》裡的人物一起哭笑。
還有比這更需要的!更适宜的!更那麼說不出來地說出他們的願望的。
沒有一個作家不鐘愛自己的著述,但是沒有一個作家像巴金先生那樣鐘愛他的作品。
讀一下所有他的序跋,你便可以明白那種母愛的一往情深。
他會告訴你,他蔑視文學: 文學是什麼?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終就不曾想知道過。
大學裡有關于文學的種種課程,書店裡有種種關于文學的書籍,然而這一切在轎夫仆人中間是不存在的。
……我寫過一些小說,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些小說是不會被列入文學之林的。
因為我自己就沒有讀過一本關于文學的書。
[2] (《将軍》) 你不必睬理他這種類似的憤慨。
他是有所為而發他在挖苦那類為藝術而藝術的苦修士,或者說淺顯些,把人生和藝術分開的大學教授。
他完全有理——直覺的情感的理。
但是,如若藝術是社會的反映,如若文學是人生的寫照,如若藝術和人生雖二猶一,則巴金先生的小說,不管他怎樣孩子似的執拗,是要“被列入文